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勤：河北邢台市艾滋病真相调查

中国报道周刊
王克勤：河北邢台市艾滋病真相调查
2005年12月01日星期四于01:00:00 · 王克勤发表在: 社会透视
河南省上蔡县是中国最为著名的艾滋病高发区，那里的艾滋病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卖血。

但在河北省邢台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这里众多的艾滋病人却有着别样的共同特点：到医院看病——医院动员输血——被发现感染艾滋病。

卫生部公布：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占７２. ６% ；河北省卫生厅公布：河北省艾滋病八成感染者祸于血。

邢台市“医院输血”与患者感染艾滋病毒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目前生存状况如何？有关方面对此有何解释？邢台“艾滋问题”将带来哪些社会隐患？
２００５年７月和１１月，记者先后三次深入河北省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以及与沙河市相邻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等地调查。

记者进村入户，先后访问到了１０名艾滋儿童，亲眼见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的儿童８名。

“生不如死！”这不仅仅是艾滋儿童甜甜（化名）的爸爸张记录之感叹，更是记者访问过的许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叹。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认为，是医院“害”了他们，是医院为他们输了有病毒的血液造成了今天的惨局。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艾滋病患者及家属对记者说。

无论邢台官方有无解释，众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都把矛头直指医院。

目前已经被推上被告席的邢台当地医院有：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

有资料显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邢台市各县大小医院私自采血的现象十分普遍。

１９９８年，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李黔冀，曾经独自一人对邢台市大部分县的自采血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自采血液，伸向生命的魔爪》，于当年５月２０日发表于《河北日报》。

文中称，遇到手术用血时，医院通常让患者
自己去找血，对于不熟悉情况的患者家属，需要在知情人的引导下，向“血头”求助买血，医院只负责化验血型，其他一概不管。

公开资料显示，１９９８年８月《献血法》实施以来，邢台市献血办在完不成有计划无偿献血任务的情况下，经市卫生局副局长贾东阳同意，市献血办有关负责人安排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通过“联络员”联系农民来市中心血站献血１６６８人，其中不到期献血的２３９人。

为什么医院甘愿冒着被查处的风险热衷于使用自采血？
“让患者省点钱少跑路”，这是他们挂在口头的理由。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得知，从血站拿血，一袋４００毫升的血液，得交给血站４６０元，医院只能在此基础上加３０元左右的化验费。

如果是自采血，医院只支付给献血者１８０元左右，其余的费用由医院分割。

有的医院给献血者支付的比这个更少。

因此，每袋血医院会有３００元左右的收入。

自采血在邢台甚至河北混乱的程度如何？
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杨迁曾经于１９９５年４月８日做过这样的讲话：“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甚至一些个人，把采供血机构作为盈利创收的第三产业，出现了‘建血站、采浆站热’，医院建、防疫站建、卫生院建、乡政府建、个人也建。

我省共有血站２２个，其中３个没有经过批准，５个存在问题较多。

采浆点１４个，只有１个经过批准。

１０个采血点都是未经批准的，自采自供血液的医院血库有１３２个，也只有１个经过批准。

”
种种事实表明，１９９５年前后在局部地区采供血造成艾滋病传播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旦这‘星星之火’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在调查中，记者感觉到，邢台市艾滋病问题存在着许多社会隐患。

比如许多接受采访的公众对于身边的艾滋病情一无所知；许多艾滋患者及其家属在承受巨大的生理、心理及经济压力的同时，却几乎得不到到任何救助；有关方面对艾滋病的防疫措施很不到位；个别艾滋患者开始有“报复社会”的心理倾向……
“好闺女，你过来，以后，娘无法给你梳头了！你爹给你梳不好，娘给你把头发剪了吧！”
８岁的小女孩甜甜（化名），曾经与其他女孩一样，有着一头美丽的长发。

两年前，躺在自家病床上的妈妈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狠心”地剪掉了甜甜那一头乌黑的长发。

从此，甜甜一直留着短发——如果不是她穿着一身肥大的裙衣，看上去更像个男孩。

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甜甜的妈妈希望自己的女儿漂亮，可她为什么要亲手剪掉女儿漂亮的秀发？
这是一个生命接近极限的时刻，一个弥留之际的母亲，对于自己留在人世间惟一亲骨肉最无奈的关爱！
甜甜的长发被剪掉不久之后，妈妈永远地走了，只留下甜甜和极度痛苦的爸爸！
甜甜的妈妈是在３４岁生日那天死去的，死于艾滋病并发症。

