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思想背后隐藏着利益——再说伯林的犹太认同

思想背后隐藏着利益——再说伯林的犹太认同

陆建德

1968年，佩里?安德森在长文《国民文化的组成部分》里评价英国人文学科的现状。他说，除了文学批评和经济学，英国思想界的主要领域已为白人移民（主要是犹太裔）所把持，主导当时政治理论走向的是以赛亚?伯林载科克本与布莱克本编：《学生权力：问题、诊断、行动》，企鹅版，1969年，第214页至284页。。伯林的《人类乃樗栎之材》（1990）一出，安德森立即在《伦敦书评》发表评论。在这篇题为《英格兰的以赛亚》的书评后半部分，安德森特别指出伯林与魏茨曼以及犹太复国主义非同寻常的关系。伊格纳季耶夫系伯林生前认可的自己传记的作者，他的《伯林传》写作费时十年，虽多曲笔，仍较详细地披露了伯林的犹太背景和他参与以色列建国的细节。我评《伯林传》的文章《以色列的以赛亚》有呼应安德森之意。

在书评里提到犹太复国运动先驱赫斯，无非想说明伯林的学术兴趣往往跟他的犹太情怀有特殊的关联。近两年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土地换和平”的进程受阻，不久前，以色列的坦克和推土机已将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官邸大部分建筑摧毁，巴勒斯坦人政治生存的空间愈益局促。在这种非常时刻，不妨借讨论伯林的机会就赫斯、犹太复国主义的缘起等话题再啰唆几句。

赫斯原属青年黑格尔派，后来醉心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批判犹太教，鼓励犹太人与异族通婚以求同化。1862年，他出人意料地发表犹太复国主义的经典文献《罗马与耶路撒冷》，这变化来得突然，原因非常复杂，恐非单一的“影响”所致。伯林在《莫歇?赫斯的生平与观点》一文对此不敢轻下断语，他在一条注释中说：“迄今为止，人们还不知道有一次事件或经历使赫斯突如其来地彻底改变（他对犹太民族的）态度。”1

但是我们也从伯林的文章得知，赫斯从小浸润于传统的犹太教育，他的外祖父说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和犹太人的流散就老泪纵横。早年的情感经历为赫斯后来的犹太复国构想着上了底色。

赫斯在1862年提出犹太民族不仅要保存下去，还应回到巴勒斯坦。一位普鲁士托伦地方（现属波兰）的拉比差不多同时产生类似的大胆构想。加里波第领导的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成功（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成立）对赫斯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将“罗马”与“耶路撒冷”并置不仅强调两地历史意义同样重要，还表明犹太同胞应踵武意大利前贤。还有发生在1860年的两件事值得注意：世界犹太人联盟在巴黎成立；拿破仑三世的私人秘书拉阿朗内的《新东方问题》（全称为《新东方阿拉伯埃及帝国和犹太民族主义的形成》）问世。法国当时正在修建苏伊士运河，法国势力在近东地区扩张，久居巴黎的赫斯也像拉阿朗内那样希望犹太人在法国保护下回到还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重建家园，他知道财富等于影响力，相信犹太银行家只要稍微破费一点金子就能买得土耳其人的同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始终在大国的干预插手下进行。1875年英国首相狄斯累里从伦敦的“犹太皇帝”罗斯柴尔德手里借了400万英镑买下原属埃及赫迪夫（当时土耳其苏丹授予埃及执政者的称号）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票，英国成为该公司主要股东。此举奠定了英国在埃及和近东的帝国基业，也为犹太人在该地区的发言权埋下伏笔。详见尼尔?弗格森：《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京出版社，1999年，第2卷第9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赫斯长年与拉萨尔合作，协助后者创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年轻时也做过重建犹太家园之梦。根据他后来的社会思想，国家是实现自由和道德价值的基本保证，倘若赫斯觉得这种思想可与犹太复国理想相辅而行那也不足为怪。伯林如此转述赫斯的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的首要条件是应该有民族（原文为“nationalities”，也作“国籍”、“独立国地位”解），国际主义是联合而不是取消民族的运动。”伯林在这篇文章里强调民族和国籍就等于淡化了跨民族的阶级的概念。

伯林对以色列的立国和发展壮大所作出的或明或暗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这也许使他对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原住民的悲惨境遇感到内疚，因而在临死前要求以色列人善待巴勒斯坦邻居。伊格纳季耶夫在传记中写道，1997年10月16日，亦即伯林逝世前20天，伯林发表一份声明，“恳请以色列人民接受与巴勒斯坦人进行永久性土地分割。耶路撒冷必须继续作为犹太国的首都，但他同时又敦促以色列人同意联合国制订的一份国际保证书，以保障穆斯林进入耶路撒冷圣地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权。”《伯林传》，第404页。1993年巴以双方已在奥斯陆就和平解决争端的一般原则达成共识，这份声明只是一个迟到的姿态。伯林一直与本-古里安、贝京和沙米尔等以色列强硬派（英国官方将有些强硬派定性为“恐怖分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在90年代?也赞成“目前的平静”，亦即满足于维持现状。像他这样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要对阿拉伯人作出实质性的让步是不容易的。他是不是认为以色列应按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和338号决议从1967年占领的土地撤军?他是不是反对在占领地区继续修建犹太定居点?他是不是同意成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仅仅主张以土地换和平是不够的，要紧的是如何在土地分割时顾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益。阿拉法特在和谈过程中一再让步，所谓的“国际社会”对这些无比重要的细节又知道点什么呢?爱德华?萨伊德就此在《伦敦书评》（2000年12月14日）上发表《处于围困状态中的巴勒斯坦人》一文，附有几张地图，感兴趣者不妨找来一读。

