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李鸿章命运的几个人物

影响李鸿章命运的几个人物

（曾母丁忧），在家乡组建了“湘军”，打击太平军。就在这时，李鸿章怂恿同乡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也回安徽办团练，而吕贤基深知防剿事宜艰险异常，便奏请朝廷携李鸿章一道返乡。此时的李鸿章不过是个无名小辈，先跟随体弱多病的八旬老翁——署理皖抚周天爵，后入安徽巡抚福济幕府。儒生从军，对军事一窍不通，加之手中无权、无兵、无饷，他感到前途渺茫。就在李家祖宅被太平军焚毁、战场受挫、仕途维艰、同僚侧目，愁绪满怀时，他来到了恩师曾国藩帐中，做了曾的幕府。在曾幕，李鸿章起初并不显山露水，但文字功底极好的他无论是掌管书记，还是司稿奏稿都深得曾国藩的赏识。可是，李鸿章有生活懒散的坏毛病，曾国藩对此精心训导，尽心琢磨，陶冶其志气，培养其才干，使得李鸿章变得起居有度，一改不羁之习性。更值得感激曾国藩的是“淮由湘出”。当太平军采取“西线守、东线攻”的防御战略时，苏浙两省及上海一带告急，而驻扎安庆的曾国藩不愿调走湘军，便奏请朝廷，让李鸿章招募淮军，东援上海。这一决定使得李鸿章由“帮办”或“幕府”变成“大帅”，招募兵勇，自成淮军，终于有了独立的地位。李鸿章离开安庆的时候，曾国藩不但拨给了“湘勇八营”（其中有曾氏的亲兵两营），还亲自去码头送行，“临别赠言，深沉相劝”。可以说，李鸿章是在曾国藩训导、提携下发迹的，而李鸿章也将恩师的教导奉为“枕中秘”。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朝廷担心曾国藩等人尾大不掉，对曾氏产生了戒备之心。为了表白自己的衷心，曾国藩主动向朝廷建议“撤湘留淮”。这无疑再一次成全了李鸿章及其他的淮军。而李鸿章渐渐名声大噪后，曾国藩依然以老师的身份，时常提醒，使李鸿章受益非浅。尤其是曾国藩的“和戎”外交思想影响了李鸿章的一生，以至后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都是“和戎”指导思想下的产物。

考察两人的关系，笔者以为用“恩师”一词似乎不够确切，“精神导师”好象更传神一些。

二、封建统治者的“恩惠”

李鸿章之所以成为晚清第一重臣，与朝廷重用密不可分。当他步入政坛时，清朝的龙椅上先后坐的是两个小皇帝，即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而两度垂帘听政的正是把持朝政长达48年之久的慈禧太后。

这位权欲极大的女人为了笼络人心，一改朝廷抑制汉臣的做法，开始重用曾国藩、翁同龢、李鸿章、左宗棠等能臣。尤其是前线能为她卖命的人，不断地能够加官进爵。同治七年十月，李鸿章自金陵入京。因“剿捻”有功，得赏太子太保衔，并升为协办大学士，调任湖广总督，被赏“紫禁城内骑马”。当他诚惶诚恐地谒见慈禧太后时，主动把自己决定裁军之事说了出来。对于这种识时务的人，朝廷当然是欢迎的，就这样，李鸿章得到了朝廷的信任。虽然李鸿章希望爱新觉罗氏掌握朝政，但他不敢对纱帘后的“女皇”有半点违背。正因为此，慈禧太后在防备中一再重用他，将封疆大吏中最重要的直隶总督职位交给了他，并且身兼三口通商大臣，“权一而责重”，备位近畿竟长达二十五年之久。这在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李鸿章与慈禧太后的关系也并非一直无隙，他对垂帘听政也有过不满，洋务运动也遭到过“后党”（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保守派）的打击和抑制，但“甲申易枢”犹如晴天霹雳，不及掩耳，他所亲近的恭亲王被罢免。惶恐中的他及时掉转船头，进一步趋承慈禧太后，逢迎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生父），以保全自我，保全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而慈禧太后也深知李鸿章不敢有丝毫的忤逆，朝中又缺乏能臣，于是给以极高的地位和赏赐。正当国家处于危险之时，李鸿章尽管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拿出海军经费承欢她，致使海军三年间几乎没有建设，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在外交上，“和戎”的本意不是拱手听命，但在实际执行这一原则的过程中，李鸿章较多的表现出消极、迁就、妥协，并且由于他的过分妥协，损失了中国太多不应损失的权益。

在洋务运动开展得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李鸿章得到了“铁帽子王爷”恭亲王的有力支持，所以，恭亲王是影响李鸿章命运的又一重要人物。作为同治皇帝的皇六叔，恭亲王有着其他王公贵族所不曾拥有的地位和权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初，恭亲王被视为朝廷最可倚重的人。此间，李鸿章得到了恭亲王的极大关照。恭亲王赏识李鸿章是有其原因的，因为李鸿章搞的洋务运动以“强兵”、“富国”为目的，正与早年就倾向洋务的恭亲王不谋而和。在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清政府的腐败，最早发出“变法”、改革呼吁的是在鸦片战争期间一批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如魏源、龚自珍等。著名思想家魏源编著《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主张。但真正把有近代意义的变法、改革首次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

官僚。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作了较全面的论述。1865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时，李鸿章对清廷说，采用洋机器对于处于危弱状态中的中国来说，还只是“治标”。那末什么才是“治本”呢？他认为“治本”在于“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即保持一段时间内的不发生战争，以争取社会发展，在此期间，转移人心，形成向西方学习先进技艺的社会风气并在政治上有所变革。他主张针对时弊，全面改革。其改革的范围很广，包括整顿军备，建立海军；发展各种民用企业；废除科举，改革育才用人制度等。而这所有的一切努力都离不开恭亲王的支持。

三、同僚、下属的支持与帮助

在李鸿章的宦海生涯中，朝廷重臣翁同龢和几个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实业家不能不提。

翁同龢，两朝帝师，“戊戌变法”第一导师，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造就一代名君，以挽救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可是，其政治主张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后党”的反对。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李鸿章不自觉地走进了“后党”，而翁同龢则是“帝党”（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变法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值得玩味的是，李、翁二人并不针锋相对，这固然与早年李鸿章曾拜师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为师有关系，更与两个人相互欣赏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翁同龢在年轻的光绪皇帝面前说话很有分量，使得光绪皇帝对李鸿章也另眼相看。这不能不说是李鸿章仕途上的又一幸事。

讲到对李鸿章有影响的人物，洋务干将丁日昌、近代著名实业家唐廷枢也不能不提。

洋务运动一开始，李鸿章就迫切地认识到需要网罗人才，而精明能干的丁日昌便成了他后来最器重和赏识的人。当丁日昌在广东督造出落地开花的大炮时，李鸿章想方设法调来了他。丁日昌来到上海主持炸炮局后，造出的“田鸡炮”（迫击炮）在淮军攻打常州战役中发挥了作用。后丁日昌又协助李鸿章筹资购买美商旗记铁厂，加上原有的炸炮三局（另外宁、沪两局由清军参将韩殿甲和英国人马格里主持）合并，组建了近代著名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此后与容闳等人奔走相告，帮助曾国藩、李鸿章筹划近代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后丁日昌迁升为江苏巡抚，成了李鸿章最得力的助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