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和消费新媒体纪录片泛底层化的叙事分析

观看和消费新媒体纪录片泛底层化的叙事分析

摘要：新媒体纪录片的传播媒介是互联网的,有别于电影、电视的传统传播媒介。在制播的层面上,新媒体纪录片与传统纪录片尤其是独立纪录片的创作主体联系紧密,在关怀的阶层上也有一定的重合,即对社会底层与都市边缘空间的关注。通过梳理和逻辑分析新媒体纪录片、传统纪录片与底层社会的关系,例证新媒体纪录片泛底层化的娱乐特征与高度商业化的审美形态。

关键词：传播媒介;底层关怀;新媒体纪录片;新纪录运动;泛娱乐化

学界普遍把《北方的纳努克》视为纪录片诞生的标志,这亦奠定了纪录片关注底层、关注非主流社会的基因。1949年后,我国纪录片曾长期被当作宣传与教化的工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新纪录片运动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局面,新纪录运动中诞生的作品是对格里尔逊式专题片进行意识形态“脱脂”后的影像,是对传统纪实影像的一种“反转”[1]。中国新纪录片最直接的资源不是来自纪录片本身,而是80年代的艺术思潮[2],新纪录运动直接推动了个人化的底层影像叙事,为后续新媒体纪录片关于底层影像的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高速发展与普及,新媒体技术的兴起导致泛娱乐化庸俗化思潮的到来[3]30,网络狂欢与泛娱乐化浪潮势必会染指任何艺术形式,具有强互联网属性的新媒体纪录片必然深受影响。虽然新媒体纪录片的传播媒介是互联网的,有别于电影、电视的传统传播媒介,但在制播的层面上,新媒体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在创作主体上依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关注的阶层上也有着一定的重合,即对社会底层与都市边缘空间的关注。但由于新媒体纪录片天然具有互联网属性与高度娱乐化、商业化的追求,导致其对底层社会态度的转变,即对社会的批判与对底层的关怀转变为对底层概念的消费。新媒体纪录片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主要来源于商业目的,而非独立纪录片的批判精神。

一、新媒体纪录片底层叙事的发展脉络

新媒体纪录片是与传统纪录片相对的概念。首先,新媒体纪录片是指以新媒体为主要传播平台和发布途径的纪录片,主要特征表现为观赏方式的自主性与非线性,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二为一,独特的消费模式影响了传统纪录片的产制理念。其次,传统纪录片从制播渠道上可划分为体制内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而且长期以来我国纪录片形成了以体制内电视台为中心的传统产制格局[4]。

1958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到农村去》是我国第一部纪录片。单从题材上看,这是第一部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影片,随后陆续涌现了如《把青春献给农村》《深山养路人》《放鹿》《太行山下的愚公》等相关题材的作品。但这一时期的纪录片有着强烈的政治属性,肩负着宣传教育的特殊使命,纪录片中歌颂的人物也是建设国家的英雄,他们不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而只是诠释政治概念的符号[5]。

1990年吴文光摄制的纪录片《流浪北京》成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端,标志着国家对纪录片创作权力的下放,从而促成了新纪录运动在中国的发生。随着新纪录片运动的兴起,有别于体制内纪录片关注视角的作品大量涌现,中国电视纪录片运动最初的选题都集中在城市贫民、农村出来的打工者、残疾人、癌症患者、弃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等[6]。

社会底层与边缘人物成为影片的主要表现对象,底层叙事成为新纪录片运动的标志,其中诞生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独立纪录片,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排骨》《龙哥》《麦收》《出路》等。纵观上述作品不难发现,此时的独立纪录片在题材的选择上陷入了“奇人异事、穷山恶水”的囹圄,在表现形式上强调作为社会镜像的功能性而忽视视听语言的精致性,不在乎画面与声音的瑕疵,形成有别于政治色彩浓厚的体制内纪录片的叙事视角。新纪录运动的底层叙事与新媒体纪录片的底层叙事有着本质的不同,原因在于其高度商业化的诉求。

2009年搜狐视频推出了国内首家正版高清纪录片频道,标志着我国新媒体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肇始,彼时新媒体纪录片的运营模式还停留在与国内外版权所有方及独家版权代理公司的合作上。随着新媒体纪录片在各大平台的蓬勃发展,到2011年,以搜狐视频纪录片频道开播的《搜狐大视野》为标志,网络视频平台自制纪录片异军突起,并开创了互联网视频平台与电视台、独立纪录片创作团队合作的新型内容生产模式。同年腾讯视频、优酷视频的纪录片频道先后开播,新媒体纪录片的发展方兴未艾,当年国内开设纪录片频道的网络视频平台高达12家之多。同一时期爱奇艺纪录片频道开始发力,一方面与传统的中字头影视机构合作,如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央新影集团等,另一方面积极与国内独立纪录片团队合作,如引进范立欣导演的纪录片《归途列车》。无独有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