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张学良

编号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毕业论文

浅谈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系部政治与教育科学学院专业历史与社会

班级 13级1班

学号 *********** 学生姓名吴陈阳

指导教师张新萍

职称副教授

时间2016年5月

浅谈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摘要】：人的一生中能有所作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爱国将领张学良在他自由有限的时间里做的事情，不仅对自己有很大意义，对中国、世界都有一定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进而从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路线。他即是西安事变的主导者，又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功不可没。他很清楚自己所做的一切事，其中都包含着爱国思想。那么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又主张和平解决呢？接下来谈谈我的看法。

【关键词】：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爱国将领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一）、张学良从小受到的爱国思想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1、受到很好的教育

他的父亲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绿林出身，他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念过书，缺少文化。所以他家教很严，尤其是他寄厚望于张学良，更是细心栽培，期望有所成。少年时期，张作霖更特地请省城有名的举人，名儒做他的塾师。如王益知所说的：“张学良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延台安举人崔骏声做开蒙师，续请海城老儒杨景镇及白永贞、金梁诸人讲授四书五经。”[3]这些名师的教导，是张学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名师张伯苓对他思想上的引导，张伯苓在演讲期间提出“中国不亡有我”的观点，触动了张学良的内心。从那以后他们不断见面，给张学良很大帮助。郭松龄1919年被聘为东北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战术教官。张学良在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俩人接触较多，结下了师生友谊。郭松龄学识很丰富，他要求张学良各科成绩学好，一方面使其具有优秀兵官的才能，另一方面关注他在政治方面的成长，并有意识的向他灌输“强兵救国”，“抵御外辱”等爱国主义思想。为张学良在在军事、政治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少年时期受到的中西方文化的影响，热爱、报效自己的祖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的影响。忧国忧民的意识也融入他的血液中，并逐渐支配自己的行为。传统文化铸造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的爱国情怀，奠定了他行为的思想基础。张学良进入奉天城后，物质生活、人际交往、增长知识方面是无人能及的。经常参加青年学术演讲会、时事报告会等等。还交了一些英美籍朋友，接触到了西方生活方式，并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形成了积极、热情的性格。在旅欧归来，张学良发表谈话说：“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多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2]

2、张学良所经历的事情

在张学良所经历的事情中，都对张学良的思想观念，处理事情都有一定的影响。在混战年代他参加了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实为忏悔”。

[4]从而逐渐产生了停止内战，谋求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虽然刚开始是受封建军阀思想的因素影响他参加战争，但那不是他思想动因的主流，而是想在参战中为国家统一为人民生活好点做些事情。1925年郭松龄反奉，他行动反常，老张急电召他回奉，他对张学良暗示，略谓：“上将军脑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3]。郭松龄提出的让“父让子继”，张学良听后，“不禁骇然”，张学良未动声色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张学良也痛恶内战，反对其父的穷兵黩武。对于郭松龄的爱国的正义的行动，张学良是同情的，但让他在行动上支持，似也不易。但张学良也并没有消极，痛定思痛他从悲痛中走出来！为了郭松龄的血没白流，张学良走上了郭松龄之路，而且走的更远。张学良用“兵谏”影响其父，促使张作霖逐渐生长反日反内战的趋向，用武力制止了杨宇霆穷兵黩武的道路，完成了郭松龄未完成的遗志。同郭松龄一样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张学良，这个奉军中新的郭松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的事情！

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事件，是东北的政局陷入了危机，张学良面对两种选择：一是接受日本的建议，在日本的保护下东北“独立”；二是接受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面对这两种选择，他完全可以接受日本的条件，做他的“东北王”，可是他顶住了内外的压力，选择改旗易帜，促成国家统一。他此次做的决断是根据他希望国家统一的思想做出来的，值得人民对他的敬佩。在日本的侵略下，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其父也死在日军的策划之下，这更让他认为：欲救中国之危亡，易速谋南北之统一，还有改旗易帜，才能摆脱势孤力单的困境，才能利用统一的力量与日本相抗衡，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此时张学良的思想已从“息内战”升华为“御外辱”，使他的爱国统一的思想超越了封建割据的思想，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结合。

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为争夺中央统治权，国民党各派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对抗蒋介石的武装冲突。在战争爆前，张学良并没有表示出对这场战争的强硬立场，也没有居间协调关系，当时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因中东路事件也对东北持强硬态度，这不得不使张学良忧心。还有就是张学良无论支持哪一方，都关系到东北的安全和他在东北的统治地位。1930年9月18，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不失时机地出兵华北，10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虽然是一次空前的恶战，但达

到了息争统一，缓解冲突的目的。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很重要时期，也是国家统一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阶段。重要的一点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了首位，但也同时兼顾其他地方利益，总的来说，张学良比较好的处理了国家统一与地方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

1930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令人震惊的民族大浩劫的开始，是中国人民空前严重的国难。东北由张学良执政之后，始终奉行反日爱国政策，修建与南满铁路并行的铁路。但在日军看来，是反对和伤害日本的具体表现，并想加快控制东北的野心，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形势混乱，使它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无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的；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是负有很大的责任的。在这次事变中影响和支配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来源于好几个方面：一是张学良的全国抗日思想，全国抗战是东北抗战的前提，假如东北单独作战日本是应付不来的；还认为全国抗战的主体应该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拥护蒋介石安内后，再完成国家统一，就是为全国抗日作保障。二是张学良对形势判断的失误，事变前，他认为日本侵华不但对中国有害，而且违背了国际条约，对日军也不利；三是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政策，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收到的是：“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重，以待‘国联’处理”；四是张学良对国联解决东北问题寄予很大希望：“我想现在国联既然派李顿爵士率领调查团来调查，一俟清楚后，可能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解决中国纠纷问题。”[5]张学良在各种因素下不反抗，其实当时东北军有一部分撤到关内，东北军的实力也不能与日军所抗衡。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低谷，主要是国家利益和东北军团的矛盾摆在面前，他思想中地方主义占主导地位，为了保全东北军，不抵抗侵略。

（二）、与中共人士的接触是重要因素

1936年3月的延安，在清凉山下桥儿沟的天主教堂里，周恩来同张学良彻夜长谈，。在此次会见之前，周恩来与张学良从未谋面，今日相见两人一见如故，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谈话在真诚与信任的气氛中进行，周恩来与张学良都开诚布公，对当前的形势，国家的处境，畅所欲言，谈得十分投机。结束会谈的时候了，他对周恩来说：“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张某茅塞顿开，不胜感激之至。”周恩来笑了笑道：“张将军，我早闻您的为人，不过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对于我们达成的协议，一定要执行到底。”张学良说：“请周先生放心，我一定尽力。”随即周恩来离开延安。这次会谈发生在“西安事变”前，这次会谈对张学良后来的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