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军事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尹希成

目前，在军事理论界对“方法论”这一术语有些误解，觉得有些生僻、抽象，因而使用尚不普遍。其实方法论并不难理解。我们经常讲方法，什么工作方法、思想方法，而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的学说和理论。

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人是认识的主体，世界是客体。人在从事某一实践活动之前总是以观念的形式设想即将达到的实践

活动的结果，也就是提出实践活动的目的（物质变精神的过程）。这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重要特点。观念形态的目的变成现实的实践结果（精神变物质的过程）是一个认识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有一个中介，即手段。手段包括实现目的的工具和运用工具的活动方式、方法，等等。换句话说，手段包括物质手段（生产工具、武器装备）和精神手段（方法论、方法和操作方式）。人所以能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世界，是因为人能够根据客观世界的规律找到改造世界的手段（工具和方法）。

在现代科学知识发展进一步整体化的过程中，关于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尤为重要。由于现代科学各学科的相互渗透、结合和移植产生了大量的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和课题。这些领域和课题往往超出某一学科的研究范围，而具有方法论的性质。

在科学发展史上，方法论只是科学的一种功能，任何一门科学既是理论，又是方法。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但在科学知识整体化的今天，方法论有从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趋势。

科学方法论是一个由各种方法构成的体系。方法论按方法的应用范围（共性的大小）可分为普遍方法、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按方法

的共性大小对方法论进行分类能反映由个别向一般的认识运动，因而广为各门科学，其中包括军事科学所采用。

一、哲学方法是军事科学的普遍方法

为弄清析学方法在军事科学方法论中的意义和地位，首先要说明哲学和具体科学，其中包括军事科学的关系。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在哲学史上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个是把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凌架于具体科学之上，这是由当时的具体科学还不发达，尚未从哲学分化出来的具体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是这一情况给后来处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留下后遗症，用哲学议论代替对具体科学的研究，简单地贴哲学标签就属此例。另一极端是排斥哲学对具体科学起指导作用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认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哲学。我们在处理哲学和军事科学的关系上也要注意避免这两种错误倾向。当前这两种倾向也反映在对军事辩证法研究的看法上。例如，有的人过份强调了军事辩证法的应用性，认为学了军事辩证法就能指挥作战，实际上是用军事辩证法代替军事科学，特别是军事学术。另一些人认为，军事辩证法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有关军事的所有问题都由军事科学的各分支学科研究了。军事辩证法和军事科学的具体学科不同，它研究的不是某一具体问题，而是高层次的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问题。例如，军事辩证法和军事学术不同，它不研究如何组织进攻和防御，而研究攻防之间的辩证关系。军事辩证法不像战斗条令那样规定定下决心的程式，而是研究作战指挥中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的思维的辩证法。

哲学方法在军事科学中的地位和意义究竟如何呢？

军事科学的历史表明，每一时代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科学水平都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相适应，一些著名的军事家和统帅都深受传统的和同时代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古代军事思想受古代哲学思想，特别是朴素的自发辩证法思想的

影响。如古代中国孙子的军事思想受易经和老子哲学思想的影响。古希腊的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既是军事家又是哲学家。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曾说，我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我读过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一）。

资产阶级军事科学是在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例如，拿破仑的军事思想也受当时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在青年时代就读过伏尔泰、卢梭、达兰贝尔、马布里等人的哲学著作，拿破仑在军事问题上是一个有唯物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者。他根据具体情况、敌我力量对比确定作战方法，注意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引起的作战方法的变化。他虽认为理论是战略战术的基础，但要经过作战实践的检验。

拿破仑军事思想的解释者约米尼受当时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军事学术原则从恺撒到拿破仑都是永恒不变的。

拿破仑军事思想的另一解释者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熟悉孟德斯鸠、康德，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并同黑格尔有个人交往。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用于分析战争，指出战争和政治，战争中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进攻和防御的辩证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作战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科学面临新的任务，解决这些任务需要新的方法论。但资产阶级哲学不能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对这一时期军事科学发生影响的是孔德（法国）和斯宾塞（英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

