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 复习题及答案汇总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复习题一及参考答案

一、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述评。

答：在中国的历史上，1898年是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流产的戊戌变法。在文学史上，1898年也有其特殊的意义。

1、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

晚清的诗坛寂寞萧索，毫无生气，为了诗歌的革新解放，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发动了诗界革命。诗界革命的滥觞起于黄遵宪。但明确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则是梁启超。

针对晚清诗歌创作追求古与雅的写作原则，梁启超他们提出了新与俗的纲领。

所谓新，或者说新的意境，就是指反映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因此，他们认为，诗人应关心现实，熟悉生活，没有亲身的阅历，无法通晓世情不知现今的世事，就难以了解时势，就写不出新的意境。所以“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他们还认为，创造新的诗境，必须有新的思想，只有用新的思想来写新的生活，才能达到这一要求。他们所强调的，是诗歌应该融入西方现代的思想观念。

针对“求古求雅”的原则，破了诗体雅俗的界限，黄遵宪就主张诗歌创作的新与俗的理论，就是“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而黄遵宪的诗作就是实践这种主张的典型代表。

这场目标在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只“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诗界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新思想与旧形式的揉合杂拌为奋进目标的改革，当然结不出诗歌的硕果，也难于开一代诗风。

2、从报章文体到新文体

桐城派古文、八股文为中国锢禁文明之一大根源。近代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些文体的危害，同时也认识到统治者默认、提倡、推行这些文体的意图。黄遵宪希望世儒能改变“老死不知悔”的态度，跳出这种毁灭人材、束缚文学的圈子。

于是，黄遵宪、康有为等人曾提出过“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情深而文明”的改革设想。但这种设想并没在理论上得到更多的探讨。后来，在报章文体出现，“新文体”流行，梁启超才适时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的。

“新文体”实际上也就是随着现代型报刊杂志的繁荣和政治改良运动兴起而出现的“报章文体”。

梁启超所分析的“新文体”出现的原因和特点就是突破桐城古文的藩篱，把文体从“义理、考据、词章”中解放出来，以俗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笔锋常带情感，以增进对读者的感染力。

这期间，梁启超在1899年年底由日本去檀香山的途中想到了“文界革命”。所谓“文界革命”的主张是在“新文体”流行之后，才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

3、着意“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

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艺末，不能登大雅之堂。入近代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出于社会政治原因，把小说看成是启发民智的得力工具，是进行社会革命宣传的重要武器，大力提倡和鼓吹。于是创作兴盛，译著流行，小说理论的探讨也比较深入，从而使小说的观念有了彻底的更新。

对传统小说观念最早的冲击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

小说观念的根本性变化则始于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这篇由严复、夏曾佑所撰的长文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小说观念。针对中国的小说在“四部”中历来只能附于子、史的观念，他们从小说营构人心社会作用强调“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一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这种“小说为正史之根”的崭新观念很快就得到了富于激情的梁启超的进一步张扬。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专门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发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提倡“小说界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在引入“写实派”和“理想派”两个概念的同时谈到了小说的功能与作用。他认为：小说可以“写实”也可以写“理想”。写理想可以以“他境界”导人，写实则可以发露现实生活的秘密，令人获得某种认识。

他又从艺术效果的角度探讨了小说对读者所具有的“熏”“浸”“刺”、“提”四种心理感动力，强调小说能使读者于不知不觉之中被小说的人物和思想情感所同化。梁启超所谈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接近了对小说“移情”“共鸣”或“读者接受”的研究了。

梁启超的这些论述不仅说明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改变了传统的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观念，而且为“小说界革命”找到了有力依据。

梁启超认定小说与群治的重要关系，也就更为强调小说的思想内容。使小说成为“新民”的工具实际上是梁启超小说革命的真正动机。

到1903年，梁启超又把生物进化论运用到小说界革命中，从而形成了文学进化观，这也就更为小说界革命、为充分肯定小说的地位找到了理论依据。

小说被梁启超他们提高到文学的最上乘的地位，这场意在“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促使了小说创作的繁荣二十世纪初年。

4、戏剧观念的更新和文明新戏的萌芽

在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出于同样的“新民”目的，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等宣传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新传奇剧本。他注意到戏剧与小说一样也具有“启智”“新民”的社会作用。

比较系统地质疑传统观念，并提倡新的戏剧观念的是陈独秀。

1905年，提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的新观点。他还针对戏剧的艺术特点强调了戏剧在改良社会方面的特殊功能。

这一年，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专门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后的第二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旨在“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的春柳社，并在新的戏剧观念指导下排演了《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春柳社戏剧活动的消息传到国内，王钟声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至此，中国的戏剧经观念的转变与舞台的实践，终于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话剧萌芽时期的文明新戏形式从此定型”。

5、力主“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观念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的现代化。所以，提倡“言文合一”，发起白话文运动也成为近代的文学改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一样，这场白话文运动发起者最早的指向并不是文学，而只是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看到“新民”的重要性，为使语言和文学从古老的文言文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发挥改革社会的作用，便更系统、更有力地宣传言文合一的主张。

首先提出“言文合一”这一问题的是黄遵宪。他率先提出了“言文合一”问题。

由于维新派人士的大力标举，主张“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很快就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从1897年开始后的三五年间，全国就出现了白话报刊四五十种。

清末民初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办白话报刊，几乎都是从维新的社会用途着眼，实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打算，并非专从文学角度考虑。但是，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论述中，也都由“言文合一”出发谈到了白话与文学的关系。黄遵宪、梁启超的主张，基本上包含了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所提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等主张的的基本内容。

6、独行者的文学批评与现代观念

几乎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提倡各种文学体裁革命的同时，文学批评领域的独行者王国维则引入叔本华与康德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强调“超然于利害之外”的“文学自己的价值”，要求文学从从属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婢女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自觉意识，而他从西方美学思想进入文学批评领域，也较同时代人由进化论哲学进入文学，更逼近文学本体。

在文学观念上，针对长期盛行的“文以载道”的传统，王国维借助叔本华与康德的理论，强调“超然于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