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理解的犹太复国主义不一定就是旁观者眼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说：“作为一个爱尔兰人并深以其民族自豪……并不会有碍于此人研究爱尔兰史。但若是芬尼亚派或奥伦治派上即反英和亲英派的信徒，我便认为他不适宜做爱尔兰史研究，就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亦同样不适合做犹太史研究。”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1992年版，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伯林忠于他的民族和犹太复国运动，最不能容忍犹太裔知识分子对犹太人社会、宗教和生活习惯以及以色列的批评。汉娜?阿伦特一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她出席了以色列对原德国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审判，对整个过程深感失望。艾希曼在1962年3月被绞死。第二年《纽约客》杂志连载了阿伦特五篇讨论艾希曼审判的文章，很多犹太人组织对阿伦特的思想独立大为恼火，对她“宣战”，从此阿伦特就有了犹太民族背叛者的恶名。说到她，伯林几乎不能自控，用语之激烈使人震骇；乔姆斯基曾说，联合国同意接纳以色列为成员国,条件是必须赔偿巴勒斯坦难民或允许他们重返家园，伯林试图封杀他的声音；史学家艾萨克?多伊彻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伯林的一封信断送了多伊彻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的机会。伯林在致苏塞克斯大学副校长信上说，“从道德上考虑，他（多伊彻）是我唯一不能容忍出现在我所处的学术共同体里的人。”见《伯林传》英文版（伦敦，1998），第235页。中译本这一句译得不妥，故引英文版自译。伯林会坚称，这些人都是以意识形态为治学指南。以色列独立后伯林仍然住在英国，但他在英美政治界和学术界老练地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其成效是一个生活在以色列的大学教授无法达到的。

读一读作为《跋》收入《个人印象》扩大版的《我生活中的三条主线》一文，我们会发现，这来自俄国、英国和犹太文化的三股线对伯林的意义绝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他热爱英国，但从未感到英国就是他的祖国。欧洲的犹太人改宗基督教后一般自然脱离由犹太拉比控制的犹太社区，伯林不是正式的犹太教徒，不过犹太精神始终是他的生命之光，他与英国的犹太社区始终相依为命。1932年11月，伯林成为牛津万灵学院第一位犹太裔院士，英国的《犹太纪事》报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英国的大拉比向他道贺，罗斯柴尔德男爵还邀他到乡间共度周末，从此他就跻身英美社会的犹太贵族阶层。二战时他在华盛顿又通过犹太裔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法兰克福特结识了很多活跃于政界和文化新闻界的犹太人士。法兰克福特曾在牛津访学，他对罗斯福颇有影响，也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热心支持者。

伯林身后的势力深不可测。他在1949年就建议英国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行事，并指出这是英国的出路所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使英国处境尴尬，艾登称病辞职。1957年年初，新任首相的保守党领袖麦克米伦告诉伯林，他要向女王提议将伯林封为爵士，伯林欣然接受。麦克米伦急欲修复在危机中受到损害的英美关系，他是否想通过伯林以及他在美国那些身居要津的朋友们转达一种信息?要论学术成就和思想上的原创性贡献，英国不少学者绝对不比1957年的伯林逊色，不过伯林为数有限的著作或演讲中所含有的政治（冷战）意义加上他在外交、情报部门的出色服务使他具备得到爵士称号的资格。在美国的“权力走廊”中，在肯尼迪总统面前，伯林是以苏联问题专家著称的。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凯南对联邦调查局说，伯林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有关苏联问题的最伟大、最有智慧的学者”。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伯林不愿出面维护受害者的“消极自由”，甚至连法兰克福特也感到失望。伯林还是肯尼迪幕僚小阿瑟?施莱辛格、邦迪兄弟和查尔斯（奇普）?波伦等人的密友，他们之间的通信可证明伯林深深卷入冷战和越南战争，可惜伊格纳季耶夫经人提醒后仍未充分使用这些史料。详见克里斯多弗?希钦斯评《伯林传》的长文《不温和就要你的命》，载《伦敦书评》，1998年11月26日。英国政府克服了多年的游移将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这不能不归功于伯林倡导的“英美联盟”战略。以色列是这战略的直接得益者。

很难说伯林的著述中有一个和谐、连贯的体系，一以贯之的理论往往是他抨击的对象。在政治上伯林是极其敏感的，他对历史事件、人物和?想的评价时时包含了对当下政治利益的判断。他常常在?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因而会从非自由主义的武器库借得一些装备来捍卫自由主义。他会像罗马神话中的天门神杰纳斯那样有两副面孔。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西方乌托邦观念的衰落》一文（作于1978年，收入《人类乃樗栎之材》），伯林又以高明的口技模仿起赫尔德的声音来。他说，赫尔德认为，人之为人，文化之为文化，就是不能用普遍的、统一的尺度来衡量。各种文化没有先进落后或高低之分；人们因共同的血脉、语言、土地和集体经验形成团体，归属于这个团体或共同体是人的根本需要。人要充分发挥潜能，必须“继续生活在他们以及他们祖先出生的地方，说他们的语言，在他们的社会文化的习俗框架下过他们的日子。”他在介绍赫尔德，但也在为东欧那些拒绝同化、后来成为犹太复国运动中坚力量的犹太人辩护。中欧那些主张同化的开明犹太人士从未赢得他真正的尊敬，他甚至蔑称他们为“OTAG”（见《以色列的以赛亚》一文）。伯林还写道：

