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道教

李白一生荣损与道教关系探微
李白一生中，曾有过中年入长安的辉煌，也有过晚年流放夜郎的凄凉。

在他辉煌得意时，他曾使唐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

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并“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

问以国政，潜草诏诰”［1］(P706)；曾让“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1］(P237)；也曾使那些“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1］(P284)；所以李白在《流夜郎赠辛判官》中自豪地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长安三年，他享尽了荣华富贵！他曾多么不可一世：“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1］(P184)。

但在李白晚年，他因为入幕永王李璘而被捕入狱并流放夜郎，后虽遇大赦，可没多久，便赋《临终歌》而卒：“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左)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诗中已全无初出蜀川在江陵见道士司马承祯时写《大鹏赋》的那种意气风发，代之的是不平、无奈、痛苦与哀怨：麟之被获，有孔子出涕，而大鹏摧于中天，又有谁能为之出涕呢？李白这只“大鹏”终以悲剧命运结束，最后也没能振翅高飞。

正如许多方家所论证，李白由于家世的原因，与科举考试无缘，［2］而在以科考取仕的唐朝，李白又如何获得长安三载荣耀？离开长安后，他已成为一名“身在方士格”的道士，他又怎么会入幕永王而遭受流放夜郎的待遇？本文将对造成李白一生荣损的原因加以探索。

一
李白一直有很强烈的参与政治的热情，他一生都渴望能谋得高官之职，“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1］(P715)，希望自己能“投竿佐皇极”［1］(P430)，“起来为苍生”［1］(P234)，“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1］(P596)，然后学张良、范蠡等人“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1］(P233)，从而完成他所设想的“功成、名遂、身退”道家式的理想人生。

然而，李白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不是走科考取仕的正轨之道，而是另辟蹊径：他一面“事权贵”，一面“访仙道”，希望以此扩大自己的名声，从而获得他所追求的高官。

因此，他做了不少事：在安陆娶了高宗时当过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1］(P605)；结交了比自己大十一岁，在社会上已有不小名气的孟浩然这样的朋友；他也用诗赋拜谒了许多达官贵人，象张垍、韩朝宗、裴长史、李长史、李邕、崔宗之等，希望有达官贵人、王侯将相对自己加以引荐，“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

”［1］(P603)然而，虽然玄宗在735年大赦天下，并下诏：“其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牧宰者，令五品以上各举一人。

”这道诏令似乎是专为李白而下，因他自认为正是如此的栋梁之材，可李白并不走运，他雄心勃勃所走的这条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的路并没有给他带来一官半职。

而他同时所进行的通过寻仙访道而走的“终南捷径”却使他拨开云雾见月明了。

天宝初年，李白终于“仰天大笑出门去”，并高喊“我辈岂是蓬蒿人”而被征召入翰林。

对于李白究竟被谁推荐从而能得到唐玄宗的召见，一直存在有争议。

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即认为是道士吴筠的推荐，《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都持此看法。

《旧唐书·李白传》云：“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

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

”另一种说法，即
魏颢认为是得力于元丹丘向持盈法师的推荐，持盈法师再向玄宗的推荐。

他在《李翰林集序》中说：“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李阳冰所说的，是因名声甚大，为玄宗所知而征召：“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

”(李阳冰《草堂集序》)
从以上几种有关李白入翰林的不同说法中能够看出一个共同点，即无论哪种说法，都和道教有关。

吴筠是唐朝有名的道士，与当时另一有名的道士司马承祯都师承茅山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他著有《神仙可学论》、《玄纲论》、《形神可固论》等书宣扬他的求真成仙思想；同时他也是一名诗人，他的诗作，《全唐文》中有记载。

李白曾说“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1］(P496)他与吴筠曾一起隐居剡中。

持盈法师即玉真公主，睿宗第十女，唐玄宗的妹妹，她太极元年出家入道。

在开元十五年(727年)，玄宗召见司马承祯时，曾令玉真公主至其所居修金箓斋。

李白在开元十八年秋季前后曾两次到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有诗《玉真仙人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留传。

