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读书笔记

《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读书笔记

0153100045 陈诚

书中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实质上是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价值观，本书以新加坡政治为例，介绍了儒家王道政治在新加坡的创新与发展。作者从儒家文化的角度，以及自己对儒家文化的理解诠释了新加坡政治，从而构成了作者所认为的的亚洲价值观。

作者认为儒家的实用理性不同于希腊哲学的抽象思辨和印度哲学的追求解脱，儒家文化的性格特征表现为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从字面理解，实践或实用强调注重实际，讲求效用；理性则代表着用理智控制行为的能力。向深层开掘，实践理性又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儒家实践理性具有巨大的绵延伸展能力，并对当代新加坡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同时作者也指出儒家实践理性注重实际、讲求效用及用理智控制行为的特征，很容易被人们误认为实用主义。但是，实践理性不是实用主义，并与实用主义具有本质区别。实用主义追求实用但也停留于实用，实践理性注重实用却又有所超越。儒家实践理性承认、尊重、相信甚至强调去符合一个客观的原则、规则或秩序。这一原则、规则或秩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独立于人的思维和经验的天道或天命。这里，人道不能同天道分开，人道必须遵从天道；天道与人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于是，儒家实践理性在讲求实用也即关注人道的同时，又具有为从天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进一步说，由于实践理性所关注的人道是以天道为依归，所以，它并不认为现实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恰好相反，实践理性认为现实世界是非常不完善的，最好的世界有待于通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复兴。

关于中和思维，作者认为中华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意欲向前和印度文化的反身向后，而是以意欲调和、持中也即中和为其根本精神。西方价值观体现了一种两极思维（或称二分法），亚洲价值观表现出一种中和思维（或称三分法）。李光耀及新加坡政府的治国理念与实践，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中和思维。如果说，两极思维是革命的思维，那么，中

和思维就是建设的思维。革命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革命的特征在于破，其目的是要破坏旧的世界。建设的特征在于立，其目的是要建设新的世界。当时代从革命走向建设，也必然要求革命的政治转型为建设的政治。新加坡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成功地实现了从革命到建设的政治转型。这种从革命到建设的政治转型，实质上也是从两极政治道中和政治的转型。

关于经济与民主，作者认同李光耀所说的：“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没有给新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政府。民主没有导致经济发展，是因为政府并没有建立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和纪律。”概括起来，就是先经济，后民主。作者认为有经济发展才有民主，一是因为人的需要层次由低到高具有轻重缓重先后秩序的不同。二是因为经济发展为包括妥协合作精神在内的民主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良好环境和培养基地。三是因为新兴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独立与生存。

作者认为西方文化较为强调自由与权利，东方文化较为重视责任与义务。前者十分典型地表现在美国政治文化之中，后者则十分充分地体现在儒家政治文化之中。当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随着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我们就有迫切需要去让大家明白人类不仅应该享受自由和权利，也必须履行责任何义务，最终实现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作者在这里列举了新加坡媒体自由的模式。媒体自由必须对事实负责任，要客观事实地报道事实真相。媒体自由必须对社会负责任，不能妨碍乃至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作者介绍了儒家王道政治在新加坡的创新与发展。首先是儒家的人治思想、强调君子执政。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要是过去不是由一些每年最优秀的大学生掌管政府，不问他们的政治思想、信条或哲学，都是道德好、头脑好和有强烈信仰的，新加坡就不会成功。其次是民本民生，新加坡政治的重要特色，就是在吸收西方民主思想的同时，发扬光

大儒家民本理念，努力实行儒家民本政治。法律方面，新加坡用权力制约权力是以法治权的根本保证；职权广泛的反贪机构是以法治权的手段；立法严明、执法严厉是以法治权的实现途径；严密的纪律和规范是以法治权的重要补充。法纪严明，井然有序，这是指建立严密的监控纪律和制度，简化手续和中间环节，减少或杜绝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机会，从而达到使人不能贪的目的。除了重视法治，李光耀等新加坡政府领导人继承、创新了儒家德治传统，一方面，十分强调领导者必须养成君子品格，在道德实践上身体力行；另一方面，李光耀等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也大力向民众倡导儒家道德。面对宗教功能的式微和社会剧变给东西方社会带来的心灵危机，李光耀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创新儒家传统道德，他将儒家道德归结为最重要的八种美德或治国之纲，那就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就是实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理结合。新加坡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创造财富，运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财富。在发展生产力和积累财富方面，李光耀认为资本主义最有优势，因

为“私有制刺激着人们进行生产和投资，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在社会分配方面，李光耀又运用社会主义方法，提出的社会分配的原则是“机会平等，利益公正”，坚决通过国家权力来调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之提供日益增多的经济赢利，然后通过各种税收对赢利进行重新分配，实现公平和正义，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出现的失业、贫困和贫富悬殊的弊病。

新加坡政府通过高薪养贤，厚禄养廉，使得新加坡公共部门和内阁争取和保留到好人才，并保证政府保持高程度的廉洁诚实和高水准的能力。

作者认为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东西文化由冲突、排斥转向相互参照和融汇已是必然趋势。尽管东西方的文化理念、价值指向存在着差异，但作为人类文明，东西文化的优秀成果应该是人类共享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但不能掩盖传统思维方式和思维定势的局

限。长期恪守这一传统，是难以承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冲击。因此，在强调东方价值观的同时，也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