价值不是普适的；每一个人类社会，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个时代和文明，都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想、标准、生活和思考以及行动的方式。能将不同文化和民族排出个优劣序列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的判断尺度或标准是不存在的……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文化视域，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性格、自己的脸。每个民族都有它幸福所系的属于

它自己的、与众不同的道德重力的中心……亨利?哈代编：《人类乃樗栎之材》（伦敦，1990），第37页。

那么属性不同的文化、民族应如何互相认识、理解呢?伯林一再呼唤一种被赫尔德称作“移情”的能力：我们要充分发挥同情的想像力，尽量从异文化、异族的内部来认识它们。经伯林转述的赫尔德的文化多元论（或价值多元论）是针对启蒙派普世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乌托邦理想而发，但是这一类型的多元论却可能走向个人选择的反面。正如自由派学者迈克尔?H.莱斯诺夫十分犀利地指出：“伯林的多元论以捍卫自由主义起家，结果却是认可了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凶恶的敌人——社群主义。”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5页。但是莱斯诺夫未能理解伯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忠肝义胆必然使他的学说有明显的社群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色彩，而这一色彩与他通过赫尔岑来阐发的“个人自由”极不协调。他说，赫尔岑严正信仰个人独立与自由：“只有特定的个人的目的才可贵；蹂躏这些目的，恒是罪行，因为没有任何原则或价值高于、可以高于个体的目的，因为（承上因）你没有任何原则可恃以侵暴或辱贬或摧残个体——一切原则与一切价值的唯一作者。”《俄国思想家》，第139页。小说家福斯特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曾说，假如他可以在背叛祖国和背叛朋友之间作一选择，他宁可选择前者。（当然，“假如”后面又暗含一些前提。）伯林则绝不宽恕背叛以色列国的犹太人。有趣的是他在50年代提出来的“消极自由”实际上是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

爱尔兰学者兼政治家考纳?克鲁斯?奥布莱恩读了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人类的樗栎之材》后则发问，伯林在探讨乌托邦理想时为什么略去法国革命不谈?为什么只把炮火对准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的革命?伯林在回答奥布莱恩的批评时承认自己对法国革命有所偏爱。奥布莱恩的评论和伯林的回答作为附录收入奥布莱恩所著伯克传记《伟大的旋律》（芝加哥，1992），第605页至611页。这次讨论发生在1991年，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法国革命的理念被认为是开放性社会的基石，追求普遍人权的先驱，结束冷战、建立单极新秩序的功臣。但在五六十年代，法国革命在英美学界享有的名声或引起的联想却不大一样。奥布莱恩有所不察，其实伯林早先在追溯乌托邦源头时一再点明法国革命与20世纪革命的联系。在他最有名的文章《两种自由概念》（1958）里，伯林称法国革命是对“积极自由”的欲望的大爆发；《自由四论》，第162页。在《赫尔德和启蒙运动》（1965）的结尾部分，伯林以他典型的排比笔法勾画了法国革命的乌托邦性质和俄国革命与它的传承关系。《维柯和赫尔德》，第215页至216页。伯林在1991年回应奥布莱恩的指责时对此未作任何交代。

伯林不是一位不问世事的书斋学者。他在与贾汉贝格鲁的谈话中说，“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思想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益，这确实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附录：伯林谈两种民族主义概念

题解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地区武装冲突频仍。有人把这些冲突归咎于民族主义的复活，而“民族主义”这词本身有时几乎成了罪恶的同义词。英国政治哲学家、思想史家伯林在这篇访谈录里梳理了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两种概念，这在当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伯林在学术上的贡献之一是对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的批判，而这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的赫尔德研究。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思想家一样，赫尔德认为，个人并非完全独立自足，只有归属一个群体以及该群体的文化才能充分发展。伯林进一步发挥道，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互不相同，难以比较，对不同时期的文化和同一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其优劣或先进落后的程度。在理想状况下，这些没有公度的文化应该相互尊重，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顺应其特殊的内在精神的要求，繁荣昌盛。力主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伯林明确反对世界主义，在他看来，那些四海为家的世界公民没有真正的同胞和家乡，他们没有亲疏之分的理想最终会使人性失去具体的内容。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来自该民族生长于斯的土地，五方杂处的世界大都会也会催发巨大的文化创造力，但20世纪初的维也纳毕竟不如18世纪的维也纳。“大熔炉”的目标是取消各种文化的特色与差异，代表了一种与赫尔德和伯林的民族文化观背道而驰的理想。值得注意的是，伯林对文化帝国主义相当警觉。他指出各地位平等的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们不需要一个太阳来规定各自的运行轨道。当今英语已有渗透到世界各地日常生活中的趋势，对此伯林是十分悲观的。他预言，假如人们不再用本土的语言来表达内在精神和细微的感情，那将是文化的死亡。他甚至暗示，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妙的新世界》中描写的技术专制社会已在悄悄逼近。就此而言，伯林和那些确信时代在不断进步的自由派思想家（如卡尔?波普尔）是格格不入的。