元丹丘是李白所交往的所有人中，与之关系最密切的，是一名道士。

李白现存酬赠元丹丘的诗有十多首，且在其他诗文中又多次提到元丹丘。

他俩曾一起隐居嵩山，同治十年修的《叶县志·人物志》说：“元丹，字霞子，叶人，居石门山中，与李白结神仙交，白称为…丹邱子‟……惜其事迹无征。

然太白与之友善，屡见于诗，推许甚至，则其人品可知矣。

”李白在三十岁时写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云：“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

”这时已称之为“故交”。

郁贤皓的《李白丛考》和詹鍈的《李白诗文系年》都认为李白与元丹丘的交往于李白二十岁左右在四川就已开始。

李白的《登峨眉山》写的完全是游仙思想，郁先生就认为是受了元丹丘的影响，以至《峨眉山月歌》里的“思君不见下渝州”中的“君”也是指他。

郁先生还推测李白在刚出川就得以结识司马承祯也是因为元丹丘。

这种推测很有道理：司马承祯在当时是何等身份，李白居然能得以相见，且被夸赞为“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1］(P1)这对于一个刚刚走上社会、名不见经传的后辈来说实属不易！可见，李、元二人的交往确实非同一般，所以他俩能“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

［1］(P251)李白在《汉东紫阳先生碑铭》中说：“天宝初，威仪元丹丘，道门龙凤，厚礼致屈，传箓于嵩山。

”这一年，元丹丘正式成了胡紫阳的弟子。

也是在此年，元丹丘被召入京。

这三人都是道人身份，说李白之被推荐与道教有关，是很容易看出。

为什么说李阳冰的说法也和道教有关呢？这主要是因为李白的“名声”是和道教连在一起的，他曾获得道士司马承祯的“仙风道骨”和太子宾客兼道士贺知章的“谪仙人”的称誉；在李白的诗作中所表现出的狂傲不羁、飘逸洒脱来自他的神仙道教信仰。

他从小即受道风熏陶，在他五岁时随父迁居“天师教”盛行的四川，此地因东汉张道陵创“五斗米道”(后称“天师教”)而一直拥有浓郁的道教气氛；唐初又有著名道士王玄览、王太霄、王仙卿、赵仙甫在蜀传教，所以李白在《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中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

”紫云山和青城山都是道教胜地，而且离李白家也不远，这样的环境使他从小便对道教颇有好感，从十五岁后更是开始入迷，“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

”［1］(P536)在十五岁时李白即可能举行过最初的入道仪式，且不止一次行过受道箓
仪式。

［4］(P516)在《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当不知道士的去向时，竟“愁依两三松”，足见李白访道之心的迫切；出川以后，寻仙访道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1］(P47)为了获得修道宝诀，可以长跪而求之。

这些是从李白来说。

而从李白之外来看，唐玄宗在开元九年(721年)迎司马承祯进宫，并亲受法箓，成为道士皇帝。

《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廿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

”在他的带领下，全国掀起尊崇道教热。

所以此时的唐玄宗对李白所感兴趣的只怕正是李白和道教有密切的关系。

正如玄宗接见他时所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1］(P706)况且李白被诏进京后并不是直接见到了玄宗，而是先住下来待召。

这时另一个道士——太子宾客贺知章的举荐终于使李白能得以被道士皇帝唐玄宗召见。

贺知章在一所道教的庙宇紫极宫见到李白，一交谈即大为赏识，称誉他是“天上谪仙人”，并积极向玄宗推荐，从而使李白终于能入翰林，对此，朝散大夫行尚书职方员外的《李翰林别集序》、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所言及。

可见，李白被广为传诵的“名声”正是他的仙家风范。

所以说，李白入仕得力于道教和道士，而且不是单独的某一个人。

因为元丹丘，李白才得见于持盈法师；因持盈法师与玄宗的关系而能举荐李白，从而，李白能被召进京；吴筠因自己的名声而能直接受到道士皇帝的召见，所以他也有机会推荐李白；贺知章因是玄宗的宠臣，他的推荐，其影响力更大。

因此，在道教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有着“仙风道骨”的“谪仙人”李白终于在天宝元年(742年)即他四十二岁时受到了道士皇帝唐玄宗的召见，从而有过三年长安的辉煌生活。

