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媒体艺术研究中的三个重要范畴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１　２０１３

中国新媒体艺术研究中的三个重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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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夫　张朝霞　刘言韬

［摘要］　艺术语言、发展路径和评价体系是中国新媒体艺术研究中的三个重要范畴。艺术语言既是一切艺术创作实践的关键，又是一切文艺理论研究的核心，对于新媒体艺术来说，它更是艺术与技术、传统与当代、世界与民族接合的界面。发展路径是一切艺术历史发展的轨迹，它是各种环境要素“合力”的结果，是艺术内因与外因博弈与妥协的产物，对于新媒体艺术发展史研究来说，它更是信息量极为丰富的解剖样本。评价体系是一切艺术批评的主要依据，对于以复合与跨界为基本特性的新媒体艺术来说，评价体系指标的多元与整合性是不难理解的。三者相加，刚好构成了文艺学的学理结构，中国新媒体艺术发展中艺术语言的民族性、发展路径的独特性和评价体系的整合性是一切研究者必须关注的。

［关键词］　中国新媒体艺术；艺术语言；发展路径；评价体系

［作者简介］　张小夫：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１０００３１）；张朝霞：文学博士，北京舞蹈学院艺术传播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１）；刘言韬：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在研究我国新媒体艺术现象时，一些学者不同意使用“中国新媒体艺术”这一表达方式，而主张使用“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表达方式，原因是担心“中国新媒体艺术”这样一个概念是否会被理解或解释为存在一个自外于世界新媒体艺术格局的“中国新媒体艺术”，尤其是考虑到作为后起的中国新媒体艺术对于世界新媒体艺术的依赖与互动，此种担心并非多余。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担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拒绝对构成森林的树木进行具体研究。那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避免以偏概全，反而是彻底切断了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的联系。不对中国新媒体艺术展开具体研究，我们就不能了解中国新媒体艺术的特殊现象与规律，也不能了解世界新媒体艺术与中国新媒体艺术之间的关系。

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把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联系起来，在世界新媒体艺术的大背景中研究中国新媒体艺术，使我们对于自己民族新媒体艺术现象的理解具有足够开阔的视野，具有足够丰富的比较维度。同时，通过对中国新媒体艺术的具体研究，可以充实我们对于世界新媒体艺术的了解，完善我们对于新媒体艺术基本理论与基本范畴的建构。

当我们把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联系起来，在世界新媒体艺术的大背景中研究中国新媒体艺术的时候，我们发现艺术语言、发展路径和评价体系这三个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该被忽略的，三者相加，刚好构成了文艺学的学理结构—

——文艺理论、艺术史、文艺批评［

１］

，这说明本文范畴的选定并非任意。而当我们把研究视角从世界范围聚焦于中国新媒体艺术时就会发现，艺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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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电子音乐特色研究”成果，并获“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重大基础研究计划“中国新媒体艺术研究”（１２ＸＮＬ００６

）资助，项目负责人许鹏为本文通讯作者。

的民族性、发展路径的独特性和评价体系的整合性是普遍存在的。本文将结合中国新媒体艺术具体门类的发展实践，逐一展开具体论证。

一、用母语说话，构建中国新媒体

艺术的民族艺术语境

在新媒体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和组织适当的艺术语言是艺术家面临的重要任务，其中母语的地位显得格外重要。母语中包含着本民族的文化基因，传递着本民族艺术最初始的原生态信息；母语在民族成长的过程中血肉丰满，生成了其文化内涵和文化品格；母语也造就了一个民族的成熟，积淀着一个民族的底蕴和厚度。从艺术审美表达的角度来讲，只有用母语说话才能说出自己独抒性灵的话。

我们不妨以音乐这一艺术门类的发展路径作为参照。从农耕文明的“人声歌唱”到工业文明的“器乐交响”，再到后工业时代的“人机互动”，电子音乐的横空出世从根本上瓦解了占有几百年统治地位的传统调性音乐，走上了极为艰辛、“以计算为核心”的“序列音乐”探索之路。接踵而来的便是２０世纪音乐领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更前卫的“具体音乐”脱颖而出，标志着以声音为对象、以科技为支撑的一个新音乐领域的拓展和新音乐时代的崛起，似乎艺术民族性的根基到这个阶段被彻底动摇了。

但很快，技术创新的种种限制成为现代音乐发展的“瓶颈”，绝大多数现代作曲家的创新之路越走越窄。现代作曲家的个人追求与社会层面艺术审美之间的矛盾与纠结已经日趋凸显。尤其是大多数现代作曲家只能选择用近似的语言说话，用同一种技术创作，雷同和单调就成为现代器乐音乐创作不得不面对的危机。这时，艺术家把目光重新投向其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从中吸取营养。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起的中国电子音乐要探索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要创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创新之路，不能盲目地、亦步亦趋地模仿和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去重蹈现代器乐创作中走进序列音乐死胡同的覆辙。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达成共识：从当下中国电子音乐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去发掘和获取艺术创新的基因和灵感是最重要的理念定位与最核心的发展动力。［２］

（一）素材资源的采用：发挥中国电子音乐的资源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积淀，在音乐领域形成了极为丰厚的传统音乐资源。中国传统民歌、传统器乐、传统说唱、传统戏曲等，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品种的丰富性在世界范围也无出其右。与中国传统音乐相媲美的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丰富的语言类人声，这些宝贵的、色彩斑斓的语言类人声是传统音乐构成的重要元素和文化基因，人文符号意义十分突出。中国有５６个民族，拥有十分丰富的语言资源和巨大差异的地域文化特征，这也是构成中国传统民歌、说唱、戏曲、民族器乐等传统音乐资源的决定性条件。

在创作于１９９６年的电子音乐作品《诺日朗》中，作曲家以独具特色的藏族人声，即喇嘛诵经的语言类人声为核心材料，构成并张扬鲜明的藏文化符号。喇嘛诵经的语言类人声不仅低沉、深邃、充满神秘感，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现代器乐创作“音符式”音乐主题的音高、节奏限制，创造出以声音为中心的音响主题，音乐形象鲜明，集文化感和现代感于一身，颇具震撼力。

实践证明，用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声音采样方式获取和构成电子音乐的声音主题同样效果显著。创作于１９９２年的电子音乐组曲《不同空间的对话》把中国传统民族乐器族群中二胡、萧、埙和古琴的声音采样作为电子音乐的声音材料而形成作品的声音特色。近１０年来，中国青年作曲家群体在创作实践中大量使用具有本民族文化符号特色的人声、乐器声作为主题材料已经屡见不鲜，在创作实践中逐渐远离那些词不达意、言不由衷的音乐语汇，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母体语汇的认同趋势和一定的作品风格追求。

（二）工具技法的加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取母语资源的基因

电子音乐创作的另一种主要的表现形态，即电子音乐与现场演奏的真实乐器相结合的混合技术类作品中，直接选取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作为主奏乐器，与电子音乐结合，构建崭新的声音组合，同样是中国电子音乐艺术创新、形成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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