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澳加四国媒介素养发展历程以及存在的问题

英美澳加四国媒介素养发展历程以及存在的问题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Literacy and the Problems

in UK USA Canada and Australia

【摘要】媒介素养研究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媒介素养从理论走向了实践，成绩斐然，而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四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时至今日，虽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加强对西方四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媒介素养研究和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本文以英美澳加四国20位媒介素养的先驱最近的访谈录为基础，总结四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从而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启示

1933年，英国学者利维斯（F·R·Leavis）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出版了《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一书。该书论述了大众传媒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直言英国的精英文化在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大众文化的“腐蚀”下岌岌可危。因此，他最早提出了“媒介素养”这一命题。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媒介素养”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或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解构媒介文本，展现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或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扩大了“文化”一词的外延，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或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出发，展现媒介本身对文化和受众的影响；或从受众研究的角度出发，分析受众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的主体性地位。除了在理论研究上的如火如荼，在实践领域，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四国也发展迅速。

进入21世纪，“媒介素养成为了一种帮助公民追求生活、获取自由和快乐的素养。” 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媒介素养的发展方向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素养中心（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发布了“Voices of Media Literacy：International Pioneers Speak”采访集，本文也正是建立在采访实录之上。该文集收录了自2010——2011年期间对英美澳加四国20位媒介素养先驱的采访稿。接受采访的先驱大多活跃于20世纪90年之前，他们的观点不仅揭示了媒介素养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展现了这一领域的现状和正在发生的变化，表达了他们对媒介素养未来的期许。

1 西方四国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路径及成就

1.1 加拿大

20世纪20年代，电影发展成熟为一种主要的大众媒介，成为每个市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2]60年代，美国电视发展也十分迅速，其在世界电影电视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被形象地比喻为“大象身边的老鼠”的加拿大受到了美国电影电视的冲击。一方面，这些节目背后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对加拿大造成了冲击。巴里·邓肯（Barry Duncan）在回忆自己投身媒介素养领域的动因时指出：“60年代，民权运动和越战充斥着美国电视。伴随着美国电视的进入，隐含在节目背后的意识形态也涌入了加拿大。”[3]另一方面，电影电视的繁荣也动摇了传统印刷文化的地位，“视觉文化”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克里斯·沃斯若普（Chris Worsnop）认为：“新的媒介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化。现代文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印刷文化，而视觉性的文化的比重大大提升。”[4]由此可以看出，加拿大开展媒介素养是基于地缘关系、媒介环境变迁和文化变迁等因素。

在媒介素养发展的早期，草根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巴里·邓肯（Barry Duncan）于1978年在安大略省创立了媒介素养协会（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经过巴里·邓肯（Barry Duncan）等人的努力，媒介素养教育被纳入到了安大略省6年级至12年级的课程中，这对其他省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各种民间协会陆续在其他省份创立。1991年，加拿大成立了全国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协会，即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Media Education），集中了各方力量。随着媒介素养教育的推进，教材的开发也日趋紧迫。巴里·邓肯（Barry Duncan）等人共同编撰了《媒介素养资源指南》（Media Literacy Resource Guide）一书，该书成为全国性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学资料，为推动媒介素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发源于多伦多大学的媒介环境学派为媒介素养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特别是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思想。麦克卢汉开辟了另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即从媒介本身的角度来考察世界，由此将文本研究转向了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巴里·邓肯（Barry Duncan）作为他的学生深受其影响。可以说，环境学派为加拿大的媒介素养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养分。

1.2 澳大利亚

在开展媒介素养的国家中，澳大利亚的初衷和英国、拉丁美洲和美国各不相同。在英国，媒介素养只是为了区分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与通俗文化（low culture）；在拉丁美洲，媒介素养是为了保护本土的社会观念（social values）；在美国，媒介素养主要是为了应对媒介的负面效果。罗宾·奎恩（Robyn Quin）指出：“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兴起于70年代的媒介素养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学校教育中的一个问题。即学生在学校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而大量学生没有进入高校学习的打算，这造成了很多为大学阶段学习做准备的课程对他们而言没有相关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媒介研究被引入了课堂。”[5]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外来移民对课程中古典文学所宣扬的传统英国价值观没有兴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为西澳大利亚一个小镇的英语老师，巴里·麦克马洪（Barrie McMahon）开始将电影引入课堂。但这种新兴的教育模式最开始并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认可，因此，开展起来很困难。其实，这与澳大利亚的教育系统息息相关。巴里·麦克马洪（Barrie McMahon）指出：“在澳大利亚，州政府牢牢控制着教育，西澳大利亚州尤为严重。”[6]因此，他们成立了屏幕教育协会（Screen Education Association），积聚民间的力量推动其发展。从两位先驱的经历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最初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是为了解决教育中的问题，而新生事物刚开始总是遇到各种障碍，而障碍之一便是教育体制。

随着人口的增长，已有的媒介素养教育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但媒介素养教育仍然受到来自当权者和部分老师的反对，师资力量和经费严重不足。80年代，媒介素养教育终于被纳入了教育系统中。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澳大利亚政府又推出了名叫post-compulsory for schooling的改革方案。该方案立足于学生的将来的工作生活需要，强调各门课程之间的平等性。这间接地从政策上和理论上鼓励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在澳大利亚，媒介素养的推广过程也是教育系统不断改革的过程，媒介素养最终进入了教育系统。时至今日，澳大利亚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完备。除各级学校教育外，政府部门还提供专门的教育基金以培养教师的媒介素养教育专长。各地的教师团体也积极地通过政府鼓励机制，进行系统切多元化的研究来发展媒介素养教育课程。[7]

1.3 英国

英国是媒介素养研究和实践都比较早的国家。1933年，利维斯和他的学生汤普森出版了《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后来该书被认定为媒介素养的开山之作。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认为：“利维斯对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怀有敌意，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该书成为了教师如何使用媒介和分析广告等内容的经典教材。”[8]早期的媒介素养教育被打上了保护主义的烙印。

60年代，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将媒介素养引入了“屏幕教育”阶段。他认为：“媒介素养的一个重大转变是将关注媒介内容的视角转向关注媒介本身，而‘再现’（representation）无疑是媒介素养的核心概念。”[9]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将电视看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他采用符号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解密电视，旨在展现电视节目背后的意识形态。“屏幕理论要求学生抛开其主观反馈和快乐，转而采用系统的分析方法以揭示隐藏在媒介背后的意识形态，从而将他们从媒介的影响中解放出来。”[10]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认为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忽略了学生的媒介经验，而事实上，学生比我们想象中的知道的更多。20世纪末，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