实证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它认为，抽象和推理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从经验中得到的实证的实事。实证主义所说的经验不是社会实践，而是人的感觉。哲学超越了感觉经验，因而不需要它。实证主义否认哲学的世界观意义，便把哲学推向经验主义和不加分析、概括，单纯罗列实事的道路。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在西方产生了

所谓实证的、应用的军事科学流派。

柏格森直觉主义对20世纪初法国的军事思想影响较大，直觉主义认为，只有借助直觉，没有理性、逻辑活动的干预才能认识真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的军事学说在直觉主义哲学的影响下认为，神秘主义的“生命冲动”，下意识的、本能活动比作战的物质手段更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奠基的，列宁创立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上。

军事理论和实践证明，军事科学认识只有在哲学的指导下才能逐步摆脱直观的经验性质，成为真正的科学的抽象。军事科学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哲学思维和工具往往带有直观描述的性质。随着哲学思维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军事学术原则（如，集中兵力原则，机动原则）和从整体上反映战争和武装斗争本质的范畴（如，战争本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主动和被动、优势和劣势，确实性和不确实性、计划性和灵活性，等等）。

军事科学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事指挥员和军事科学研究人员，必须掌握科学的哲学方法。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军事思想和军事科学只有在哲学这个熔炉里提炼和加工才能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在军事史上独占鳌头，是因为他是历史上少有的集军事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人。

当然，对哲学和军事科学的关系不能做简单的理解。在哲学和军事科学的历史上，不仅哲学影响军事科学，反过来军事科学又以其先进的思想和成就丰富和发展了哲学。这一点在中国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

二、军事科学的一般方法

军事科学方法论的下一个层次是一般科学方法。所谓一般科学方法，就是说这些科学方法不仅适用于这一学科，也适应于其他学科，但不如哲学方法那样普遍。一般科学方法是专门方法向哲学方法的过渡，开始具有一定的哲学性质。研究和掌握这一层次的方法对科学认识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把这些方法分为几组，即由观察和实验构成的经验方法，由逻辑思维和推理构成的理论方法，数学方法，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方法。

1.经验方法

观察和实验方法所以称为经验方法，是因为通过这种认识形式和方法，能为理论认识积累事实和材料，进行简单的分类和描述。

观察是认识主体（人）在自然发生的条件下对认识客体的考察。观察虽然和对现实界的感性知觉有关，但科学观察与通常的知觉、消极的直观不同，它表现出一定的计划性、目的性，具有一定的意图，即表现出一定的能动性。军事观察尤其如此。军事观察是紧紧围绕所受领的任务、识破敌人的企图展开的。军事观察具有连续性、敏感性、隐蔽性的特点。军事观察的主要形式有现地勘察、战场观察、侦察。这是指挥员获取借以定下决心的作战情报的主要手段。当然，军事观察不仅仅局限于通过感官获取外部世界的视觉形象，还辅助以文字和语言。通过搜集、研究文件、物证，询问当地居民，审讯俘虏来补充和验证感性材料。

观察是在自然发生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受自然条件的局限。实验是在人工控制条件下观察和研究事物的某一特性，因而是认识和变革现实的更积极的手段。军事实验可以分为军事技术实验、社会实验和战役战术实验。

军事技术实验有技术实验、工程心理实验、医学生物实验、靶场实验等。军事社会实验是旨在改进军事组织、军人的日常生活条件、

训练和教育方法的活动。战役战术实验主要是通过演习或实战探讨新的作战方法。

2.逻辑方法

通过观察实验，搜集、积累事实和材料，这是经验认识。为了揭示事物的本质，借助逻辑思维对这些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得出结论，便是逻辑认识。我们以指挥员决心形成的过程来说明逻辑思维方法在军事科学认识中的作用。指挥员通过各种侦察手段获得大量的情报，但情报本身还不能启动地产生出决心。要把情报变成决心，还要通过大脑这个加工厂的精心制作。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分析、综合的思维方法起重要作用。