伯林还勾勒了另一种应引起警惕的民族主义。健康的民族精神受到外力遏制后就会像被扳弯的树枝一样产生破坏性的反弹力，有屈辱历史的民族容易形成进攻性的民族主义。伯林显然不赞成进攻性的民族主义，但是在“本土灵魂”和“世界灵魂”之间，他无疑站在“本土灵魂”的一边。在20世纪的中国，“世界灵魂”有过几次发作。某些矫激分子在20世纪初要与民族文化及其载体——中文——一刀两断。赫尔德称怀乡是最崇高的痛苦，但是在80年代末一部妄说“蓝色文明”的系列纪录片里，两位闯关东的山东汉子的思乡之情竟受到嘲笑和责难。那时，一些热衷于“走向世界”的人仿佛不相信脚下中国的土地也属于世界。读一读伯林关于赫尔德民族文化观的论述对我们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是很有助益的。

当然，伯林对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梳理也留给读者一些疑问，归纳起来有下述几点：

一、作为“消极自由”的倡导者，伯林必然会容忍甚至鼓励同一个文化内生活方式上的多元主义。但是，把“消极自由”或个人选择自由当作福音的当代消费社会给世界文化带来的是单一性，而不是多样性。为了确保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传统之流”延续不绝，伯林是不是应该重新评价“消极自由”？

二、我们切切不可忘记伯林是一位犹太裔思想家，他对民族精神的肯定也是对犹太民族复国愿望的肯定，赫尔德的民族文化观可以为犹太复国主义张本。我在前面几篇文章已强调，伯林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与他所标举的“个人独立与自由”的自由主义理想不大和谐。同时一种民族主义到底是不是具有进攻性往往视论者的立场而定。伯林认为二战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地的民族主义是进攻性的。伯林在描述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时只把眼光投向“外邦人”，这恰恰是他自己扭曲的民族主义和老练的战略利益意识所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会强调，犹

太复国热情更有咄咄逼人的态势。犹太民族在历史上受到的苦难是不是也会使犹太民族精神像被强力折弯的树枝产生具有破坏性的反弹力？

三、有的地区（如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和民族间的武装冲突并不完全是自生自发的，大国的干预往往使局势急转直下。欧美列强的殖民主义和炮舰政策往往是产生激进民族主义的温床，正如所谓的“反恐战争”（实为卑鄙的侵略战争）在不断发展“恐怖分子”。

四、“酒足饭饱”的国家也存在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其表现形式（且以美国为例）即是利用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力把自己一套价值标准包装成不受“时间、地点和社会生活”制约的普遍永恒的价值强行输出，并使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文化攻势服务于本民族的全球地缘政治利益。

五、伯林把苏联解体看成18世纪启蒙理想的失败，这观点颇值得玩味。美国意识形态战略家对价值普适性深信不疑，在美国?府的报告中,“普遍性的理想”（即美国认可的、服务于美国利益的“自由”、“民主”）时时可见。启蒙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显然要比伯林所想像的更为复杂。

内森?嘉德尔斯是美国《新视角季刊》编辑，这篇访谈录是根据他于1991年夏天在意大利波多菲诺与伯林的一次谈话整理的，原载1991年11月21日《纽约书评》。——陆建德

内森?嘉德尔斯：用已故的《部落偶像》一书作者哈罗德?艾萨克斯的话来说，我们正在目睹各民族的“猛烈聚集”。民族间公开的战争在不远的南斯拉夫激烈进行。苏联境内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复活，苏联四分五裂。

在柏林墙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世界新秩序已经踏上通向巴别通天塔之路。什么是民族主义的起源？这聚集的风暴来自何方？

以赛亚?伯林：巴别通天塔起初想具有单一的性质：一座独一无二的巨大建筑直刺天庭，人人使用同一种语言。

嘉德尔斯：上帝不喜欢它。据《圣经?创世纪》记载，挪亚的后代“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但后来他们要在巴别建通天塔，“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上帝怒其狂妄，变乱人们的语言，此塔终未建成。“巴别”一词后指混乱嘈杂的地方。

伯林：有人告诉我，希伯来语里有一句看到怪物时说的绝妙祝福：“感谢我主上帝创造了如此丰富的世界。”看到巴别通天塔彻底倒塌，我们当然高兴，尽管有些后果最终可能是危险的，我是指民族间的激烈冲突。不幸的是，那也不是什么新现象。

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民族主义并不是复活了，它从未死去。种族主义也是这样，这两者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潮，很多社会制度里都有。

没有一位伟大的19世纪思想家预见到这一点。圣西门预见到工业家和银行家的重要性。傅立叶知道，如果制造得出摔不破的玻璃，装玻璃的工人就没工作了。他深深懂得所谓的“资本主义矛盾”。雅各布?布克哈特预见到军工综合企业的出现。马克思说技术改变文化，这是

