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延安文化生活

裴毅然：延安文化生活

一军事共产主义

1940年前的延安，沿袭南方苏区，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即以资历为据，稍作区别，级差甚微，男女无别，追求绝对公平，以体现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因为，每一场革命的发动阶段都会提出高于既有政权的道德标准。斯诺夫人描绘：“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各尽所能——各取最低需要ˊ。”

延安官兵级差微弱，据艾青、卞之琳提供的资料，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包括班长)l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一10元。1938一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愁庸每月津贴10元。1940年代初期，延安经济困难，高知待遇降下来。中央研究院的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虽略低于朱、毛的5元，但高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4元。徐愁庸还兼着鲁艺的一点课程，每月另有5元津贴，加上稿费，“所以，我是很富的，生活过得很舒服”。当然，特权还是存在的，只是较隐性。如按延安物价，哈德门牌香烟3一4

角一盒，毛泽东每月抽烟就得百多块钱，自己付不起的，得靠公家发。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记载：“像贺龙这样的师长，每月的工资为中国币五元，朱德为六元，折合成美金连两个美元都不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通常工资的一个少得可怜的零头”。据胡乔木记载：“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180元，边区的县长津贴仅二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五元”。其时，阎锡山晋军士兵月晌11元法币、少尉24元、中尉33元、少校96元，升官确实带着发财。1939年，国军士兵月晌8元“。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短评：国民党上将月薪1.6万元法币，中将1.1万，少将8千，一等兵55元，二等兵50元(只能买最劣香烟三四包、火柴五六盒)，最高与最低相差320：1。相比之下，中共的“官兵平等”，确具可比性。

延安生活虽苦，但对中共革命者来说，安全感是第一位的。有过地下工作经历的曾志抵达延安后的感觉：“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精神生活乃至物质生活都是很富足的。作为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我对延安的体验可能是与众不同的。”她不仅得到安全感且感觉舒适，并不认为延安物质生活有什么艰苦。不过，这只是地下工作者曾志的个人感受，

对绝大多数赴延文化人及其他革命者来说，延安生活应该说还是十分艰苦的。

1936年8月，斯诺记述：“在这里陕甘边区，人们就像五千年前他们祖先那样生活在这黄土群山里。男人蓄发梳辫，妇女全都裹足。他们难得洗澡。据说陕西老乡一生只干净过两次：结婚喜日他自己洗一次澡，再就是出殡那天别人帮他洗”1938年3月，《扫荡报》记者原景信从西安赴延，一路上“既少村庄，又乏人烟，荒凉得不堪人目……种的是山坡，住的是破窑，吃的是小米，窑洞就是原始人住的ˋ穴ˊ，又黑又臭……人民生活表面上虽比原始人好一些，但个个有菜色，实际上却还不如原始人！”

抗战初期，边区政府辖地26个县(后缩至23县，l州年扩至30县一市)，面积12.9万余平方公里，地广人稀，人口150万(一说135万)，另有资料表明仅50万。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对斯诺抱怨：“在江西和福建，大家都带着铺盖卷来参加红军，这里他们连双筷子都不带，他们真是一贫如洗”。

环境卫生更是原始简陋，远离文明“窝窝头上叮满苍蝇，坑上满是跳蚤，被子缝里挤着虱子，在这种环境，你就需要

吃得下、躺得下的勇气和毅力”大生产运动掀起后，种菜必须与粪便打交道，“半天下来，任凭你怎么洗，端饭碗的手都是臭烘烘的”。延安饭馆“醉仙楼”(全城共两家)，“停留在菜刀上的苍蝇，多到好像铺上层黑布”。

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胡绩伟也记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

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慷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奥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

丁玲纪实小说《医院中》记述了老鼠溜被迈头的细节。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咱们还是ˋ共产吧ˊ。一镜成多镜，增扩利用率。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雄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

抗战初期，延安知青吃小米蔬菜、穿土布蹬草鞋，一周才能吃一次面条或饺子。陕公早晨四人共用一盆洗脸水，三餐小米，四人合吃一铁盒土豆或南瓜。燕京生、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黄华记述：“伙食很简单：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然有一两片土豆”。落实到人的定额具体为：每人每天一斤粮(高粱粗小米，只能喝稀饭)，二钱盐，三钱油“。南方“资产阶级小姐”常吃小米可就受罪了，她们抱怨：“过去在家时，这都是喂小鸟儿的，嚼啊嚼啊，唾沫都咽干了，怎么也归不拢”。有的半年多肠胃都无法适应：“到延安后半年多，还是不适应，吃了小米饭大便不通，憋死了”。一位粤籍女生：“我们这些由祖国南端而来到北国的女青年，由于气候、环境、饮食的巨大变化，一月三次月经来溯，举步维艰。当时月经使用的粗草纸，把皮肤都攘破。”

睡也是大问题。陕公、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只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大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里，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从小养成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直腿挺睡。延安保育小学，“我们一个窑洞要挤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夜里翻身都喊ˋ一二ˊ，一齐动作，

否则是翻不动的”。相比京津沪穗城市生活，相隔天壤。一些赴延青年悄然离延，转去川渝。

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从分配方式上体现为人人都是“革命螺丝钉”，苏联的共产国际称为“蓝布蚂蚁群”、“红色工蜂群”，对改造有棱有角的个人主义大有裨益，非常有利于加强组织纪律性。这一延安经验成为日后“大跃进”的历史根据。1958年8月21日，“大跃进”进入高潮，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延安经验说：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作风来贬低我们，结果是发展了个人主义；建议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