指挥员研究作战情况时，总是从思想上把情况分成几部分，然后再考察每一部分对战斗行动的影响。这就是分析。例如，指挥员为了从细节上把握战斗情况，常常把总的情况分为敌情、我情、地形、气象情况。对作战情况的分析有助于在复杂情况下找出有决定意义的细节，但只靠分析还不足以定下决心，因为分析时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情况的某一方面，没有把握情况的总体和总的联系。因而分析应以综合来补充。综合就是把分析过的各部分在思想上再结合在一起。指挥员在分析情况时由于条件的限制对某一方面的了解总是有限的，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就需要其他方面的情况来补充和验证，这就要求把所有情况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因此，制定决心的艺术，要求指挥员具有发达的分析和综合能力。

指挥员得到各种各样的情报，其中多数与定下决心没有直接联系，可不予考虑。但就是那些有用、必需的情报，其价值也不同，有些重要，有些比较重要，有些不太重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无法考虑所有情况，只能考虑对当前定下决心有重要意义的情况。这就要求运用抽象的逻辑手段舍弃一些次要的偶然的东西，抓住本质的东西。

指挥员依据事实，并加以分析、概括，找出本质的东西和事物的

内部联系，这样就能形成对战斗情况的看法和得出相应的结论。指挥员制定决心的过程，就是根据过去已有的知识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新知识的过程。

逻辑推理的形式有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推理是人的思想由个别事实向其一般结论，由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向这一类事物的知识的运动。例如，根据个别事实得出关于敌情、地形和其他情况的一般结论就使用归纳法。当思想由一般理论原则向局部结论，由规律向其个别表现，由某一类事物的知识向其个别事物的知识运动时便使用演绎法。例如，根据敌人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原则，判断他在某一具体情况下的企图和行动。

指挥员用各种逻辑手段分析判断情况，最后得出关于当前作战的决心，其真理性尚未被作战实践所检验，因而只是一种科学的假设和预见，有待于在作战过程中进一步修正。这就是用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制定决心的大概过程。

3.数学方法

数学是关于量及其关系的科学，在其产生的早期阶段是同解决一定的计算任务联系在一起的，如丈量土地，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科学史上伽利略首先把数学方法引入物理学，从量的角度研究物体运动，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继伽利略之后牛顿用数学表达式揭示了天体运动规律。：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描述当时的数学在各门具体科学的运用时说，“在固体力学中是绝对的，在气体力学中是近似的，在液体力学中已经比较困难了，在物理学中多半是尝试性的和相对的，在化学中是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在生物学中＝0”。恩格斯的这段话表明，当时数学已开始向各学科渗透，但还不普遍。一百年后的今天情况大不一样，数学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如今数学已作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而存在了。

数学方法所以具有普遍性，是由它的研究对象—量和形决定的。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对质的认识可用定性的方法，但为了达到对质的更确切的认识，需要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运用数学之后，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数学在军事上的用途早为资产阶级军事家比洛所发现，他根据数学原理制定一套几何战略，夸大了数学的作用，充分表现了其世界观的机械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运筹学的产生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大大推进了军事科学数学化的过程。军事科学数学化的前提有两个方面：一是定性分析，二是数学工具。军事现象的定性分析是其定量分析的前提。我们认识事物首先是认识该事物的规律性，搞清楚它是什么，而不是什么，即对事物进行定性分析，而后再抽象出数量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军事科学也经历了这样的发展阶段。人们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制定了许多军事学术原则。例如，在交战双方力量对比上优胜劣败的规律，集中兵力的原则，以最小损失换取最大胜利的经济原则等等，都是对战争现象的定性分析。正是在这些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计算兵力对比和作战方案最优化的间题。任何一个事物如果其定性分析还不充分，就缺乏定量分析的条件。对武装斗争现象定量分析的另一个前提，是产生了在军事上得到广泛运用的数学工具。其中主要有概率论、数理统计、随机服务论（排队论）、数学规划论、博奕论（对策论）。关于数学方法在指挥员定下决心过程中的作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在指挥员创造性活动中，依据武装斗争的规律、军事学术原则和作战实践的要求是主要的，而数学工具在这一活动中只起辅助作用。这一工具只能给决心提供数量根据，但不是决心本身。数学方法使指挥员能够权衡决策的利弊，以便选出其中最合适的方案。

数学方法所以是辅助的，，还因为在战斗活动中有些因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人的能动性是无法定量分析的。另外，数学方法对战斗活动中偶然性和机遇也无法定量描述。一些数学方法往往把