至为重要的洞察。大企业和阶级矛盾是由此产生的两个结果。

他们都以为，列强的帝国政权是20世纪的主要问题。一旦这些暴虐的庞大混合体——大英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殖民主义一起被推翻，受它们铁蹄蹂躏的各族人民就会和睦相处并以创造性的、促进生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命运。当然，他们都错了。

虽然绝大多数19世纪自由派哲学家反对帝国主义残酷剥削“黑肤色民众”，没有一个人想到黑人、印度人或亚洲人会有国家、议会或军队，他们完全是欧洲中心论者。

我猜想，1904年的日俄战争改变了人们的想法。一个亚洲民族击败了一个欧洲强国，这一事实在很多印度人、非洲人和其他人的心里产生了电击般的效果，并大大促发了坚决反帝国主义、要求民族独立的观念。在20世纪，凡是在亚洲或非洲——在印度支那、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或伊拉克——获得成功的左翼运动莫不带有民族主义情绪。

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把那种观念的起源追溯到很有影响的18世纪德国诗人和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赫尔德（1744—1803）的主要著作有《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和《关于促进人性的通信》。。

赫尔德实际上首创了“归属”这个观念。他认为，人们需要归属于一个群体，正如需要吃喝并享有安全和行动的自由。人们如果被剥夺这种归属感就会感到孤单，与世隔绝，就会变得不愉快，仿佛自己因此就渺小了。赫尔德说，在所有痛苦中，怀乡是最高尚的。成为人类一分子意味着能够在某个地方感到像在家一样自在，那里有自己的族类。

依照赫尔德，每个群体都有其自身的V olksgeist或Nationalgeist（民族精神）——一整套风俗习惯、一种生活风格、一种感知和行为的方式，它的价值就在于它为群体所特有。文化生活的整体取决于内在的独特传统之流，而这传统之流又源起于只有该群体成员才共有的集体历史经验。因此，举例来说，只有你亲身经历过（就如赫尔德在去英格兰途中所经历过的）粗犷勇猛的海员与北海的大风大浪所作的搏斗，你才能充分理解伟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史诗。

赫尔德深刻的民族观是非进攻性的。他所要求的无非是文化自决。他否认一个民族会比另一个民族优越。任何持此论的人都是在说假话，赫尔德相信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他认为所有民族文化都能够和平共处。每一种文化都同样具有价值，都值得重视。在赫尔德看来，历史上的恶人是诸如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或者查理大帝那样的征服者，因为他们消灭了占领地的本土文化。他的逝世使他没能看到拿破仑一系列胜利带来的最终后果，但由于这些胜利瓦解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也许会原谅拿破仑。

只有独特的东西才有真正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赫尔德也反对法国启蒙运动中那些相信价值标准普适性的人。他只认很少几个永恒的真理：时间、地点和社会生活——即后来所说的公民社会——就是一切。

嘉德尔斯：可是赫尔德的“民族精神”变成了第三帝国。

今天，塞尔维亚的“民族精神”和克罗地亚的“民族精神?处于交战状态，亚美尼亚人

和阿塞拜疆人已经打了很久，在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中间，甚至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人中间，群情激昂。

是什么使得文化?决的热望演变为民族主义的进攻？

伯林：我在别处写过，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打个比喻说，就像一根被强力扳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猛烈地弹回去。民族主义，至少在西方，是压力引起的创伤所造成的。至于东欧和前苏联，现在看起来有一个巨大的、开裂的伤口，经受多年压迫和屈辱之后，解放了的民族和它们的领袖容易产生一种剧烈的反作用，产生一种突然爆发的民族自豪感和往往具有进攻性的坚持自己主张的行为。

虽然我不该对德国史学家这样讲，我还是相信，路易十四要为17世纪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担负主要责任。当欧洲的其他地方——意大利、英格兰、西班牙、荷兰，尤其是法国——经历了一场艺术与思想以及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宏伟复兴，在丢勒、格吕内瓦尔德和阿尔特道弗的时代之后，除了在建筑方面，德国成了一个相对而言死气沉沉的地方。德国人一般被法国人看不起，被视为外省人，简单而又有点儿滑稽的爱喝啤酒的乡下佬，会读书写字，但缺乏才能。

起初自然会有很多对法国人的模仿，但是后来事情总是那样，出现一种反动。一些虔诚的德国传道士问，“为什么不要成为我们自己呢？为什么模仿外国人？让法国人有他们的王宫、沙龙、庸碌的神父、士兵、诗人、画家和他们空洞的光荣吧。这一切只是浮渣。一个人与自己的灵魂、上帝和真正的价值的关系才重要，那些价值有关精神、内在的生活和基督教真理，其他都无所谓。”

到了17世纪70年代，这种虔信派和民族主义的逆向运动已经展开；康德、赫尔德、海曼以及东普鲁士的哲人们是在这个精神运动中成长的。这种教士们的恐法仇法心理无疑因反罗马天主教而增强，看起来很像大规模的酸葡萄心态。民族主义的强硬立场始于那时。到1720年，一位叫托马修乌斯的并不重要的德国思想家竟然改用他自己的语言德语而非拉丁语在大学授课。那被视为重要的一步。

