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支援：抗战中跨越边界的家国情

华侨支援：抗战中跨越边界的家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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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28期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华人在自身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参与抗战，奔走流徙，遭受重大损失。我们不光要看到侨胞为国贡献的绚烂一面，更要去细致入微地了解他们在侨居

地的真实生活情况。再次回顾华侨与抗战的这段历史，努力挖掘新的历史细节，更全面思考华

侨与抗战的关系，是对过去的一种负责。请看《同舟共进》刊尤云弟的文章。

侨胞与海外抗日团体的建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建立起各种抗日救亡团体3900余个。

1936年1月19日，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宣告成立。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8

月21日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成立，属下47个分会，遍布全美大、中、小城市。10月，

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正式成立。

东南亚作为华侨华人侨居人数最多的区域，地理位置与中国较为接近。这里的华侨华人移

民史也最为悠久，侨居地聚居者多为广东籍和福建籍。“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

火很快烧到了中国南部区域，东南亚华侨相继成立抗日团体。

这其中以“南侨总会”为代表。早在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消息传到东南亚，陈嘉庚率先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号召侨

胞捐款救国。随后，南洋各地华侨相继组织筹赈会、慈善会筹款。1938年5月厦门的沦陷，彻

底激怒了东南亚华侨。1938年，印度尼西亚华侨领袖庄西言和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联合致函

陈嘉庚，倡议建立一个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并将此设想函达重庆国民党政府。

同年7月，行政院电请陈嘉庚负责组织总机关。经过一番考虑，最终陈嘉庚登报邀请香港、马

来亚、缅甸、菲律宾、越南以及泰国等地45个商埠的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商会，派出代表到新加坡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10月10日，168名华侨代表出席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

以“南侨总会”为典型代表的抗战华侨团体机构的成立，搭建了东南亚华侨支援国内抗战

的平台。由于战火直接烧到东南亚，东南亚华侨更是切身感受到保卫国内侨乡侨眷的急切；在

战线上，东南亚华侨也在为侨居地反法西斯作贡献。陈嘉庚在组织华侨奉献的过程中，需要传

递国民政府和侨居地侨胞之间的信息，需要向侨居地侨胞解释侨捐侨献的流向，需要向归国参

与抗日战争的华侨青年担保人身安全等问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财力相助：侨捐、义卖、购债、侨汇

抗战期间，海外侨胞的援战筹赈捐献数量之巨，实在难以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

经济上捐输抗战，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内容。据悉，战时华侨在财力上直接捐助祖国政

府抗战，主要是从侨捐、义卖、购债、侨汇等几方面进行的。

为了源源不断地向祖国捐输战费，侨界普遍实行了逐月义捐一定数额款项的办法。当国内

发生某种灾害或急需某种捐助时，各地侨胞还会发起各种专项捐献，如航空捐、救灾捐、寒意

捐等，种类极多。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的前三年，华侨汇回祖国的各种捐款共达国币20亿元，平均每月约6000万元，占当时全国军费开支的85%。据陈嘉庚所著《南侨回忆录》刊载的统计

数字显示，在南洋地区，陈嘉庚带头认常月捐2000元，南洋各地华侨积极响应。仅1938-1939

年南侨总会捐款达1.4亿元。从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到1941年12月，南洋各地华侨通

过赈灾每月平均捐输支援抗战的款额达国币734万元，为世界五大洲华侨月捐之冠。在美洲方

面，据杨国标等所著《美国华侨史》记载：八年抗战中，仅广东籍美国华侨即捐献了约2亿美金。

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传到东南亚之后，华侨青年立即组织起来，开展救亡活动。一些老华

侨回忆起当年抗战的情景，总会想起义卖队走街串巷时唱救亡歌曲：“先生，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支援祖国呀！太太，买枝爱国花、光荣花，买花救国救家乡呀！”在南侨总会领导下，

东南亚地区还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各界华侨组成“抗敌救国会”，走上街头，宣传

抵制日货的意义，到处张贴“制裁奸商办法”的告示。

认购公债方面，侨居地团体采取了私人自由认购和团体劝募公债等多种方式。其中不乏逐

层逐级摊派认购公债，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团体机构根据侨居地人数和经济能力认购国民政府

发行的公债，再分摊到每一个侨胞身上。这种方式与国内认购公债的方式相似。尽管在国家困

难时刻，侨胞彼此心中都知道这很可能是一种“慈善义购”，但仍踊跃参与。在南洋各地，仅

泰国华侨劝募公债分会，即发动侨胞认购抗日救国公债600万元。

此外不得不提及，侨居地侨胞除了参与侨捐、购债、义卖等活动捐献资金外，还要寄侨汇

给国内侨乡的侨眷，保证侨眷们日常生活，也补充了战时国家外汇储备，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由于战时国民政府的外汇收入主要依靠出口贸易的外汇和侨汇，获取不易，官方一直采取

审核和管理的方式控制外汇的流通。在战时国际贸易收支几乎停顿的情况下，侨汇成了外汇最

大头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在民间侨汇网络不畅的情况下，源源不断经过中

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等金融机构吸收大批侨汇。倘若没有如此大量的侨汇支撑，侨乡面对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局面，估计惨状更甚。抗战爆发之初，伦敦、香港、英属马来亚、缅甸、纽约、菲律宾、英属东印度、法属越南、泰国九大重点侨汇来源地在1938—1941年有相当数量的侨汇陆续汇进国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集中于

纽约、伦敦、澳洲3处。以侨汇收取的最大银行——中国银行为例，据统计1939-1945年中国

银行吸收侨汇收入折合国币总额达358034万元，数目颇为可观。

此时，国外侨居地也在遭受日军的大肆侵略，外国政府限制华侨把大量外汇汇寄到中国。

战火之下，华侨华人每家每户都苦苦支撑生存。是什么使得他们参与到经济抗战的大军之中？

这里面除了义无反顾的侨胞家国情之外，必须认识到侨居地曾实行“隐性”强制认捐、强制认购、强制摊派的现象。譬如出现了侨胞侨捐后获取侨捐证明，以便出门办事顺利，不道他人为

难的情况。尽管如此，这场经济资源的捐献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力相助：重温南侨机工的“盘山路”

除了“出钱”，还有“出力”——奔赴战场、支援战事。其中南洋侨胞应征滇缅运输机工

就是典型案例。南侨机工被誉称“华之魂，侨之光”，令人肃然起敬。远在南洋的华侨同胞在

南侨总会的领导下，毅然回到祖国保家卫国，作为“滇缅公路”上的运输司机和修车技术工人，参与运输军需及其他紧急物资，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口岸及交通仅剩新疆路线和西南路线。外国货物进入内地，只能靠

香港和越南的两个入口，以1938年新开辟的西南滇缅公路为主。当时滇缅公路刚刚开创，尚未通车。广东失守后，香港积存的货物军火2万余吨，正急需经过仰光由滇缅公路运送回国内，

其他剩余的就从越南入口。滇缅公路通车时，山路崎岖险峻，军事运输必须有熟练的机工才能

胜任。当时的司机实际上没有很多经验。政府已经在云贵两广湘川等地招募机工1000多名，但远远不敷所用。政府把西南运输办事处移设新加坡，定名“西南运输公司”，总机构办事处设

立在昆明。主要负责人是宋子良。宋子良致电陈嘉庚，希望代为招聘熟练运输司机和机修工人

等回国，来滇缅公路沿境及西南等省份服务，以解燃眉之急。宋子良提出机工的薪水、膳宿、

衣服、医药均由政府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