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能力概说

跨文化交际能力概说

摘要通过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的来源、内涵及构成要素的阐述，本文初步分析及概括了近年来国内外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成果，并着重分析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各种构成模式的类型、特点及缺陷，以期为今后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评估或相关研究做好铺垫。

关键词：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来源于“交际能力”的概念。基于对“交际能力”的文化局限性的认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出弥补了”交际能力”的不足，具有深远的意义。 1 交际能力海姆斯创造了“交际能力”这一术语（1971）。一些研究者发现，“交际能力”存在文化局限性（许力生，2000）。“交际能力”应该至少属于一种特定的文化（byram,1989）。伯恩斯（berns,1990）提出，“交际能力”在文化环境中应当是复数形式。尤其对于英语这种拥有众多的使用者的语言来说，应该有各种不同英语国家文化的“交际能力”。基于这种状况，“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概念被提出。 2 跨文化交际能力尽管研究者们定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式各有不同，但许多学者都认同得体性和有效性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所在。spitzberg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非常宽泛：在特定的环境中恰当而有效的行为（spitzberg,1994:347）。lustig and koester（1996）则认为

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是通过得体的方式完成特定的有价值的目标而

进行的有效交际。陈国明和starosta（1999）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能够成功超越双方的文化身份，有效而得体地完成交际行为的能力。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综述大多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都集中在对其自变量的认同上。因此，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讨论主要侧重于它的维度或者构成要素。而且，这样的讨论和争议也一直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热门话题。

1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至今，学者们对于它的具体构成要素也没有达成共识。然而，多数跨文化交际能力构成要素的框架都属于以下三种模式类型：行为中心模式、知识中心模式、构成三分模式（高一虹，2002）。（1）行为中心模式。ruben（1976）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行为要素构成研究具有始创性。他确认了七项行为层面的要素，包括：尊重对方、互动姿势、知识取向、移情、角色行为、互动经营和不明状况下的忍受度。后来，其他学者对ruben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bochner 和kelly认为“自我表露”也应该成为构成成分之一。wiseman和koester（1993）主张社交娱乐理论，主要强调减轻压力。dodd（1995）综合前人的观点，列出了一个多达二十余项的单子。但是，这些构成成分之间缺少明显的联系，有些背离hymes提出的交际能力，而且这种模式只适用于出国人员的短期培训（高一虹，2002）。（2）知识中心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目标语言知识的重要性。byram（1997）的研究属于此列。byram（1997）提出了一个包括其他学者亦提到

的知识、能力和技能的完整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但是他对三者的定义有所不同。他把跨文化态度视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所在。这种模式尽管易于操作，但灌输性强而启发性弱（高一虹，2002）。（3）构成三分模式。在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构成成分的研究中，这一模式是最普遍的。最具影响力的当属kim（1992）的研究。她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为“适应能力”，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kim提出应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文化交际能力区分开来。例如，“自我表露”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暗示。kim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较之前人的更有系统性。然而，kim并没有强调语言运用方面，因此，构成三分模式有些抽象和宽泛，理论适用却难于实践。imahori和lanigan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系模式中列出了其构成成分：动机、技巧如尊重、移情、交流操控和知识。值得一提的是，此模式注重跨文化交际中的双方，在当时的研究中独树一帜。由于主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很难测评，这一模式仍难于实践。除了指出的缺点以外，以上模式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三个成分之间缺少必然的联系。根据这种情况，spitzberg（1997）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由知识、动机、技巧三个因素构成，三者互为影响、互为依存。跨文化交际能力需要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强烈的动机和有效的交际技巧，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它们构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角框架。很多跨文化交际学者对spitzberg的理论作以修改，提出相似的模式。此外，陈国明和starosta（1996）也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应该包括交际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认

知、情感和行为能力，分别指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灵敏性（chen & starosta,1996:367）。judith martin 与thomas nakayama编写的《语境中的跨文化交际》中提出一种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包括知识因素、情感因素、心智活动因素和情境特征四个要素（martin & nakayama,2009）。此模式虽然包含的内容不多，却比较全面地覆盖了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和决定因素，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且简易可行的模式。 2 国内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在我国，对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培养学生的相关能力上。许多学者都强调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要具有层次性。高一虹（1998）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独树一帜。她认为跨文化交际有“道”与“器”之分，她已将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来讨论。高一虹（2002）继“道”与“器”的区分之后，又将其发展为直接的、表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深层的、终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两个层面；对应于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有文化的“跨越”与“超越”两个层面。而后，刘学惠（2003）又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观点，认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显性和隐性两种教学途径。付天军、陈凤然（2010）构建出单一文化环境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了解、参与、比较与对比和调整四个相互关联的过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者们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容没有统一的认识，因此对于如何培养这一能力的问题也就观点各异。三结语本文介绍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的来源，并对其内涵和构成要素及其培养方法研究进行了综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