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交流

18世纪是近代历史的起点。这一时代无论对于中法两国的历史发展，还是对于中法两国之间的交流和认知，抑或对于世界发展的大趋向都意义非凡。当时的中国，正值开始于17世纪80年代终止于18世纪90年代的康乾盛世，西方传统学界称之为“High Qing”时代，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高峰。此时的法国也处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法国封建社会的最鼎盛时代，其“光芒四射”，照耀欧洲。与此同时，整个世界也正面临着向现代世界大翻转、大变化的当口。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中法两国开始了文化交往和盛世之间的对视。

18世纪中法之间的交往是在文化层面上展开的。17世纪80年代，路易十四下令在全国遴选“饱学之士”，由法国科学院精心挑选出来的6位耶稣会士被授予“国王的数学家”的头衔，派往中国。1685年3月，在路易十四私人金库的资助下，他们携带着科学仪器和礼品，在法国布勒斯特港扬帆起航。其中一人滞留暹罗，其余5人于1687年7月抵达宁波，次年2月进入京城。

与其他传教士不同，这几位法国传教士“既是上帝的使臣，又是法国国王的非正式代表，同时也是欧洲自然科学的盗火者”。他们肩负着科学考察、了解中国、传授科学与艺术、传教并扩展法国利益的国王使命。他们在宫廷里为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天文、哲学、人体解剖等科学知识，同时研究中国的历史，探讨儒家思想，测绘中国的地图，深得康熙的器重。1693年，康熙命令法国耶稣会士白晋以中国皇帝“钦差”的身份返回法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服务，随身带去康熙赠予法国国王的珍贵礼物和49件汉文书籍。白晋辗转耗时近4年回到巴黎，向路易十四呈上康熙皇帝的礼物，同时献上他自己写的《中国皇帝历史画像》。在巴黎逗留期间，他还做了从理性的角度理解《易经》的演讲，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此后，相继来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在18世纪共约120名，其中不少是数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画家。他们中很多人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卓越贡献。

这些兼有学者和传教士双重身份的法国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正值因东西方文化隔阂和宗教上的歧义而产生的“礼仪之争”愈演愈烈之时。传教士在民间的传教活动受到很大影响。但康熙和乾隆两皇帝对西学东传取支持态度，传教士在宫廷享有很高的待遇。喜好西学的康熙1692年颁布容许西方人传教的敕令，1693年又亲自为法国耶稣会士在皇城附近选取寓所，建立教堂。中国皇帝以极大的兴趣向宫廷里的传教士学习近代科学，重用传教士参与国家事务，委托他们以科学的方法绘制中国第一张全国地图——《皇舆全图》，邀请他们参与对俄签订条约，这些做法在欧洲成为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

18世纪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次难得的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机遇。但在这双向文化交往中同时发生的“中学西被”和“西学东传”，在法国和中国却经历了不尽相同的历史境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次文化交流的过程和结果，影响并决定了此后两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方向。

法国是这场文化交往的主动者。在法国，耶稣会士铺天盖地关于中国的报道和研究，使得与中国有关的图书如雨后春笋。不仅中国的《诗经》《易经》《礼记》《书经》和《赵氏孤儿》等经典被翻译成法文，还有《中国通史》《大唐史纲》《中国兵法考》《中国音乐古今记》《乾隆帝御制盛京赋之法释》和《孔子传》等著述出版。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风土人情文化、瓷器建筑丝绸等都在他们的研究出版之列。据统计，1687年至1773年，在华耶稣会士与汉学有关的著作有353种，其中，法国耶稣会士占作者人数的64%，作品总数的83%。

虽然“礼仪之争”让人们领教了东西方文化的隔阂与龃龉，但总体上说，传教士笔下的中华帝国充满光明。他们对中国的大量描述深深地感染了欧洲，引发并推动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一时间，欧洲劲吹中国风。不仅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玉器、家具、园林建筑风格和戏剧艺术风靡欧洲，以至于“每家壁炉上都陈设着中国物品”，“中国趣味”造就了欧洲的洛可可艺术，连中国皇帝春耕开始时的祭祀大典，也被法国皇帝复制效仿。

