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浙 ”地域文化性格差异与当代浙江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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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明： “两浙”地域文化性格差异与当代浙江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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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也是山的文化与水的文化的完美组合。这种 组合，主要得益于长久以来浙江大地上平野与山区、 沿海与内陆两种文化的不断碰撞与融合。
一般来说，浙西多平原、水网，农业发达，交通便 利，后来成了中国的鱼米丝绸之乡和天下粮仓，因而 该地区的生 活 一 直 较 为 富 庶，① 生 活 在 这 里 的 人 也 比较有安定感，心气平和，温柔敦厚，知足常乐，安土 恋家，带有六朝时期吴会地区豪门士族的某些特性， 体现在文化性格和价值观念上，便是典雅柔美、闲适 安逸。而浙东是多山地区，人多地少，生存环境较为 恶劣，因而 生 活 在 这 里 的 人 比 较 有 冒 险 性，敬 事 鬼 神，②骁勇坚韧，吃苦耐劳，敢闯敢拼，表现在文化性 格和价值观念上，便是刚健务实、重利超远； 从古代 越国人的奋发图强，到明清龙游商帮的全国称雄，再 到近代宁波商帮在海内外的崛起，直到当代温州人 的独创天下； 从明代以义乌人为主的戚家军驰骋抗 倭沙场，到清末民初一批批浙东出身的志士仁人出 生入死，都是这种文化性格和价值观念的极好诠释。 即使从今天生活在的杭州湾两岸的人们来看，其价 值观念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就因为隔了一条 江，刚健务实的萧山人可以向波涛汹涌的钱塘江讨 生活，而闲适安逸的杭州人则缺乏那种不怕凶险、勤 俭刻苦的“围垦”精神或“弄潮”激情。尽管萧山现 已成为杭州的一个区，但在近代以前，它始终归属于 绍兴府的文化生态环境在短时期内却是难以改变 的。而这不过是钱江两岸文化性格与价值观念存有 差异的例证之一。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浙江十一府，以秦置会 稽郡之封计之，西虽缩而东则赢”。［7］浙西面积小而
浙东面积大。若从人文地理看，明清时期的吴的核 心区域就 是 狭 义 的 江 浙，而 这 必 然 包 括 浙 江 的 湖、 嘉。浙省的吴地自古就有“吴根越角”之说，并且表 现出与苏省的吴地天然亲近，而与越地则因钱塘江 和杭州湾的阻隔而相对疏远的特征。由于吴地属于 浙江的太少，更由于江苏的吴地太过显耀，于是浙江 向来以越自称。这不仅促成了江苏以吴自居而把 吴、越等同于广义的江、浙，也影响了浙江人的地域 观念的转变。因为苏南的吴地太正宗，因而不管从 实惠上还是情感血缘上，越才是浙江的灵魂。② 在 吴文化 的 强 势 渗 透 下，“浙 学 ”表 现 出 了“东 ”强 “西”弱的特点。比如徐象梅所撰的《两浙名贤录》， 在《硕儒》、《理学》之章节中，宋、元、明三代共录有 330 人，其中出身浙东的有 279 人，而出身浙西的仅 为 51 人，接近六比一。如果考虑到编撰者徐象梅是 钱塘出身，而参阅者绝大多数系海盐、嘉兴人（ 所以 在该书所收录的 51 个浙西人中，大部分为海盐、嘉 兴人，以至使 为 该 书 作 序 的 朱 国 祚 亦 发 出 了“徐 君 自表两浙士重于今天下，余更表嘉（ 兴） 所产且以重 两浙”的惊叹，而四库馆臣则干脆指斥该书是“以乡 闾粉饰之语 依 据 成 书 ”［8］ 的 乡 土 文 化 背 景，那 么 以 上这组数字便更能说明浙省“东”强“西”弱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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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论坛 2011年3期
“两浙”地域文化性格差异与当代浙江之发展
钱明
（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5）
摘 要： 在浙江的地域文化性格中，既有温台地区的敢闯、重利，也有杭嘉湖地区的儒雅、诚信，还有金衢地区的吃 苦、自强，以及宁绍地区的精明、实在，这些来自源头的文化基因，当成为“浙江精神”的总体诠释。而近年来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浙江新生代的精神走向以及作为一个群体给外界的印象，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多角度的变化，这无 疑是浙江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契机。而只有对历史上两浙地区的人文地理和价值观念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 影响作出科学的总结和深入的解读，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一契机，从而创造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和新观念。 关键词： 两浙，人文地理，价值观念，社会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7（ 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7615（ 2011） 03 － 0009 － 05