二
李白晚年惨遭流放夜郎的悲剧，是因为他入幕永王李璘，并被自行宣布即位的肃宗李亨认为参与永王李璘谋反而造成的。

但历史上对于李白从永王李璘一事，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以苏辙为代表，他在《诗病五事》认为：“永王将窃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

”与他持类似看法的有朱熹，朱熹在《朱子语录》中说：“李白见永王璘反，便怂惥之，诗人没有头脑至于此。

”即李白不仅参加了不该参加的永王幕，而且在永王谋反时还怂恿他去谋夺帝位。

所以朱熹骂李白没有头脑。

另一种看法是以苏轼为代表，认为李白之从璘，正如李白自己所说是“胁迫”：“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

”(《为宋中丞自荐表》)“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

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

徒赠五百金，弃之若浮烟。

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所以苏轼在《李太白碑阴记》中说：“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

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

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吾不可以不辨。

”
对于李白入幕永王李璘一事，古之先贤已争论不休，时至今日，依然存在许多有分歧的看法，或如苏辙、朱熹一样加以批评，或如苏轼一样表示理解，但焦点常常集中在李白入幕时是“自觉”还是被“胁迫”的问题上；其实，无论李白参加永王李璘幕府
是“自觉”还是被“胁迫”，他都是以悲剧收场。

当然，造成李白晚年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时代，环境等各种原因；而从他个人来说，除了与他强烈的功名之心有关外，与他当时入幕的身份是否也有关呢？那么他是以何种身份入幕：政客？诗人？抑或道士？弄清了李白当时入幕的身份，或许对揭示造成他悲剧晚年的原因有所裨益。

虽然李白有着强烈的功名利禄之心，他也曾“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1］(P383)，可天宝年间长安的经历只给他带来待诏翰林的空头称号，所以可能没有人把他当政客来看；那么是否以诗人的身份入幕永王府？在今天看来，李白无疑是一名诗人，而且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在李白的时代，吟诗作赋是读书人必须具备的能力，就像今天的读书人都会几句英语一样，不是每个能说或读英语的人都能被称之为翻译家；作诗在当时是展示自我才华和进行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只不过李白这个读书人有生花妙笔，正如《天宝遗事》记载：“李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

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他很擅长用他的笔表达他的喜、怒、哀、乐罢了，而实际上当时并无“诗人”这一职业的称呼。

笔者以为李白是以道士的身份从璘。

因为当他被唐玄宗“赐金还山”(这一说法本已包含了道教意蕴，唐朝皇帝对归山的道士赏赐向来颇丰，如唐太宗对王远知；唐玄宗对司马承祯，对贺知章等)之后，李白便在齐州紫极宫请北海高如贵天师授道箓，写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诗中极力称赞其师父的高妙道行：“吾师四万劫，历世递相传”。

从此，李白开始正式入道，“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1］(P260)。

入道以后，李白着道装，“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

”［1］(P343)“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1］(P348)过起了炼丹服食的道教徒的生活。

独孤及在《送李白之曹南序》亦云：“是日也，出车桐门，将驾于曹。

仙药满囊，道书盈箧。

”至此，李白在人们眼中已成为道士形象；而且这一身份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终结，并给他带来灾祸。

如果李白象吴筠、元丹丘这些道士一样专心修道，历史上对他将会是另一种记载；然而，经过十年的修炼，李白虽然是“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1］(P56)，“琴心三叠道初成”，［1］(P328)但他并没有因为“早服还丹”而达到“无世情”的境界。

他本来就有“隐不绝俗”［1］(P601)的思想，他一直都在伺机而动，在政治上寻找新的出路：“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

平明空啸宅，思欲解世纷……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

”［1］(P235)可幽州之行并无成效。

而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似乎给李白带来了施展王霸之略，实现理想，获取功名的机会，他开始频繁的活动。

起初，李白好像是隐居而远避战祸：“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1］(P308)；“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1］(P268)。

面对泛泛之交的崔宣城、王判官，向来自认为有王霸之略且又有用世之心的李白并不好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用了一大堆遁词。

