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的重大变化

中国货币政策的重大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挑战：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车道，各方面发展热情高涨，货币政策需要更好地把握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平衡；金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银行从计划色彩浓重、主要监管指标不达标转为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利率、汇率改革和市场化机制建设任务繁重；加入WTO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开放程度，面对开放经济格局的政策调控需要更加重视内外部协调；美国高消费与亚洲新兴经济体高储蓄相叠加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失衡，加大了中国平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压力；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更加重视积累储备，而储备持续增长带来的流动性偏多使货币政策面临全新的环境；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房地产过热问题有所显现，传统上以CPI稳定为单一目标的主流货币政策框架面临巨大挑战，迫切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以丰富和补充新的调控手段。

正是在应对上述种种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为主兼顾改革和转型需要，以下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应对举措。

转轨阶段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

“转轨”的发展阶段特征，使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明显不同的调控环境。一方面，中国人均收入较低、提升空间较大，处于起飞和赶超的较快发展阶段，各方面的发展积极性很高，经济主体容易出现过于乐观预期。另一方面，中国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软约束”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各地方举债、上项目的动力都很强，都希望“银根”松一些。加之中国尚在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城镇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36.2%升至2011年的51.3%，地方政府建设发展任务较重，也倾向于融资条件更宽松一些，金融支持力度更大一点。总体来看，各地各方面都希望生活水平和城市乡村面貌更快得到提高和改善，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但局部和个体行为加总在一起，容易造成经济易热不易冷、潜在通胀压力较大等问题。此外，在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国际产业分工链条重组的推动下，中国在较长时间里面临着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外汇大量流入导致流动性被动投放较多，也对物价形成了压力。

在过去十多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都表现出了走热容易、走冷不易的不对称特征，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始终把货币政策作为维护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主要防线，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得到明显提升。2003年4月，在SARS疫情严重、伊拉克战争爆发等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就创造性地及早启动央行票据收回流动性，并成为长期运用的灵活管理流动性的有效工具。2003年9月开始使用存款准备金手段，并逐步将其发展为常规的、深度冻结流动性的“中性”工具。在流动性偏多、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背景下，2003年6月就适时加强对房地产信贷的风险提示，建立了以调节首付比例和利率杠杆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化调节机制，体现了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理念。总体来看，中国成功运用大规模对冲和渐进升值的组合应对了双顺差带来的挑战和问题，保持了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增长，并为结构调整创造了较为适宜的货币环境。

适应国情的需要，坚持实行多目标制

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有一个改革和完善机制的过程，也有一个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经济和就业稳定增长的任务，两者相辅相成。由于中国在市场化程度、货币政策运作和传导机制上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单一目标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多重目标：一是维护低通胀；二是推动经济合理增长；三是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维持相对低的失业率；四是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通胀一直是中央银行最主要的任务和使命，在货币政策中分量最大。

多目标制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有关。在转轨过程中，中国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消除价格扭曲，转向市场化的价格体制，与国际价格体系接轨，同时优化资源配置。比如，1999年之前工人、教师、政府公务员的住房都是由政府计划分配的，工资不覆盖这部分支出，1999年之后住房逐步转向市场化，这意味着工资和价格同时上涨。如果中央银行过多强调低通胀目标，可能就会阻碍政府进行价格改革。换言之，货币政策需要对这些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改革引起的物价改革留出一定空间。中国当前未采纳单一目标制，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再有，中国长期面临国际收支大额双顺差格局，流动性被动投放较多，对货币供应量和通胀有重要影响，这使中央银行必须去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现状。

此外，金融机构是否稳健、金融生态好坏都是货币政策能否有效传导的关键，这就要求不断深化金融改革，解决妨碍金融稳定的体制性问题，更好地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在必要时需要为改革和稳定提供一定支持，中长期看这也有利于实现价格稳定的目标。

鉴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关注价格稳定的同时，历来十分关注金融稳定和金融改革，注意对发展、改革提供配合与支持，统筹协调好物价、国际收支以及就业、增长等目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CPI稳定为单一目标的主流货币政策框架的确出现了问题，货币稳定并不等同于金融稳定，各方面的反思进一步加深了对此现象的关注和思考。

强化货币政策

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宏观调控框架由此开始创建。从货币政策看，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等逐步建立，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日益增强，为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奠定了基础。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信贷限额管理。进入21世纪以后在调控方式上逐步形成了以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和利率等构成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确立了以间接手段为主的调控模式。

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适应了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的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改革入手，通过逐步增强微观主体自主决策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也必然要求宏观调控机制进行调整。这构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推进的内在基本逻辑，反映在货币政策方面就是对间接调控机制和价格型调控手段的运用逐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