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文化环境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本文试图通过运用操纵与改写理论对《牛虻》的两个译本进行分析，探讨文化环境对翻译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文化转向；勒菲维尔；操纵与改写理论；牛虻

作者简介：王伟浩，男，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1

一、《牛虻》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解读

《牛虻》是随1953年李?z民的译本第一次传入中国，牛虻的英雄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牛虻》继而成为一部经典的革命小说，畅销中国。当时新中国建国伊始，社会百废待兴，文学翻译与创作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有很多革命题材的小说被引进中国。李?z民曾在《牛虻》译本前言中写道：

我的文学翻译选题的原则与信念就是：英――烈――传，也就是把外国文学作品中反映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推动社会与历史进步的英烈人物形象的优秀作品，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

《牛虻》翻译的风格十分符合当时我国倡导的革命精神。《牛虻》出版后，团中央把李?z 民的译本作为优秀读物推荐给广大共青团员阅读。为了加深读者对《牛虻》的理解并让其在中国得到认可，各种机构组织如图书馆和文化中心通过举办文学演讲来讨论《牛虻》。赞助人系统内的官方媒体，对《牛虻》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庆学先的译本给了读者一种不同的理解。《牛虻》蕴含的独特的西方文化内容也被学者所发掘，并意识到其价值，进而将其中的独特内容表达出来。文学与政治逐渐脱离开来，取得了相对独立的位置，大批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的书籍都能散见于各大书店。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独立的出版商与赞助机构也相继出现，文学作品、作家、出版社可以不再完全依靠国家赞助人，而相对独立地运作。也就是说，只要文学作品本身有价值，得到读者认可，还是有赞助机构愿意出版的。在此背景下，庆学先的《牛虻》译本便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而且从前言中，我们也能看译者作为“专业人士”翻译思想的转变：

由于历史原因，《牛虻》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曾被当做政治教科书一样对待。尽管时代不同了，小说仍值得一读。读者仍然可以找到他们所想要的。读者不仅能感受强烈的影响主义，更能找到一种伟大的精神。最后读者将会找到一个全新的主题。

二、“三要素”理论下的两个译本对比分析

勒菲维尔指出：翻译总是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下发生的，总是脱离不了原文本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也脱离不了目标文本的时代背景。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牛虻》在苏联的极高声誉必定会为其进入中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小说的主题是其灵魂所在，不同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下，小说主题的思想解读会大相径庭。李?z民的译本将主题放在“革命与战斗”上，而庆学先的译本则强调“爱情与人性”。

上文提到，诗学有两个层面：一是文学策略、类型、主题原型特征和状态以及符号的集合，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角色或者说是应该扮演的角色。勒菲维尔认为诗学的边界超越语言、民族和政治实体。一个时代的主流诗学要么被译者本身接受，要么个人、团体和体制通过某种强制性措施将某种诗学作为一种尺度。为了使外国作品更加为目标文化所接受，译者往往调整原文本以适应目标文化的诗学观。20世纪50年代，主流诗学受控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形成所谓的文学“样板戏”。而21世纪，文学不再受到严格的限制，可以较大程度上做回自己。语言、形式。风格与其他文学元素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被凸现出来。

勒菲维尔的“三要素”理论将赞助人分为“分化型赞助人”和“非分化型赞助人”。20

世纪50年代的赞助人是典型的非分化型，因为意识形态，经济和地位的组成都比较单一，完全由同一个赞助人（国家）所掌握。这一环境下，翻译的整个过程，文本的选择，译本的出版，再到译作的接受都被操控了。李?z民的译本由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为小说做了一个介绍就说关于“宗教气息过浓以及一些与主要情节无关的段落”都被删去了，基本上“未违背原作精神”。

三、结语――对文化环境与翻译改写关系的思考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或者说是文化转换。翻译应文化交流的需要产生，也随着文化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调整。翻译改写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因为翻译的改写而发生渐变。翻译改写会引入一些新的文学元素，影响着旧的文学系统的发展。而对不同时期文学作品译本的对比分析以及翻译思想的剖析，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翻译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促进翻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