现实条件理想化了，在实际作战中常常是做不到的。夸大数学方法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公正的批评。西方认为，这是大批文人战略家拥入军事研究领域带来职业上的狭隘性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从事军事运筹学研究的专家也指责别人夸大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主张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制定决心。

4.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方法

现代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在现代科学的大家庭里出现了一个横断科学群：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不仅迎来了生产和社会生活自动化、微电子化、科学知识综合化的时代，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从方法论来说，这个横断科学群是最接近哲学方法的一般科学方法，它们以其特有的范畴、原则和结论，揭示了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矛盾运动，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同样，这些新兴学科在军事中的运用，也必然改变作为军事理论和实践方法论基础的军事辩证法的形态。

当我们用控制论方法研究军队指挥时，不难发现，军队指挥系统就是一个控制系统，指挥机构（首长和司令部）是司控系统，指挥对象（所属军队、兵器、下级指挥机构）是受控系统，把这两个系统联系起来的是直馈和反馈信道。所谓军队和作战指挥实际上就是通过信道传输的信息对军队和作战行动实施有目的的控制，使战斗行动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最后取得彻底的胜利。

战争史上对任何战斗的指挥，从原始的简单的短促一击到复杂的诸军兵种合同战斗，都是对战斗行动实施控制的过程，只不过是控制的复杂程度不向而已。在最原始的战斗中统帅在战场上进行的是直接的简单控制。到了拿破仑时代，随着军队人数的增多，战争规模的扩大，统帅已不能实施直接指挥，需要建立参谋机构和各级指挥机构，因而出现了较复杂的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的问题，也就是集中指挥和

分散指挥的问题。集中控制的优点是具有统一的战略目标，便于整体协调，缺点是因层次多信息传输效率低、适应性较差。分散控制的优点是信息传输效率高，适应性强，缺点是难以进行整体协调，缺乏统一的战略目标。在对战斗行动的控制中如何兼取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的长处，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军事控制论的重要任务之一。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规定了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术的分散指挥相结合的原则。

任何范围内的战斗行动都是为了达到一定战略、战役、战术目的。为了使战斗行动逼近预期的目的，必须对其实施反馈控制。这一点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指挥员制定计划，特别是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在执行计划时，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主观完全符合客观情况是少有的，这就要用认识论的反馈原理，通过反馈不断缩小目标差，使主观符合客观，最后逼近和实现目的。

经济原则，即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胜利，是作战的重要原则之一，因而最优控制也是军事控制论的一个重要原则。最优控制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资源、时间、信息总量）保证目标函数（最优标准、有效判据）取极值（敌人损失最大、我损失最小）。

作战指挥实际上是对作战行动的控制，而控制的手段就是信息。

信息的本质是同有序、无序、熵这几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序和无序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普遍存在的两种状态。天体按自己的轨道运行是有序，热分子的无规则运动是无序，按照一定的法律和章程组织起来的社会和团体是有序，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各行其事是无序，思维井井有条，语句通顺是有序，语无伦次，词不达意是无序。对战斗行动来说，行动的计划性和目的性是有序，计划性和目的性的破坏是无序。有序的度用信息概念表示，无序的度用熵的概念表示。因此，有序和信息，无序和熵是同一系列的概念。

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看，作战行动就是从有序到无序，再从无序到

有序的转化过程。在作战中交战双方各有自己的计划性和目的性，在这个意义上讲作战行动是有序的。但因作战是一个双方对抗的过程，互相破坏了对方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作战行动便从有序向无序转化。作战行动是有序和无序的统一，作战指挥的艺术在于把握有序和无序的度，换句话说就是控制熵的增加，保持指挥系统的稳定性。在作战中影响指挥系统稳定性的因素，即引起熵增加的因素有：敌人的突击力量，弹药、粮秣和物资器材的保障情况，指挥的坚定性，地形的性质、季节、天候、军队的士气、等等。作战指挥就是通过控制这些参数或从环境向指挥系统输入负熵（信息）保持系统的稳定性。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速度快。因为速度快、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出现了作战情报（信息）迅速老化的现象。这就对作战指挥信息控制的速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战斗行动是敌对双方互争时间和主动的对抗过程，其中每一方都力求先发制敌，因而作战指挥使用的时间不仅用天文时间计算，而且还要用取决于敌方的相对时间来计算。为了保证信息的时效性，为了保证先敌行动，必须保持指挥周期的时间平衡即需要的时间（信息的接收、整理、传输和军队执行命令的时间）要小于拥有的时间（信息失效的临界时间，这个时间可能是上级规定的，也可能是由敌情决定的）。为此必须提高指挥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和军队的机动性。