德国从拿破仑战争到《凡尔赛和约》受到的耻辱更为痛切，其后果与上述的情况遥相呼应，一目了然。

今天，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的人们正在争取追回他们被俄罗斯帝国强权所逼到隐藏处乃至淹没的历史。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文学尽管在斯大林时期受到迫害，还是存留了下来：伊萨坚和雅什维里是很有天赋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翻译的瓦兹?普沙维拉和塔比泽读来极为出色。里宾特洛普在1939年去见斯大林的时候，赠送给他12世纪格鲁吉亚史诗鲁斯塔维里的《虎皮骑士》德文译本。在西方，谁听说那里后来还有杰作问世？

迟早会有无法控制的强烈反应。人们再也不愿容忍一个有优越感的民族、阶级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盛气凌人的态度和侮辱。迟早，他们会提出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得听他们摆布？”“他们有什么权利……”“我们怎么办？”“我们为什么不能……”

嘉德尔斯：所有这些被强行扳弯的树枝在反抗的时候最终都可能推翻意识形态的世界秩

序。苏联体制的突然崩塌也许是对启蒙运动理想——统一性、普遍性和自由派唯理主义——的最后一次解构行为。

伯林：我想确实如此。用俄罗斯作为例证来说明法国启蒙派的谬误是很恰当的。大多数俄罗斯的西化派信奉18世纪法国思想家，钦佩这些法国人敢于向教会挑战，敢于向反动倾向挑战，敢于向命运挑战。伏尔泰和卢梭是他们的英雄，因为两人用理想和自由的权利来对抗反动。

但即便是我所喜欢的激进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也从来没有接受（比如说）孔多塞的断言，即存在可以认知的永恒真理。他认为，不断进步的观念是幻象。他抗议新的偶像崇拜，坚持不能向新的祭坛——贡奉活人的牺牲，不能为了未可知的未来而牺牲现在，那并不能一帆风顺地解决世上的问题。

赫尔岑对抽象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抱有深深的怀疑。对他而言，英国是英国，法国是法国，俄国是俄国。国家之间的差别不会而且也不应该被取消。生活的目的是生活本身。对于赫尔岑，正如对于赫尔德和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各种文化是难以比较、没有公度的。虽然他们没有详加说明，但我们可以由此推断，追求完全的和谐或十全十美的国家是错误的，有时候会导致致命的结局。

嘉德尔斯：可不可以这样说，赫尔德“横向”地批判了法国启蒙派，因为他相信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性。维柯则从“纵向”的或者说历史的视角来反对启蒙运动的普遍性的观念。你在著作里写道，维柯相信，各个时期的文化不能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

伯林：他们两人都驳斥了启蒙主义的这一观点：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候，人具有同样的价值。对于他们，文化的多元性是不容否认的，我也这样认为。

嘉德尔斯：苏维埃政权是普遍性理想的产物，以你之见，它的解体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正在度过最后一个现代世纪的余下的年头。

伯林：我差不多同意这样说。普遍性的理想已变得如此反常，它会使当初推崇普遍性的18世纪启蒙哲学家大惊失色。这理想在受欧洲影响的边远地区显然还以某种方式存在着。

嘉德尔斯：我们不妨想像一下，如果是维柯和赫尔德而不是法国启蒙哲学家或者黑格尔占了上风，如果本土的灵魂没有被世界的灵魂所侵扰，20世纪将会完全不一样。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纪。

伯林：那怎么可能呢？普遍主义在18世纪是文化最昌盛的国家法国的信条。人人都想仿效它那灿烂的文化。

自然科学强调普遍规律，随着它们的兴起，很多人把自然视为有机体或者机器，并希望在所有领域使用科学方法。这些想法曾经非常流行，在它们的影响下，19世纪的技术和经济突飞猛进，发源于维柯和赫尔德那样的非量化（实际上即是讲究品质的）哲学家的思想之流更显孤独。

那个时代的习性可以从约可伯?塔尔蒙在他一部著作中提到的故事窥见一斑。他写到两位捷克教师在19世纪初的一则谈话。“我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后能说捷克语的人，”他们互相说道，“我们的语言完结了。我们在中欧势必都要说德语，巴尔干各国恐怕也是这样。我们是本土文化最后的幸存者。”

当然，这类幸存者如今在很多地方是掌权的。

嘉德尔斯：巴尔干化——甚至连巴尔干国家的巴尔干化——是一件好事吗？

伯林：巴尔干化就是指很多充满民族骄傲、仇恨和嫉妒的小国在民众领袖的煽动下互相征伐，就像1912年前后的巴尔干国家那样。巴尔干化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

赫尔德也许是过于天真地相信，社会可以沿着它自身内在的路线和平地、非暴力地发展，对其他同样致力于和平发展的社会非但不存嫉妒与敌意，而且还非常同情。19世纪伟大的意大利爱国者马志尼也怀有这样的信仰。

嘉德尔斯：也许专制制度欺人太甚，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以致人们不会如此宽厚善良。

伯林：哈维尔会告诉你捷克人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他一生堂堂正正，完全是现代捷克斯洛伐克（我想现在是叫作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创始人托马斯?马萨里克那号文化自由派。我肯定，亚当?米奇尼克或者勃罗尼斯拉夫?格列米科会希望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愿意相信，瓦文萨和叶利钦会和哈维尔差不多。不幸的是，世界的那个部分无疑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爆发种族冲突。