文中所 言“大 江 ”，即 钱 塘 江。 江 左 浙 东 八 府， 历代变化不大； 而江右浙西② 的自然区域，则变迁离 合频繁： 唐肃宗时，除升、润、苏、杭、常、湖之外，并领
① 在文献中，亦有把浙东的宁波地区称为“浙西”的有关记载， 如明儒袁炜（ 1507—1565，号元峰，嘉靖十七年进士，慈城人） 为慈城 县所撰的《建邑城记》云： “吾邑旧无城池，亦鲜识兵革，故浙西多事 当道者，屡檄筑城。”即为明证。
二郡，此二郡即以旧吴、越国界即钱塘江为界。吴郡 和会稽郡的建置，一直延续到南朝刘宋； 至唐代始置 浙江西道和东道； 宋代改称浙江西路和东路； 元代置 浙江行中书省，领两浙九府； 明初改为浙江承宣布政 使司，领两浙十一府，浙西的嘉兴、湖州二府始自直 隶来属浙江。故清乾隆《浙江通志》称：
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 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 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十一府。国朝 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 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 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② 故浙西又称“浙右”，明人汪道昆在比较浙、吴、闽等地举业 之盛时曰： “自近世经术兴，则闽士为嚆失。……彼都人士，斐然与江 左、浙右同风。”（ 《太函集》卷 三《赠黄全之序》，《四库 全书 存目 丛 书》集 117，页 93）
收稿日期：2011 － 03 － 02 作者简介：钱 明（ 1956 － ） ，男，浙江杭州人，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
一、“两浙”概念的历史回顾
浙省自古就有“两浙”之称。“两浙”即浙东（ 包 括今天浙江省的南部、西部、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 与浙西 （ 即 今 浙 江 省 的 北 部 及 东 部 部 分 沿 海 地 区） 。①对于浙江的地域分界，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 是《国语·越语上》所言： “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 北至于御儿。”韦昭注： “今嘉兴御儿乡也。”其地约 今桐乡西南。此后，《越绝书》卷八亦云： “语儿乡， 故越境。”另一说始于《史记·货殖列传》： “浙江以 南则越。”王充从其说： “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 于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 《论衡·书虚篇》） 其 实这两种说法都能成立。《国 语》所 说 的 吴、越 国 界，当是越国战败、句践入质于吴以前的国界。到句 践五年（ 前 492） ，句践入质于吴，七年释放返国，此 时国土已较前缩小。因此，在浙江的地域分界中，钱 塘江的地位非常特殊。这个地区在秦统一后置会稽 郡，而“吾浙之台、温、处三州，则 实 秦 闽 中 郡 之 北 土”，［1］故古时闽中又有“闽越”、“东越”之称，如陈 鸣鹤之《东越文苑》，即记闽中文人之行实。到了东 汉永建四年（ 129） ，实行吴、会分治，设置吴和会稽
② 学术界过去一般都认为，吴、越两地民族同根、文化同源、语 言相通、民俗相近，但最新的 DNA 调查却表明，吴人与越人原本分属 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 “越人各民族的身上有大量的 M119 突变，吴 人则很少有，他们更多的是 M7 突变，那是从苗瑶语系分化出来的” （ 据《钱江晚报》2005 年 5 月 11 日报道） 。
从比较文化论的立场来看，浙东人的文化性格 和价值取向的深层基因主要来源于浙东学派和阳明 心学，而浙西人的文化性格和价值观念的深层基因 则主要来源于浙西词派（ 还有浙西画派） 和浙西理 学。因此，浙东可以说是志士豪杰实行实用的豪迈 之乡，其所代表的可以说一种心性文化； 而浙西则可 以说是文人墨客行吟颂赞的温柔之乡，其所代表的 可以说一种诗性文化。当浙东诸子们在努力创造心 学实学文化的同时，其毗邻的浙西“才子”们却大都 沉醉在一种“才子文化”③中。浙东文化的“求心”、 “求实”精神，似可以用“酒剑精神”来作比喻，而浙 西文化的“求真”、“求美”精神，则似可比喻为一种 “蚕丝精神”； 前者的“刚”和“烈”，正好可衬托出后 者的“柔”和“软”。从古代的王充、陈亮、王阳明、黄 宗羲到现代的鲁迅、蔡元培等，浙东士子可以为求心 求实、经世济民而秉笔直书、奔走呼号； 而浙西的王