有关作战的情报和信息是指挥员制定决心的基础。现代战斗中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大，就是电子计算机也难以应付，因而找出定下决心的最佳信息量是军事信息论的重要任务之一。指挥实践表明，当信息不足时定下决心花费的时间就多，因为在缺少必要情报的条件下不得不考虑许多预备方案。随着信息量的增加，方案数量减少。定下决心花费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但是，决心的质量同使用的信息量不是成正比的。当信息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定下决心消耗的时间显著增加，而决心的质量提高得甚微。所以在军队指挥中我们追求的不是包罗无

遗的最大信息量，而是能保障在最短的时间内定下有效决心的最佳信息量。最佳信息量是可以量化的。

所谓系统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完整系统进行结构功能

分析，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描述、解释和预言系统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并从中优选出最符合目的的系统行为。．

战争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的特殊状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是由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组成的。系统的行为，即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就是由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由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对中日战争的分析就是用系统方法分析战争的光辉范例。毛主席分析了构成中日战争的互相矛盾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结论，就是从构成中日战争诸要素的总和出发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是用敌强我弱或个别情况下我一时的胜利代替全体。毛泽东同志从对中日战争的结构功能分析（力量对比的向上向下的变化）描述和预测了系统的行为，即战争进程的阶段性（防御、相持、反攻）。他在对中日战争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最佳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

在作战中为了杀伤敌人保存自己，必须发挥人和武器的整体作用，从而形成了“人—武器”系统。任何一个“人—武器”系统都具有杀伤功能（从冷兵器的利刃到核武器的冲击波、光辐射和放射性沾染）、动力功能（肌肉、火药、燃料）、传输功能（从机械弹射到飞机、火箭）、控制功能（从人脑到电脑）。武器的发展过程，就是这儿种功能在人和武器之间重新分配的过程。在冷兵器时代，除杀伤功能外，人集这几种功能于一身。发明了火药后，人把动力功能交给火药，有了飞机和火箭以后，就把传输功能交给飞机和火箭，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后，人们把一部分控制功能交给电子计算机。这并不是说科学技术

的进步降低了人的作用，使人无所作为，相反，人腾出手来从事更富有创造性的决策工作。

用系统论观点研究“人—武器”系统，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原则：“人—武器”系统的整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发挥人和武器的整体作用，不能片面夸大人或武器的作用。

“人—武器”系统的相关性原则，这一原则告诉我们不仅要看到人对武器的创造和发明，还要看到技术兵器对人的影响和要求，研究和解决一些工程心理学的间题。

“人—武器”系统的最优化原则，要求建立把人和技术兵器最优地结合起来的编制体制。

作战实践表明，军队的战斗力、突击力和使用兵力的效果决定于军队在进攻和防御中的战斗队形、战役布势和战略部署。对防御纵深不大的敌人，战斗队形成一个梯队配置，并建立不大的预备队即可，这样可提高部队的首次突击力。但当突破绵亘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时，进攻的战斗队形就应该成多个梯队。从战斗队形的变化中就可以看出军事系统发展的一个特点是重新分配这一系统的结构联系可以提高系统的效能。这一分配并不需要增加新的要素，只要充分利用系统的现有要素的能力就可以了。除此以外，军队战斗队形和战役布势的效能，还可以通过增加新的要素，像炮兵、坦克、航空兵这样一些不同的军兵种的部队来提高。

战役布势和战略部署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还具有感应性，即一个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可引起另一个战场上的情况变化。我们可利用系统的这一特性实现我们的战役和战略企图。例如，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利用战斗行动感应性达到战略目的的光辉范例。这一战略部署不仅减轻了陕甘宁和山东战场的压力，而且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提前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耗散结构理论是比利时科学家普里高津1969年正式提出的，并