嘉德尔斯：怎样的政治结构才适合这文化自决的新时代并且维护自由，避免有一些一触即发的流血冲突？

伯林：没有政治框架的文化自决恰恰是现在面临的问题，这不仅是对东方而言。西班牙有巴斯克人和加泰隆人；英国有北爱尔兰；加拿大有魁北克人；比利时有佛兰芒人；以色列有阿拉伯人，等等。原来谁会想到布列塔尼民族主义或者苏格兰的国民党？

像赫尔德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显然并没有考虑到这问题。奥匈帝国在政治上把不相容的成分连接成整体，赫尔德为此憎恶它。

在东欧，人们看起来真的是互相厌恶。罗马尼亚人恨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多年来不喜欢捷克人。而布列塔尼人不会那样恨法国人，那是一种性质不同的现象。在西方，只有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憎恨）与此相似。

只有在美国，很多族裔群体或多或少地保留了自己原来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没有人在意。意大利人、波兰人、犹太人、韩国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报纸和书籍，我听说还有电视节目。

嘉德尔斯：也许当移民离开故土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民族精神”中激昂的一面留在身后。然而，即使在美国也新出现了学术界中的文化多元运动，它力图强调的并不是共同的价值，而是学校课程中所没有的东西。

伯林：对，我知道。黑人文化研究，波多黎各文化研究以及其他等等。我想，少数族裔在美国多族裔的背景下感到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反抗也是一种扳弯的树枝的反弹。但是我相信，所有社会都极其需要的共同文化并不会分化瓦解，除非意识到有共同认同的少数族裔或其他团体十分激烈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张。多族裔性不是赫尔德的观念。他并不鼓励德国人学荷兰语或德国学生研究葡萄牙人的文化。

对于赫尔德，种族和血缘都不是重要的。他只说及土地、语言、共同的记忆和习俗。他的主要论点是：孤独与其说是别人的缺席，还不如说是生活在不能理解你在说什么的人们中间；只有当人们归属于一个共同体而交流几乎像是出自本能一样全不费力时，他们才能真正做到互相理解。我的一位门的内格罗（即黑山）朋友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以为赫尔德不会容忍地看待本世纪初维也纳的文化摩擦，当时很多民族的人都拥挤地生活在一块小小的区域里。那文化摩擦产生了天才人物，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是神经质的，比如说?斯塔夫?马勒、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卡尔?克劳斯、阿诺德?勋伯格、斯蒂芬?茨威格。这社会主要由犹太人组成，因而尤其缺乏安全感，精神分析恰恰是在这里诞生的。

并不容易互相融合的文化——斯拉夫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的文化——产生巨大的碰撞，这又促发了极大的创造力。这种文化表现是与莫扎特、海顿或者舒伯特所属的维也纳的文化表现是全然不同的。

嘉德尔斯：在对付魁北克分离主义者的时候，皮埃尔?特鲁多时常求助于艾克顿勋爵。他感到，只要政治上的边界与异族文化的边界相一致的时候，沙文主义、仇外排外的心理和种族主义必然会危及自由。

只有联邦共和国宪法保证的个人权利——不论是何族裔，人人享有平等公民权——能够保护少数族裔和个人。特鲁多引用艾克顿说：“民族的理论是历史上倒退的一步。”

伯林：艾克顿勋爵是一位高尚的人物，我赞成他的观点。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任凭特鲁多努力，魁北克人还是在寻求独立。

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王室和教会垄断了权力和权威，中世纪人宏观上讲在某些方面比充满骚动的19世纪文明，糟糕的是比我们自己可怕的世纪更是文明得多。我们的世纪处处是暴力和沙文主义，这些又导致种族上以及政治上的大屠杀。在中世纪当然也有种族摩擦，又有对犹太人和持异端者的迫害，但是民族主义是不存在的。战争具有改朝换代的性质。那时（在欧洲）有共同的教会和共同的语言拉丁语。

我们无法使历史往回走。但是我确实希望不要放弃这一信念：世界应像一件有多种色彩的外套，各个部分都弘扬自己固有的文化特色，互相宽容，相安无事。这并不是乌托邦梦想。

嘉德尔斯：可是，这样的外套该用什么共同的材料来制作呢？

在一个由自治独立的文化世界组成的宇宙里，每个世界都像行星一样有自己运转的轨

道。使各行星不偏离轨道、不互相碰撞的太阳又在何处呢？

伯林：那又会导致文化帝国主义。在赫尔德的宇宙里，你不需要有太阳。他所理解的文化不是行星，而是不会碰撞的恒星。我得承认，在20世纪末，从历史记载来看，实现这理想的可能微乎其微。

我已经82岁了，度过了本世纪绝大部分岁月。这个世纪是欧洲历史上最糟的。

在我一生中，世界上发生的可怕的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

只能希望在各处于交战状态的民族打仗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嗜血的潮汐会渐渐平息。除非止血带能用来止血，绑带能用来包扎伤口使之慢慢愈合——即便留下疤痕，我们免不了还要继续经受极糟的局面。

我们不必为之感到痛苦绝望的国家只剩下那些酒醉饭饱、活得腻味的国家，它们有的没有创伤，有的受了伤又痊愈了，比如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样的自由民主国家，我希望还包括日本。

