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思想背后隐藏着利益——再说伯林的犹太认同

思想背后隐藏着利益——再说伯林的犹太认同

陆建德

1968年，佩里•安德森在长文《国民文化的组成部分》里评价英国人文学科的现状。他说，除了文学批评和经济学，英国思想界的主要领域已为白人移民（主要是犹太裔）所把持，主导当时政治理论走向的是以赛亚•伯林载科克本与布莱克本编：《学生权力：问题、诊断、行动》，企鹅版，1969年，第214页至284页。。伯林的《人类乃樗栎之材》（1990）一出，安德森立即在《伦敦书评》发表评论。在这篇题为《英格兰的以赛亚》的书评后半部分，安德森特别指出伯林与魏茨曼以及犹太复国主义非同寻常的关系。伊格纳季耶夫系伯林生前认可的自己传记的作者，他的《伯林传》写作费时十年，虽多曲笔，仍较详细地披露了伯林的犹太背景和他参与以色列建国的细节。我评《伯林传》的文章《以色列的以赛亚》有呼应安德森之意。

在书评里提到犹太复国运动先驱赫斯，无非想说明伯林的学术兴趣往往跟他的犹太情怀有特殊的关联。近两年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土地换和平”的进程受阻，不久前，以色列的坦克和推土机已将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官邸大部分建筑摧毁，巴勒斯坦人政治生存的空间愈益局促。在这种非常时刻，不妨借讨论伯林的机会就赫斯、犹太复国主义的缘起等话题再啰唆几句。

赫斯原属青年黑格尔派，后来醉心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批判犹太教，鼓励犹太人与异族通婚以求同化。1862年，他出人意料地发表犹太复国主义的经典文献《罗马与耶路撒冷》，这变化来得突然，原因非常复杂，恐非单一的“影响”所致。伯林在《莫歇•赫斯的生平与观点》一文对此不敢轻下断语，他在一条注释中说：“迄今为止，人们还不知道有一次事件或经历使赫斯突如其来地彻底改变（他对犹太民族的）态度。”1

但是我们也从伯林的文章得知，赫斯从小浸润于传统的犹太教育，他的外祖父说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和犹太人的流散就老泪纵横。早年的情感经历为赫斯后来的犹太复国构想着上了底色。

赫斯在1862年提出犹太民族不仅要保存下去，还应回到巴勒斯坦。一位普鲁士托伦地方（现属波兰）的拉比差不多同时产生类似的大胆构想。加里波第领导的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成功（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成立）对赫斯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将“罗马”与“耶路撒冷”并置不仅强调两地历史意义同样重要，还表明犹太同胞应踵武意大利前贤。还有发生在1860年的两件事值得注意：世界犹太人联盟在巴黎成立；拿破仑三世的私人秘书拉阿朗内的《新东方问题》（全称为《新东方阿拉伯埃及帝国和犹太民族主义的形成》）问世。法国当时正在修建苏伊士运河，法国势力在近东地区扩张，久居巴黎的赫斯也像拉阿朗内那样希望犹太人在法国保护下回到还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重建家园，他知道财富等于影响力，相信犹太银行家只要稍微破费一点金子就能买得土耳其人的同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始终在大国的干预插手下进行。1875年英国首相狄斯累里从伦敦的“犹太皇帝”罗斯柴尔德手里借了400万英镑买下原属埃及赫迪夫（当时土耳其苏丹授予埃及执政者的称号）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票，英国成为该公司主要股东。此举奠定了英国在埃及和近东的帝国基业，也为犹太人在该地区的发言权埋下伏笔。详见尼尔•弗格森：《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京出版社，1999年，第2卷第9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赫斯长年与拉萨尔合作，协助后者创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年轻时也做过重建犹太家园之梦。根据他后来的社会思想，国家是实现自由和道德价值的基本保证，倘若赫斯觉得这种思想可与犹太复国理想相辅而行那也不足为怪。伯林如此转述赫斯的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的首要条件是应该有民族（原文为“nationalities”，也作“国籍”、“独立国地位”解），国际主义是联合而不是取消民族的运动。”伯林在这篇文章里强调民族和国籍就等于淡化了跨民族的阶级的概念。

伯林对以色列的立国和发展壮大所作出的或明或暗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这也许使他对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原住民的悲惨境遇感到内疚，因而在临死前要求以色列人善待巴勒斯坦邻居。伊格纳季耶夫在传记中写道，1997年10月16日，亦即伯林逝世前20天，伯林发表一份声明，“恳请以色列人民接受与巴勒斯坦人进行永久性土地分割。耶路撒冷必须继续作为犹太国的首都，但他同时又敦促以色列人同意联合国制订的一份国际保证书，以保障穆斯林进入耶路撒冷圣地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权。”《伯林传》，第404页。1993年巴以双方已在奥斯陆就和平解决争端的一般原则达成共识，这份声明只是一个迟到的姿态。伯林一直与本-古里安、贝京和沙米尔等以色列强硬派（英国官方将有些强硬派定性为“恐怖分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在90年代?也赞成“目前的平静”，亦即满足于维持现状。像他这样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要对阿拉伯人作出实质性的让步是不容易的。他是不是认为以色列应按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和338号决议从1967年占领的土地撤军?他是不是反对在占领地区继续修建犹太定居点?他是不是同意成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仅仅主张以土地换和平是不够的，要紧的是如何在土地分割时顾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益。阿拉法特在和谈过程中一再让步，所谓的“国际社会”对这些无比重要的细节又知道点什么呢?爱德华•萨伊德就此在《伦敦书评》（2000年12月14日）上发表《处于围困状态中的巴勒斯坦人》一文，附有几张地图，感兴趣者不妨找来一读。

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理解的犹太复国主义不一定就是旁观者眼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说：“作为一个爱尔兰人并深以其民族自豪……并不会有碍于此人研究爱尔兰史。但若是芬尼亚派或奥伦治派上即反英和亲英派的信徒，我便认为他不适宜做爱尔兰史研究，就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亦同样不适合做犹太史研究。”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1992年版，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伯林忠于他的民族和犹太复国运动，最不能容忍犹太裔知识分子对犹太人社会、宗教和生活习惯以及以色列的批评。汉娜•阿伦特一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她出席了以色列对原德国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审判，对整个过程深感失望。艾希曼在1962年3月被绞死。第二年《纽约客》杂志连载了阿伦特五篇讨论艾希曼审判的文章，很多犹太人组织对阿伦特的思想独立大为恼火，对她“宣战”，从此阿伦特就有了犹太民族背叛者的恶名。说到她，伯林几乎不能自控，用语之激烈使人震骇；乔姆斯基曾说，联合国同意接纳以色列为成员国,条件是必须赔偿巴勒斯坦难民或允许他们重返家园，伯林试图封杀他的声音；史学家艾萨克•多伊彻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伯林的一封信断送了多伊彻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的机会。伯林在致苏塞克斯大学副校长信上说，“从道德上考虑，他（多伊彻）是我唯一不能容忍出现在我所处的学术共同体里的人。”见《伯林传》英文版（伦敦，1998），第235页。中译本这一句译得不妥，故引英文版自译。伯林会坚称，这些人都是以意识形态为治学指南。以色列独立后伯林仍然住在英国，但他在英美政治界和学术界老练地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其成效是一个生活在以色列的大学教授无法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