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纯的怀旧”到“动能的怀旧”

从“单纯的怀旧”到“动能的怀旧”

“怀旧”如果仅从字面上看，通常是指对过去岁月的记忆、怀念与难忘之情。一般而言，怀旧（nostalgia）总是会以一种理想化以及不切实际的追忆，来展现对过往的怀想与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讲，“怀旧”是人的一种“古老”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情绪，它似乎与生俱来，并且挥之不去。

美国社会学家弗雷德·戴维斯（FredDavis）在《渴望昨天：对怀旧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中，将“怀旧”分为三个不断深入的层面：第一层为“单纯的怀旧”（SimpleNostalgia），主体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对待过去，过去总是美好的，而现在却是不如意的；第二层为“内省的怀旧”（ReflexiveNostalgia），主体感伤过去而责备现在；第三层为“阐释的怀旧”（InterpretedNostalgia），主体会对怀旧的现象、过程和效果进行阐释和反思。①

弗雷德·戴维斯对“怀旧”的分析，重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怀旧的形态、特征、目的和本质进行理论探讨。对于具体的作家而言，如何在作品中书写“怀旧”，则更多地与作家在“怀旧”背后寄寓着的情感、姿态和诉求有关——正是作家对“怀旧”独具特色的感知，以及附着在“怀旧”中的情感、姿态和诉求，决定了他们作品中的“怀旧”形态和“怀旧”特征。

众所周知，世界著名华人作家白先勇是个对“怀旧”话题念兹在兹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怀旧”甚至可以说是个“母题”，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的全过程。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有两个著名的系列：“台北人”系列和“纽约客”系列——这也是白先勇《台北人》和《纽约客》两个小说集的名字。《台北人》含小说十四篇（《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岁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鹃花》《思旧赋》《梁父吟》《孤恋花》《花桥荣记》《秋思》《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游园惊梦》《冬夜》《国葬》），《纽约客》含小说七篇（包括已收入《纽约客》集子的《谪仙记》《谪仙怨》《夜曲》《骨灰》《DannyBoy》

《TeaforTwo》和2015年刚刚发表的《SilentNight》）。在这两个系列二十一篇小说中，白先勇通过对不同人物形象的展示以及对他们人生轨迹的描摹，呈现出一种浓烈的“怀旧”心绪——而这种“怀旧”心绪，又与他笔下斑斓的都市色彩和复杂的身份建构密切关联。

在小说《台北人》中，白先勇对“怀旧”的表现，更多地聚焦为一种作品人物的心理形态：寻求安全感、寄托归宿感、放大美好、记忆青春——这导致了《台北人》中的众多人物，在时空错位的情形下，形成了身份确认上的非此非彼亦此亦彼。

从总体上看，《台北人》中的“怀旧”，基本上应属于“单纯的怀旧”（SimpleNostalgia）——也就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通过对过去某一（些）方面的肯定来反衬现时的不如意。“台北人”顾名思义，本来应该是“台北的市民”，可是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台北人”却是一帮生活在台北，却心系上海、南京、北京、桂林的上海人、南京人和桂林人，这群人现在叫“台北人”本来就含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因为他们其实是“被台北人”了，时空的错位和感情的偏重，导致了“怀

旧”的产生——所谓的“今昔之比”②，其实是对过去上海、南京、北京、桂林的不能忘怀，并以“昔”之标准来衡量、比照“今”之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昔”之光华记忆，已经完全控制、覆盖了“今”之生活，并因此而产生“台北人”身份的错乱。这些名为“台北人”的上海人、南京人、桂林人在过去的记忆中寻找荣耀和安慰，在过去的时光中寄托精神和心灵，在错置的时空中寻求支撑的力量，以对现实的拒绝和对过去的拥抱（怀旧）获得安全感——其实是一种躲避和自我保护。

《台北人》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不但她本人“怀旧”（她在台北的新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从来不肯把它降低

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客厅的家具是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而且她还成了别人“怀旧”的对象（老朋友来到台北的尹公馆，“谈谈老话，

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

一班曾经在上海滩出过风头如今落魄的上海人身在台北，集聚在尹公馆这个小型公共空间，面对着尹雪艳这个“总也不老”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头牌，仿佛就又回到了当年繁华的上海时代。《一把青》中的朱青，虽然有南京时期和台北时期两个阶段，但她的台北时期，其实形同行尸走肉——因为她所有的精神寄托和情感世界，已经永远停留在了南京时代，对南京时代人与事的难以忘怀，使她的台北人生已经完全“空洞化”；《岁除》中的赖鸣升人生辉煌也是在大陆时期，那时的赖鸣升是个精壮军人，下级军官，能喝酒，敢碰硬，割营长“靴子”、参加台儿庄大战，人生是何等的威风壮烈，可是到了台北，不但年岁大了，女人跑了，连酒量也不行了，唯一能够自傲的就是在大陆的过去经历；此外，《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兆丽、《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思旧赋》中的罗伯娘和顺恩嫂、《梁父吟》中的朴公、《孤恋花》中的“总司令”、《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和“我”、《秋思》中的华夫人、《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的教主、《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和窦夫人、《冬夜》中的余嵚磊和吴柱国以及《国葬》中

的秦义方，几乎《台北人》中的所有主人公，都在今昔对比的结构中带有回眸的姿态和“怀旧”的意味。

从某种意义上讲，《台北人》中的众多人物，一律沉湎于旧人、旧事、旧物、旧地（上海、南京、北京、桂林）；对新人、新事、新物、新地（台北）普遍感到不适应，在这种拥抱“旧”而陌生“新”的价值取向中，不难发现作者白先勇在人物身上赋予的都市观和身份认同，那就是时间上追忆过去，空间上“再造”旧地，认同上努力适应当地。在小说中，上海、南京是繁华的现代都市，北京是五四发源地，桂林是难忘的故乡，而台北则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原本是“当下”的台北，在小说描述中却往往成为衬托的“背景”，而原本是“过往”的上海、南京、北京和桂林，在小说中倒成了叙述的关注对象（“前景”）。当小说在展示和描绘“台北人”身份的时候，对于尹雪艳、朱青、赖鸣升、金兆丽、王雄、罗伯娘、顺恩嫂、朴公、“总司令”云芳老六、教主、卢先生、钱夫人、窦夫人、余嵚磊、秦义方等人而言，它们其实既是“台北人”（肉身所在）又不是“台北人”（精神、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