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之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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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性格与命运
成长坏境给性格以重要影响,性格决定命运。

陈独秀用其波澜壮阔、悲苦坎坷的一生诠释了这句话。

陈独秀成长于一个书香之家,受家庭氛围的熏陶,他身上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特性——孤傲而多才。

父亲在他襁褓时就撒手人寰,因此,并没有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男人他成长路上的错误。

我认为父亲是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少年时的第一偶像,我们的行为、性格或多或少的会模仿父亲。

少年时没有父亲引导的陈独秀,颇有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舍我其谁”的愤青气质。

比如,对大胡子爹爹封建大家长式教育的反抗,对儒家四书五经和科举考试的厌恶,他直接而果决的表现了出来,并且以他特有的方式默默反抗。

少年时的陈独秀不屑于隐忍、不向现实屈服,或他不屑于这么做。

例如,白胡子爹爹让他背四书五经时,他不像也不愿背,就被白胡子爹爹拿直尺打手,即使手已经肿的老高了,陈独秀也不愿点头屈服,直到他的母亲哭着劝他、求他时,才偷工减料地完成了他的启蒙教育。

所以,顺理成章的少年时的陈独秀是一个叛逆青年。

历史上有很多名人有相似的少年经历,如少孤、有《广陵散》留世的嵇康。

他祖父曾说:“这个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蛇。


在国之将殇、族之将亡的时代,陈独秀同大部分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有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以爱国为己任,真正的做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那个时代的爱国之光如一轮明日,照亮了未来中国
的前进之路。

而这光是由多少中国人的生命、智慧、热血凝聚而成的?恒河沙数。

直到今天,我们依旧深深震撼。

那是一个热血的年代,一个疯狂的年代,无数中国人为”国之富强民主”而抛头颅、洒热血,为救国而疯狂。

在那样的年代里,救国革命的热潮势不可分挡,“习得文武艺,卖于救吾国”才是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吧。

了解陈独秀的历史后,我曾不止一次的慨叹与幻想,“也许不参与政治,凭借其出色的文学功力与天分,陈独秀可能会成为一个大专家、大学者,从而流放百世,名垂千古”。

但那样也许才是最残忍的吧,让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居于一隅,不问世事,不作为,想象都不可能吧。

可以说,这条路即是陈独秀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这时“当失败是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


陈独秀能在茫茫爱国青年大军中脱颖而出,名留于史,与他独到的政治见解与眼光、斐然的文采和高尚的人格密不可分。

甲午战争后,在中国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不足20岁的陈独秀就发表了《扬子江形势议略》,提出极富有见解的防御方案,希望清政府能维新变强,但随后戊戌变法的失败无情的击碎了他的天真与幻想。

此时,陈独秀的政治见解虽不成熟,但他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爱国心熠熠生辉。

留学日本的经历开阔了陈独秀的眼界,为他探索爱国之路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

在留学期间,他剪发,誓与封建主义划清界限,体现他当时革新与革命的思想。

当然,洋化也一定的危害性。

比如,现在有人批评《新青年》对事物的看法太过极端,或全好或全坏,没有唯
物辩证的看待问题。

的确,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一大弊端。

但考虑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呢?在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与西方平等、民主、科学的理性思想发生激烈碰撞之时,国人都位于混沌的边缘。

如果此时有人再模棱两可的告诉他们,但东西方文化各有弊病、各有千秋,那才是真正的混沌吧!当时就需要一些人站出来以及其肯定的方式告诉国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应该向什么方向前进”,需要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去喊醒混沌的中国人。

《新青年》就起到了这种作用,它指引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培育了整整一代青年。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珲代英等都受过它深刻而重要的与影响。

珲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像在黑暗的地方看到了曙光一样”。

作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此时显示出他的光辉和深远政治目光来。

他不仅利用《新青年》反封建,也将其当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杂志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光。

在中国思想启蒙史上,伟绩卓著、彪炳千秋。

陈独秀也应该被历史铭记,被世人铭记。

而陈独秀能以主角的姿态站在这段历史上并不是偶然的。

从1903年起,陈独秀就就陆陆续续创办了很多杂志。

如《国民月月报》、《安徽俗诺报》等。

陈独秀曾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

何物臭虫,层布满我衣袖,
也不自觉。

”我不禁为他的坚持,纯粹、无私奉献,爱国热情而深深震撼,而这些正是他特有之处。

但曾经,无论政界或学界对陈独秀的评价基本是否定的。

“右倾投降主义”、“叛徒”等,以偏概全将其彻底否定,但在历史上,陈独秀对党的创立和发展是起到重大作用的。

陈独秀是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并且是中共“一大”到“五大”的领导核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例如党的“三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使党的队伍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3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一个重要的基础。

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也有人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独秀,但这是不公正的。

当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深受共产国际的遥控,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苏联的错误指挥、党的理论水平较低等种种原因交纵的结果。

而且陈独秀还曾向中国国际表示“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甚至不惜得罪共产国际与斯大林。

但历史并没有报陈独秀以公正客观的评价,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在被戴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之后,党中央曾表示陈独秀只要写自我检讨与批判书,就能留在党内。

但陈独秀坚决不写。

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没有叛党,自己是清白的,没有理由写检讨书,并不惜与共产党决裂。

他这种“没做过就坚决不承认”的孤傲和倔劲也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他曾经五次被捕,被判有期徒刑八年。

在狱中,他
也不曾屈服,用“千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来回复国民党的收拢。

在陈独秀的一生中,他只向真理投降,却从未向任何敌人和恶势力有过投降之举。

我认为这与他孤傲的性格密不可分。

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吃,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李维汉说他是早期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

孤傲的性格使陈独秀不去搞阴谋诡计,或者说不屑于去做。

他始终有自己的坚持、信仰,始终追求自己的理想,也正是这些,支撑他走完最后悲苦坎坷的晚年。

蔡元培先生曾称赞陈独秀的人格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陈独秀的一生并不是成功的,他也犯过许多的错误,但我想他未曾后悔过,能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爱国事业、革命事业,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不枉世间走一回。

也许他孤傲正直的性格不适合做政治家,但人生路的选择并不是以合不合适为标准的,而在于值不值得,愿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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