更为重要、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对法国思想界的影响。中国这一“他者”文化被介绍到遥远的法国之后，处于变革前夜的法国思想界反应积极而热烈。他们纷纷拿中国来说事，把中国作为批判的工具或变革的标杆，阐释对后世法国乃至整个现代世界都影响深远的经济理论和政治主张。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弗朗索瓦·魁奈以农业中国的经验来佐证他的重农学派的经济理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农业才使得财富倍增”。孟德斯鸠从耶稣会士“中国是用板子统治着”等话语中，认定中国政治专制，以此来批判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伏尔泰对中国的热爱之情，是与他对法国专制制度的憎恶相伴随的。他敬重中国的孔子和儒教，称赞中国的皇帝，用这种敬重和赞美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批判法国的基督教和封建制度。虽然18世纪的法国哲人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也主要来源于耶稣会士的描述，但正是他们从法国的历史境遇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创造性的解读，使得古老的中国文化被发掘出适合欧洲时代的新的精神价值，给了法国思想界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从而帮助法国完成了自我的批判和历史的跨越。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看中国”是现代欧洲的“第一道曙光”。这是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最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而在中国，西方文化“仅吹皱了一池死水”，其影响始终没有越出宫廷、高级官僚、上层知识阶层以及少数天主教徒的范畴。虽然康熙和乾隆两皇帝对西方科学持欢迎态度，身体力行积极学习，但他们仅接触了器物层面上的西方近代科学。根深蒂固的“中央大国”的思想，以及只知道有中国之“天下”，不知道有寰宇之世界的历史眼界，最终还是限制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限制了这场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皇帝们喜欢的带有现代科学元素的水平仪、望远镜被当作稀罕“宝物”锁在皇宫。政府以经济和文化上的闭关自守来防范和抵御扑面而来的外来力量。1757年清政府再次宣布一口通商，18世纪末马嘎尔尼访华时乾隆给英王“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回复，以及普通人对西方人“夷狄”“番鬼”的称谓，都表现了对“他者”文化认识的无知和自我文化认识的虚妄。从本质上说，18世纪中国人轻视西方的“西方主义”，和19世纪欧洲人蔑视东方的“东方主义”一样，是一种历史的和文化上的偏见。它从根本上决定了18世纪中法之间文化交往在中国的历史遭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中国知识阶层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虽然早在明朝末年徐光启、李之藻等有识之士发出了改革和发展科学的呼喊，但他们的呼喊如同黑暗苍穹中掠过的一道流星，很快被黑暗吞噬了。那么，18世纪清朝的士大夫们呢?从当时知识阶层对传教士的评价来看，有欢迎，有承认，也有抵触。清朝大学士杨光先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挑起“杨光先教案”，攻击传教士及近代科学。该案直至康熙亲政才得以纠正。总的说来，盛世的祥云笼罩之下的知识阶层，少有危机感和变革精神，没有主动学习吸吮“他者”文化的意识。如胡适所说，清代的一切学问“只是经学的丫头”，“学者的聪明才力为几部经学笼罩了300年”。连主张“经世致用”的顾炎武，晚年也埋头于传经考证，言“三代之盛，可以徐还”。直至19世纪中叶，欧洲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一道道不平等条约压下来之后，有识之士才痛醒!中国人的自我认识和对西方的认识才发生变化，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思考和探索。而在18世纪，“舶来”的“他者”文化，西方的近代科学和理性精神，没有与本土文化自身内在的变革要求和批判意识相结合，就不能形成改造社会的冲击力，也就不能掀起社会变革的洪波巨浪。中国因此坐失一次吸吮“他者”文化精华、实现自我更新、最终破茧成蝶走向现代之路的机遇，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