获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耗散结构理论指出，宇宙、生命、社会都是一个能同外界（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开放系统，它们能从外界获得负熵（信息）来抵消自身产生的熵。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所谓耗散结构实质上就是远离平衡态的同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稳定的物质结构。耗散结构理论就是研究开放系统如何从无序到有序的理论。

西德科学家哈肯综合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数学理论，于1976年提出了协同学理论，协同学理论在某些方面深化了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的新贡献是认为不仅开放系统产生有序状，即使封闭系统有时也可产生有序状态，在开放系统里不仅发生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还发生有序到无序的变化，此外协同学还用一些新概念（序参量），新方法（绝热消去原理）建立了有序和无序相互转化的数学模型（序参量主方程）。

70年代初法国数学家托姆创立了突变论。突变论主要研究事物的非连续性和突然发生的跃进过程。托姆在其突变论的代表作《结构稳定性和形态发生学》中论述了控制参量的个数和突变类型之间的关系，如：控制参量的个数不超过5个，有11种突变类型，参量不超过4个有7种突变类型。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都用突变论来解释在相变临界点所发生的有序到无序的相互转化。

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突变论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军事科学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方法论的启示。

其一，“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是耗散结构理论的重要论点之一。它是说一个开放系统在平衡态和接近乎衡态都不能产生有序结构，唯有在远离平衡态才能产生有序结构。这样无序和有序的概念又同平衡和非平衡联系在一起。这里所讲的平衡是指物质和能量的均匀分布，非平衡则是有疏有密的非均匀分布。耗散结构认为均匀是无序，琉密相间是有序。这对作战兵力的部署，战斗队形的编成有重要的方法论

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平均分配兵力和分兵把守是无序，根据敌人的意图和地形的特点有重点地使用兵力；即集中兵力则是有序，兵力部署就是要建立一个既有分散又有集中的稳定的有序结构。

其二，“协同是有序之源”是协同学的主要论点之一。协同学告诉我们，只要子系统之间和序参量之间协调一致，系统就处于有序状态和整体最优化状态。因此，当我们分析任何一个军事系统的功能时，应着眼于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如果子系统之间协调一致，配合默契，整个系统的功能就大于各子系统功能之和，如果子系统之间互相掣肘，产生内耗，整个系统的功能就小于各子系统功能之和。因此我们应通过协调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力求整体最优化来提高指挥系统、作战系统、“人—武器”系统的综合能力。

其三，“涨落是有序之源”，．这是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的共同结论。就是说在无序和有序相互转化的临界点上会产生涨落。涨落产生新的有序结构。这个涨落不单单是由系统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机械决定的，还由一些难以预测的偶然性和随机因素决定。按照非严格决定论的观点，事件发展的方向并非唯一的，未来并不完全孕育在过去和现在之中，未来总会出现人所预料不到的新情况。这一点对军事预测来说非常重要。战争史和军事思想史表明，正像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一样，人也不能经历两场完全相同的战争。人们往往是单纯根据以往的战争预测未来战争，结果预测与实际情况不符，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根据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经验预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又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都产生严重的失误。按照非严格决定论的观点也不能完全用以往战争和当代几场局部战争的经验来预测

未来战争，未来战争肯定有不同于以往战争的新质和新特点。这一点必须充分估计到。

三、军事科学的专门方法

所谓专门方法就是某个研究领域特有的，有时带有经验性质的各种技术手段、规定和操作的总和，是方法论的最低层次。

军事科学研究的专门方法主要是各种目的不同的演习和实验。这是由军事实践的特殊性决定的。战争是以流血牺牲为代价的特殊实践活动，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千百万人民的生命，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做到万无一失，就要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模拟和演练。另外战争实践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战斗活动，也包括平时的训练和演习，应在平时的训练和演习中验证和发展军事理论。因而演习是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有关各种演习的组织和实施方法属于军事训练的内容，这里不予赘述。

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就是工具和方法。为提高军事科学的研究水平，必须加强军事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军事科学研究活动中综合使用各种方法。

本文是作者给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第一、二届研究生的授课提纲，原载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通讯》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