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两种形态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两种形态[摘要]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呈现出

繁荣的景象。鲁迅和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创作分别代表两类不同的艺术价值取向;

鲁迅的历史小说，表现出深广的现实社会内容，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侧重表现

个体人物自然性心理冲突；两位作家创作意旨、手段、切入点、文化个性之差

异体现出不同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鲁迅；施蛰存；历史小说；现实社会；性心理分析Abstract:The historical novels prevailed i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during the 1920‟ s and 1930‟ s. Novels by LU Xun

and SHI Zhe-cun were representatives of two different artistic orientations: the former revealed then existing social problems while

the latter focused mainly on individual? s conflict in natural sex psychology; Two writers' different artistic orientations were

embodied 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writing intentions, means, perspectives, and cultural individuality.

Key words:LU Xun; SHI Zhe-cun; historical novel; realistic

society; sex psychoanalysis

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一度呈现繁荣的景象。鲁迅和施蛰存同为新文学中的文化巨子，他们置身于同一社会时空背景之下，共同地把艺术目光转向遥远的历史，从古老的历史神话、传说中，发现和寻找新的生命力量，这种创作行为足以引人深思。他们在创作意旨、手段、切入视角、文化个性等均表现出相对应的差异，可以说，他们的历史小说创作，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代表和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艺术取向。两位作家在文学文体上的创新“实验”，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表现风格和形式，丰富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性格的深层反省和思索。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旨在“改变国民的精神”，己属人所共知。改造国民性，寻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可谓鲁迅奋斗一生的目标方向。他致力于小说创作，其原因在于：“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1] 511。利用小说求得“改良社会”之目的，这一功利主义文学观念和鲜明的思想启蒙立场，既适应了五四思想解放和新文学时代的需要，也是鲁迅独特的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关于鲁迅最早的历史小说《补天》（又名《不周山》），据他自己在结集序言中说道，小说写于1922年冬天，取材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他认为“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可是却在写作中途，在报上“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

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惠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要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于是“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对于生活中“可怜的阴险”予以坚决地回击。但同时又自谦：“这就是从真而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2] 341。对于艺术与现实斗争的矛盾，鲁迅的创作选择显然十分清楚。

正是从“改良社会”和现实斗争需要出发，鲁迅不惜损伤自己创作风格，

宁愿舍弃艺术的严整要求，也不失急切地发挥文学的现实战斗作用。然而，滑

稽的是，鲁迅出于现实批判的考虑——运用的“油滑”技法，却恰恰为批评家

成仿吾先生推崇。有意为之的创作追求竟然遭致“艺术”上“肯定”地误解，

鲁迅一气之下，索性将《不周山》从《呐喊》中抽出，愤然地显现出自己为现实而创作的立场。作家的创作立场自始至终都一直很明确：“说到‘为什么做起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 512 “为人生”，而非“为艺术”，为现实的斗争和社会改造服务，这样的创作态度，在鲁迅眼里不仅是毫不隐讳，而且是身体力行，贯穿了鲁迅文学生命的历程。

比较而言，施蛰存，可称为新文学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就没有如此强烈的改良国民精神动机，也没有多少“改良社会”的切实愿望。他所努力追求的是文学本身的价值和发展。从施蛰存的文学履历可以看出，他生于读书人家庭，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从事

文学却是因个人性情特点和时代的影响。在1933年的《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文中他写道：“革新了的《小说月报》中所载的许多俄国小说的翻译，引起了我的对于小说的兴趣，并且还很深地影响了我。我于是也写小说了”。在其后的文章中又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文学研究会。这时，我已决心搞文学，当作家”[3] 72。显而易见，施蛰存是受五四新文学精神影响走上创作道路的。因为时代精神力量的推动，许许多多青年把文学作为生活生存的选择，或为理想人生的选择，施蛰存就是其中一例，他的文学创作，无非是实现一个普通文学青年“当作家”的朴素愿望和梦想。有差异的是，文学青年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在“五四”文学思潮中所汲取的精神养分各有侧重。施蛰存没有继承文学启蒙主义精神，没有继承文学关注现实、人生的传统，只是过多地汲取了“创造社”表现自我，“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因此，施蛰存虽曾有短暂地跟上现实步伐，有反映时代精神的创作努力，但是归根结底，他的心中，却缺少了“五四”思想启蒙的观念意识，缺乏投身于“改良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火热激情。

施蛰存的第一篇历史小说《鸠摩罗什》写于1929年9月，据称是“七易其稿，费了半年以上才得以完成”。作家的创作追求，施蛰存自己解说得十分清楚：“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也不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4] 809。创作动因非常明确：“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写出更好的作品”。

如此创作心态和追求，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之下，作家必须是在借鉴新文学创作经验基础上，改变原有已成规范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在艺术形式上有较大改变和更新。无疑，施蛰存实践了这样的目标：对于艺术形式的创新欲求取代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努力，对文学表现手法的重视代替了现实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