但实际上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1］(P328)，他在观望，在分析判断形势，他不想象孔丘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在伺机而动。

他从宋城(即今河南开封)
将宗氏夫人接到宣州(唐时亦谓之宣城，隶江南西道)，本已安全，因安禄山军是夺取东都洛阳后再进犯长安，无暇顾及江南，但道士李白却要避地剡中，这中间似有不可告人的打算，也正好透露了他的真实想法：“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1］(P175)；“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1］(P187)。

这些句子都出现
在诗尾，与整首诗似有不衔接之嫌，但正所谓“诗言志”，这些闪烁其词的诗句其实表达了李白东行的目的：“钓东海”而“得鱼”，自己会像张良一样辅佐帝王。

在封建王朝，皇位之争向来激烈，何况于此战乱时期！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大唐天子李隆基仓皇西逃入蜀，整个国家乱成一团。

对于掌握有兵权的皇室成员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而对于像李白这样自视有王霸之略，想建奇功，却一直无法展示自己才能的人来说，也是天赐良机。

那么，李白心中的“鱼”为谁？他该辅佐谁？在756年他曾与三位李唐宗室有接触［3］(P308)，第一位是徐王延年(包括其弟延陵)，第二位是吴王李祗，这几位是李白主动去找的，但并没有给他带来他想要的结果。

第三位便是永王李璘，李璘却是主动派使者韦子春来请李白。

此时李璘以玄宗制置诏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而与永王同时被玄宗任命为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道、淮南道、河南道节度使的盛王并不出阁，所以，长江中下游可以说都是永王的势力范围，椐《旧唐书·永王璘》记载：李璘军“招募将士数万人”。

李璘的势力影响给李白带来了无限希望，或许这就是李白要钓的“鱼”。

今天亦有许多人持与苏轼相同的看法，认为李白是被胁迫，不得已而入幕，理由是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和《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有交代。

其实他在入幕之时所写的《与贾少公书》也许能更准确地说明当时的状况：“王命崇重，大总元戎。

辟书三至，人轻礼重。

严期迫切，难以固辞。

扶力一行，前观进退。

且殷深源庐岳十载，时人观其起与不起，以卜江左兴亡。

谢安高卧东山，苍生属望。

”书中不仅说明了自己是被“三请”而去，而且将自己此次入幕的意义比作殷深源、谢安之于时局。

所以李白入幕后激动地写下了十一首《永王东巡歌》，其二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十一首云：“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如此的乱世正是自己大展鸿图，建立不世之功业的时候，加之有“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1］(P269)的永王，李白以为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1］(P593)的时候到了，然后就可以实现“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1］(P540)的“功成、名遂、身退”的道家理想。

永王李璘为什么要“辟书三至”［1］(P601)而固请李白下山入幕呢？因为李白的诗写得好吗？不是，李璘军中需要的不是诗人，而是谋士，是一个“知天命”，懂道术的谋士。

此时的李白已是授过道箓，入道十年的老道士，李璘看中李白的正是其道士身份。

其实，道士参与政治并不是始于李白。

道教从一开始创立就与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

东汉末年，“天师教”(即“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创立后所产生的力量是撼人的，它们分别获得了政教合一与军政合一的政治势力。

后虽经过寇谦之(365—448年)、陆修静(406—477年)、陶弘景(456—536年)等人对道教的进一步改造和充实，但道教并没有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

在历史上，道教徒们奔走于权贵之门，攀龙附凤，直接参与封建王朝的更替和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也不乏其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西晋初年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赵王伦和他的谋士、五斗米道的信徒孙秀的故事(这在《晋书》中的《赵王伦传》里有记载)。

而茅山派创始人陶弘景也有“山中宰相”之称；他的得意弟子王远知曾受隋炀帝的执手礼，但在李氏父子起兵时，王远知不仅向李渊密告符命，同时还恭维李世民是“圣人”，说他“方作太平天子”。

李世民即位后，便对王远知非常器重。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王远知传》说：“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还山。