嘉德尔斯：也许两种未来将同时存在，互不关联。打个譬喻说，一种是土地的文明，一种是卫星的文明。

酒足饭饱的国家终将形成一个小世界，不会在暴力下四分五裂。血和土地的激情在使社会一元化的消费主义和大众娱乐的作用下渐渐枯竭。会是这样吗？

也许那是民族和平融合的代价？米兰?昆德拉最近写道，从人类学来讲，轻浮无聊的文化是没有能力打仗的。它们也不能产生毕加索。

伯林：在这一点上，我倒不相信只有悲剧事件和创伤才能制造天才。在中欧，卡夫卡和里尔克是有创伤的。但是拉辛、莫里哀、普希金或屠格涅夫——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没有深深的精神创伤。歌德看起来毫无伤痕可言。我们这世纪的俄罗斯诗人的命运十分不幸，那是另一回事。

毫无疑问，在技术发展的压力下单一性将有增无减，正如欧洲已经在日益美国化。有人憎恶这现象，不过这势头无法阻挡。

我们在讨论时谈到，就像当时在奥匈帝国那样，在政治和经济单一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文化上的多样性。理想的是最终在“酒足饭饱”的国家有一定程度的单一性，不过世界其余地方的和平的多样性又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我承认，现在的趋势是背道而驰：有些很小的群体态度激烈，咄咄逼人。

嘉德尔斯：自由派世界主义的梦想即使在酒足饭饱的国家也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你有何想法？

伯林：跟赫尔德一样，我认为世界主义是空洞的。人们只有属于一种文化才能获得发展。

即便他们反抗一种文化并彻底改造它，他们依然属于一条传统之流。可以创造新的河流，在西方，基督教、路德、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运动都是开创性的，但它们归根结底还是有共同的源头，一个潜在的、中心的传统始终延续不绝，尽管有时表现形式非常不同。

假如河流干涸，比如说男人和女人不再是文化的产物，他们不再有亲戚朋友而且对人不再有亲疏之分，不再有本土的语言，那么一切人性的东西就被抽空了内容。

嘉德尔斯：维柯和赫尔德是文化多样性的热心倡导者，你认为他们是指明未来道路的科学家吗？

伯林：是的，不过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很多价值观念的影响。从希腊人和希伯来人开始，一直到信奉基督教的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统一性历来最被看重。真理只有一个，多种并存的真理必定是错的。

浪漫主义运动使我们认识到多样性的优点。我把赫尔德和维柯视为多样性的提倡者，他们是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之后，多样性、多元论（它要求允许很多互不相容但都有人拥护的理想并存）、真诚（未必引向真理或善）都被视为优点。一旦生活方式上的多元主义被人接受，在不同的、不能统一的观点之间就会有相互尊重，很难设想所有这些差异能由巨大的长统靴踩碎碾平。

关于这一点，让我来为25世纪作一个预言。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不像奥威尔的《1984年》那样富于戏剧性，但它描绘的未来社会更险恶，因为其逐步发展的危害不易为人察觉。到25世纪，这样的社会可能已经形成，这部分程度上也是对两个千年之交连绵不断的种族暴力和民族主义竞争的必然回应办法。在这制度下，人人有吃有穿。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按照同一个模式过日子。

迟早会有人造反，有人会吵着要求更多的活动空间。人们不仅会反抗专制主义，也会反抗一种本意良好、无所不管的温和制度。

第一位不服管束的讨厌家伙会被活活烧死。但是制造麻烦的人肯定会继续出现。我活到这么大年纪，我非常确信的一点就是人们迟早会反抗单一性以及任何全盘一致地解决问题的企图。

宗教改革就是对单一权威的反抗。到了一定的时候，幅员辽阔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就告崩溃了。后来奥匈帝国也完结了。大英帝国的太阳下山了。

有一个俄罗斯故事，讲的是一位苏丹决定惩罚他妻子中的一位，因为她有不端行为。他下令把她和她儿子封闭在一只木桶里，然后让他们在海上漂流，慢慢死去。

几天后，儿子对母亲说，“缩在这里动也动不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伸伸腰。”“你不能动，”她回答说，“你要是把桶盖顶开了，我们就会淹死。”

又过了几天，儿子再一次抗议：“我渴望活动空间。”母亲说，“看在上帝面上，千万别动，我们会淹死的。”儿子然后说，“让它去吧，我一定得伸伸腰，就伸一次，该怎样就怎样

吧。”他得到了一刻自由，然后就死去了。

俄罗斯激进派赫尔岑巧妙地用这则故事来形容俄罗斯人民的处境。他们迟早会为自由而出击，不管后果如何。

嘉德尔斯：在赫尔岑的时代，我们没有经历过北海的风暴可能就无法真正欣赏一部伟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史诗。今天，通过音乐电视（MTV），从香港、莫斯科到洛杉矶的十几岁的少年能同看一场麦当娜音乐会，同过一把瘾。文化自决在这样的年代又意味着什么？

伯林：过去的差别依然会有影响。曼谷和瓦尔帕来索智利中西部港市。的年轻人是透过不同的眼镜来看麦当娜的。据说，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的岛屿上有很多语言，相互之间完全不同；在高加索有类似的情况。如果你认为所有这些语言终将让位于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不是光为学术的目的、政治或商业贸易，而是用它来传达感情的细微之处，表现内在的生命，那么我看你所说的就真的可能发生：这不会是一种普遍的文化，而是文化之死。我很高兴我已经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