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治学为人

《我的治学为人》读后感
《我的治学为人》收录了李步云先生及其学友、弟子等的文章五十多篇。

通过李步云先生的一些自我述怀、自序。

通过李步云先生与一些学者、媒体的对话、访谈，通过他人对李步云先生的直接间接评价，诠释了李步云先生“求实、创新、严谨、宽容”的治学理念和人生态度。

刚开始进入广州大学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广州大学有这样一位大师，而且还是与这位大师投身一样的领域。

与李步云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步云班”命名仪式上。

整个命名仪式上，我都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李步云教授，我试图从李步云教授身上寻出一点点大师的傲气因为我觉得大师从来都是很盛气凌人带着高人一等的口吻来跟学识比自己低下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辈说话的。

然而，我并没有从李步云教授身上找到一丝傲气相反我认为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李步云教授非常的平易近人，他在会后邀请我们合影留恋，而且在我们空出电梯来让年岁已高的他不用搀扶地走下楼梯时，他主动邀请我们一起进坐电梯。

李步云教授在年岁已高而且公务繁忙的时候也抽身来关注我们大一的学生，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关爱我们，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成为“步云班”的一员。

所以，我很想进一步了解这位和蔼可亲的大师，所以选择了这本与他的生活和经历密切相关的一本书《我的治学为人》。

根据《我的治学为人》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可以从生活上还有学术上了解李步云教授。

在生活上，李步云教授是一个没有架子的人，他能和各个阶级的群众交朋友，每当朋友需要他的帮助时，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如何，也不管自己的身体是否感到不适，他都会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哪怕是跨越山海，他也要奔赴千里来到现场，尽自己的一臂之力。

就是因为步云教授对朋友总是那么地真诚，所以他收获了很多真挚的友谊，收获了很多由心的祝福。

步云教授说，虽然他在各种交往中花去了不少时间，但是他得到的更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友情”。

他不会忘记他在北京住院时他的学生日夜轮流在他身边看护的那些日日夜夜，不会忘记已有80高龄的杨景凡、林向荣两位老教授十多点钟还冒雨登山陪他观看重庆夜景的那个晚上。

不会忘记春节晚会钟声一过就会接到朱阳明将军和公丕祥教授等等有人从电话里传来的祝福声，不会忘记像江平、郑成思、沈四宝这样一些学术界的顶尖级人物一接到他的邀请电话，都是二话不说，就辛辛苦苦赶赴长沙政法频道做节目的那份情谊，不会忘记为共创法学所辉煌业绩的许许多多亲密同事三十多年来并肩战斗的件件往事……步云教授一生物质财富不多，但是精神上却很富有。

步云教授是一个很乐观向上的人。

他说过：我一直觉得自己并不老，生理上尤其是心理上还属青壮年，难道我真的已成“古稀老人”了吗？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能有如此心境的人不多，一位比我们年老许多的长者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值得抱怨，又有什么理由去懈怠呢？
在学术上，李步云教授在我们国家乃至国际的法学领域贡献巨大。

1978年12月6日，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李步云教
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题为《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的注意并被视为是中国法学界第一篇突破思想理论禁区的文章。

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题为《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的文章曾在中国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这篇文章是关于争取中国罪犯的人权保护。

经过法律界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一系列辩论，该文所表达的思想被1994年12月颁布的监狱法所吸收。

这部由78个法条组成的法律在其定稿中有20多个法条是关于为罪犯的权利提供保护。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一篇非常大胆的文章，发表于1982年中国制定其第四部宪法之时。

这部文献是在改革年代具分水岭性质的政策文件。

使我们更为敬佩的是，李步云教授竟在“法制”转为“法治”的论辩中奋斗了整整20年，并在人治与法治之争中坚定自己的道路，发表自己的见解。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步云教授把毕生的精力投身于人权建设中，他提出了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这为人权的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李步云教授也为人权入宪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或许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法治社会，人权已经得到更好地保障，法治事业蒸蒸日上。

在我们看来李步云教授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很普通，但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我们要回归事件的背景，才能更好地领悟其中的重大意义与其社会价值。

在李步云教授发表《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一文时，社会上只讲阶级斗争，不讲民主与法制；只讲法的阶级性，不讲法的社会性；对人的社会属性，有“人民”和“敌人”之称谓，“公民”的
概念被摒弃。

因此，在理论和法律上采用“公民”这一长期被视为“没有阶级分析观点”的概念，公开倡导“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疑是需要科学理论的支持和学术勇气的。

而且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时期，反右情绪激烈，而李步云教授的言论在当时看来是比右派更右派的，因此李步云教授是冒着被打成右派的风险去“为谋华夏法治篇”的。

我们不难看出，在生活上，李步云教授是一个很温顺的人，无论是对待家人、朋友还是学生，都是一如既往的谦逊与宽容。

但是，在学术上，李步云教授绝对不向恶势力屈服，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不可违背的信仰，那便是为国家的发展进步而努力的信仰，是个人不可逾越的底线。

尽管在当时就连普通的群众都写信跟步云教授说：我真怕你被打成右派。

但是，李步云教授并不因此退缩，不因此停止宣扬自己的思想。

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很感谢国家养育了我。

可能就是因为如此，李步云教授可以冒着一切危险，去报答他的国家。

他的理论勇气还有敢于走在第一位的勇气，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在刀制与水治20年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了李步云教授坚持真理的持之以恒的决心，他用了20年来纠正了一个字，虽然只是一个字，但这却影响了整个法制话语系统。

李步云教授所做的一切正正印证了他治学的“八字经”：求实、创新、严谨、宽容。

这八个字，他用毕生去诠释，他就是我们的模范、榜样。

无论是在以前，现在或是未来，都很需要像李步云这样的教授。

踏踏实实地为祖国的法学事业做贡献，不说大而空的无关痛痒的话，
切切实实地找出祖国法治建设中的问题与不足，然后把自己所有的精力与时间都奉献在补足与解决问题上。

在我们国家，教授专家数量不在少数，但是能够真真正正干实事的不多。

许多专家在自己的岗位上享受国家给他带来的福利与待遇，但自己却苟且偷生人浮于事。

有的对待问题只是敷衍了事只是说几句大而空毫无建设性的话，只是身处高位站着说话不腰疼。

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个有能力的人去奉献自己的学识与力量，需要每一个相关人员的恪尽职守尽心尽力，需要更多的敢为人先的学者打破惯性思维去踏寻创新之路。

最后，希望中国的法治建设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