至贞观九年(635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

”另外，辅助唐太宗李世民创立“贞观之治”的魏征亦是道士出身。

《旧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在追随李世民之前，曾“进十策以干密”，无奈李密是“虽奇
之而不能用”。

及密败，便随密归唐，并成为大唐历史上最有名的谏臣。

由于李氏唐朝与道教教主老子同姓，此时的道教已获得国教的地位，统治者与道士的关系非同一般，道士参与政治在唐朝已达到高潮，所谓得道之人常常成为封建统治者的依靠。

在统治者看来，得道之人是知天命者，有他们的出谋划策，事情必能成功。

安史之乱时，为肃宗出谋划策的李泌就是一名道士。

据《新唐书·李泌传》记载，当肃宗问他破贼期时，他曾预测“不出二年，无贼寇矣。

”时事发展与他所言略同。

李璘大军中也需要一位懂道术的道人来助阵。

李白作为茅山上清派的弟子［P38］，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茅山宗是唐朝道教的主流，这一派的许多道士象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李含光等都曾受到李唐天子的优厚召见。

李白亦曾被唐玄宗召见过，所以，李璘派他的使者韦子春三请李白。

然而李白既无李泌高深的道术，也无李泌的运气，最终因为被认为参与李璘的谋反而被捕入狱并被判长流夜郎。

在唐代，流刑仅次于死刑，以其流放地的远近，流刑又分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等。

夜郎属珍州，远在三千里之外，所以李白遭受的是流刑中最重的一等。

而且在其流放过程中，朝廷曾有多次大赦天下：至德二载十二月，玄宗返长安，大赦；乾元元年二月，改元，大赦；四月，皇帝享九庙，大赦；十月，册太子，大赦。

《旧唐书·肃宗本纪》记载，在乾元元年六月朝廷曾下诏：“三司所推劾受贼伪官等，恩泽频加，科条递减，原其事状，稍近平人，所推问者，并宣释放。

”然而这些恩泽并未惠及到李白，由此可知肃宗是多么地介意李白从璘这件事！
许多方家在论及李白从璘之事时都为他叫屈，认为李白乃一介布衣，统治者为何要对他处以如此重的刑罚？其实，李白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布衣，而是有着道士这种特殊身份的布衣。

他的这种身份的特殊性以及他在永王军中的所作所为而导致他在人生暮年难逃其悲剧命运。

唐朝虽然崇道，但当一个有影响的道士帮助对自己构成极大威胁的对手出谋划策反对自己时，只怕唐肃宗没有那么大方，不可能不耿耿于怀！况且，李白在永王军中所呆的时间虽然不过一、二个月，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参加了永王的东巡，写下了《永王东巡歌》，《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卿》等诗，诗中有“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做小山”的句子。

从诗句来看，将永王比作文皇李世民，确实够张扬了，难怪苏辙要说“今观其诗固然”；朱熹会说李白“见永王璘反，便怂惥之”；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也说“若非赞其逆谋，则必无斯语矣。

”李白用他的生花妙笔为永王呐喊助威，却也为他自己留下了从逆的罪证。

除此之外，李璘在短时间内占据金陵只怕也与李白有关。

对于金陵，古人认为自周末时已有王气；秦始皇所说的东南有天子气也是指此地；诸葛亮认为此地是龙盘虎踞，真帝王之都。

李白在《永王东巡歌》第四首写到：“龙盘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邱”。

李白对金陵的看重不仅表现在对永王的建议，在他因宋若思、崔涣的营救而从浔阳狱中出来后，他还希望肃宗迁都金陵，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说：“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

龙盘虎踞，开扃自然。

六代皇居，五福斯在。

雄图霸迹，隐轸由存。

咽喉控带，萦错如绣。

”然而此话不仅没有打动肃宗，反而使本已脱离灾狱的李白走向更痛苦的深渊——长流夜郎。

因为李白这些认为金陵有帝都之气的句子，也许在肃宗看来，正好暴露了他当初为什么要怂恿永王占据此地的真正意图。

肃宗怎会放过这样的人？与此同时，崔涣被罢相，理由是“惑于听受，为下吏所鬻，滥进者非一，以不称职闻”［5］(崔涣传)。

这，说不准与李白有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