宋代书院的教育特点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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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书院的教育特点及其意义
宋代书院在教育及教学管理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
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
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在南宋先后三次由官府增置学田。
第一次在淳熙七年(1180年),始置学田870亩;第二次在淳熙十年(1183年),置办700亩;第三次在嘉定十四年(1221年),置办学田300亩。
书院总共拥有学田1870亩。
岳麓书院在绍熙五年(1194年),官府一次就拨给学田50顷,书院学生日给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
像浙东一代的富庶地区,则常有巨商赞助书院。
东阳(今浙江金华)郭氏累代出资创办书院,家拨良田数百亩用于养士,其子孙后代先后设立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南湖书院。
浙东的杜州六先生书院,也是私人出资办学,设有先圣碑亭、礼殿、讲堂、生员六宅、慈湖祠、书库、门廊、庖湢,书院内部设施十分完善,办学条件也很优越。
第二,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
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
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
北宋的书院除了山长之外,其他教学管理辅助人员的设置很少。
南宋书院,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的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
以金陵的明道书院为例,除设山长一员总负教养之责外,斋舍六堂各设堂长一员,分司其职。
此外还有讲书、堂录、堂宾、直学、讲宾、司计、掌书、掌祠、医谕和职事生员协助管理。
教职人员的名目达十余种之多。
书院教职人员人数的扩大和分工管理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书院教育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是书院教学管理形式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一个方面。
第三、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
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
例如朱熹的学生黄干在白鹿洞书院讲《易经》乾坤二卦,山南山北的人士都来听讲。
白鹿洞书院后来还拨出一笔专款,用来接待四方来求学的人,并有专人负责招待。
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例如在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时候,就曾经邀请朱熹到书院讲学月余。
讲学甚至包括不同学派的学者。
南宋鹅湖书院就曾同时邀请朱熹和陆九渊来讲学,
二人观点对立,辩论相当激烈。
朱熹在观点上坚持己见,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他很欣赏陆九渊的《论语》研究,又将陆九渊请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论语》,还将他的讲义刊刻在石碑上,供书院长久学习。
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也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
讲会是书院的重大教学研究活动,讲会不仅有本院教师讲学,也聘请社会名流或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参讲。
各地书院甚至建立了互通声讯的联络制度,事先商定日期,明确讲会主题,届时各地学者不远千里赴会,并有隆重的仪式。
讲会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第四、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
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
朱熹就大量涉及读书方法的指导,以他的读书法六条为代表。
元代程端礼曾任江东书院山长,他撰有《读书分年日程》,从幼儿到成年,次序分明,是古代一个详尽的自学大纲。
书院教学还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
朱熹说:“读书需有疑。
”“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
书院也有学规,但这种学规更侧重引导激励,以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规范了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就是要贯彻“明人伦”的纲常礼教。
二是“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是指明了书院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过程。
三是“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点。
四是“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行为处世的基本原则。
五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综上所述,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既不同于正规的官学,也不同于纯粹的私学。
同官学相比,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多样,而少有衙门气。
课程设置也有较大的自主性,而较少受科举支配。
某一学
派的著述、思想及相关的知识在书院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往往为某一学派思想的研究中心。
书院向一切求学者开放,并不限定入学条件。
书院山长、教师一般也不纳入官员系列。
书院的管理侧重于启发学生的上进心和自觉性,少有禁戒惩治的规章。
同一般师徒授受的私学相比,书院规模大,有教学组织机构,通常都拥有自己的学田、院产、藏书、供祀、教学设施,条件比一般私学优越正规。
书院的产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
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式,学术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
书院在办学和管理领域也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措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来源:《中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