总之，两浙、三吴中的浙西与苏吴，吴越以后就 比较亲近，而与钱江以南的浙东地区和长江以北的 苏北地区，在 地 域 文 化 上 逐 渐 显 示 出 独 有 的 个 性。 所以我们不能以现今的地域概念来笼统地指称“浙 学”或“吴学”。
二、当代浙江发展的文化基因
文化是一 种 生 长 在 骨 子 里 的、精 神 性 的 基 因。 由于较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自古以来浙江文化 就形成了一个相对隔绝又互动交融的人文生态环 境。浙江文化可以说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有机
阳明学、文化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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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论坛 2011 年 第 3 期
Jiao Yu Wen Hua Lun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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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歙、饶、江四州，盖兼有古豫章郡之地。宋代浙西 路的管辖范围包括平江（ 苏州） 、常州、秀州（ 嘉兴） 、 湖州府和 江 阴 军。 明 代 又 将 苏、松、常、嘉、湖 五 府 （ 也有将杭州、镇江二府划入其中的） 列为“江南”经 常性的表述对象，后来甚至有人建议在最为富庶的 太湖流域 即 今 苏 南、浙 西 地 区 设 立 专 门 的 行 政 区。 故全祖望《浙西分地录》称： “盖会稽之西土，自罢侯 置守以来，虽其中离合不一，而苏、松、常、镇之合于 浙西，则未 有 异 者。”［1］1821 浙 江 大 地，“东 宽 而 西 迮 （ 通“窄”） ”，［1］1820 即由此而来。顾炎武在《天下郡 国利病书》“浙江上”中所涉及的人文地理范围，就 是指的浙西与苏南的部分地区。据《日知录》载：
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 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 浙十九也。
后世指二 浙 之 地，通 称 吴、会，谓 吴 与 会 稽 也。 ……《庄子》释文“浙江”注云： “浙江，今在余杭郡。 《后汉》以为吴、会分界，今在会稽钱塘。”
昔人以钱塘为吴、越之界，唐释处默诗有“到江 吴地尽，隔岸 越 山 多 ”之 句，宋 陈 师 道 亦 有 句 云“吴 越到江分”，盖为《史记·楚世家》“尽取故吴地，至 浙江”句所误。以《春秋内外传》考之，吴地止于松 江，非浙江也。浙江乃越地。［2］
可见，“大江以右”的浙西地区自古以来就与苏 南地区 在 行 政 区 划 上 难 分 你 我，故 后 世 遂 以 吴、会 （ 稽） 或吴、越分称浙西与浙东。顾炎武说： “天下租 税之重，至浙西而极。浙西之重，苏、松、常、嘉、湖五 府尤甚。”［3］便凸显了时人以浙西包括杭州为吴地的 地域视 野。［4］ 所 以 宋 明 时 期 习 惯 上 把 湖 州 称 为“三 吴”之一的“吴下”。① 如明人董榖说： “浙西吴下当国 家神州之东南……于是澉浦镇（ 今属海盐） 城筑，当风 涛之上游，而为三吴之首成矣。”（ 《碧里后集·达存》 上《瀛阳细柳序》，嘉靖四十四年刻本） 清初思想家张 履 祥 在 评 述 茅 坤 时 亦 曰： “世 风 浅 薄，西 吴 为 甚。”［5］1037 因茅坤是浙西人，故此处之“西吴”即指浙 西。又曰： “三吴气习，重僧，重堪舆，重养生家……湖 州益甚。”［5］1037 此处便视湖州为“三吴“之一。尽管明 以后，中央政府为便于控制，而人为地划分行政区域， 于是“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 合江南江北为 一，而长江之险失； 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 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6］
① “三吴”之称，历代所指不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浙水》： “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 治今湖州） 、 吴郡、会稽其一焉。”唐指吴兴、吴郡、丹阳。宋以后则指常州（ 吴上） 、 苏州（ 吴中） 和湖州（ 吴下） ，而“苏郡为三吴会府”（ 王国平、唐力行主 编：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页 478） 。其中浙西之湖州从来就 属“三吴”之一，然称“吴下”，则在宋明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