如今，正在村小学三年级读书的甜甜，也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
甜甜的家在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这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小山村。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记者第三次来到甜甜的家里，看望这个腼腆而可爱的小女孩以及她的爸爸张记录。

碎砖块垒起的院墙、七八块木板钉成的柴门，与两边邻居家整齐的院子、房子形成非常大的反差。

院子中间有两间红砖平房，其中的一间里放着一个双人大床，占了屋子面积的三分之一。

甜甜的妈妈就是在这张床上死去的。

如今，甜甜和爸爸也就住在这张床上。

甜甜的爸爸张记录从箱子里拿出一张白纸条，上面用红笔写着“爱妻，生于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卒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上午８时，享年３４岁，冤死！”（时间为农历——记者注）
甜甜的妈妈，一个农村妇女，是怎样感染上艾滋病的？又是如何“冤死”的？一个年仅８岁的小女孩甜甜又怎么可能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呢？
甜甜妈妈的死亡之路
与她周围大多数小朋友一样，甜甜原本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２００５年９月初，张记录曾经给记者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和我亡妻在１９９５年结婚。

婚后和其他人一样，男耕女织，虽不富裕，倒也相安。

１９９７年，我女儿出生，这无疑给我们家增添了欢乐和动力，我在外打工，妻在家料理家务农活，憧憬着未来的好日子。

这期间我妻子虽说反复有感冒、发烧、流鼻涕、体乏等症状出现，女儿也经常反复腮腺肿大、发烧，但这些都未能让我们预感到灾难的降临，只以为是常见病而已。

直到２００３年秋忙时节，我妻子口中生疮，体困力乏，不思饮食，久治不愈。

约在公历９月１５日半夜，我梦中被妻子叫醒，她说，确已感冒 身体不对，是不是到医院检查一下。

第二天清晨，我同妻子一道到市中医院检查，化验结果：可疑。

后经介绍赶至邢台市疾控中心，初诊为艾滋病，此后省疾控中心确诊了。

当邢台市疾控中心的化验结果告诉我们时，我和妻子都傻了，什么话都不会说了，相对沉默，我们都明白，将会发生什么。

我的思绪虽然千头万绪，但我不得不克制自己，故作镇定去安慰妻子，告诉她医生说了，化验结果不一定准确，并携妻乘车赶回家中。

根据疾控中心医生的建议，第二天我携带女儿前往化验，结果祸不单行，女儿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张记录给记者出示了她们母女俩的两份《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正式做出了这样的确诊报告。

）
回到家中，妻子急切地问我：孩子怎么样。

我不敢告诉她实情，只说孩子没事。

从妻子那郁闷的眼神里我看到她有了一丝安慰，而我的感情却再也无法克制。

不敢面对妻子，自己躲到厕所里失声痛哭。

“从确诊到离开人世，也就４０天。

”
张记录告诉记者，“在我妻子病重期间，她曾一度拒绝吃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她没有生还的可能了——此病是绝症。

我也知道她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想为本不宽裕的家庭再添负担。

但是为了不应失去的生命和没有希望的希望，我苦苦劝说我那苦命的妻子接受治疗，也托人在北京地坛医院询问疗法，但是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

”
在从邢台检查回来后的２０多天内，“我妻子还能在我的搀扶下上厕所，在院子里坐一会。

只是耳朵的听力急剧下降，口腔症状日渐加重。

”
然而，霜降的那一天，“她对我和前来探望他的内弟说，自己感觉身上一点体力都没有了。

”
张记录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那天晚上，我牵着病床上憔悴的妻子的手说：“你与我说会话吧。

”她望了我一眼，有气无力地说，我对不起你，没给你生个儿子。

有机会再成个家，生个或抱个男孩，为了以后有人照应你，好好照顾甜甜。

面对善良的妻子，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失声痛哭，告诉她不要顾及我，保佑孩子。

如果甜甜日后有什么不测，你把我也叫走（因为孩子的事情她不知道，我又不忍把实情告诉她，增加她的思想负担），而孩子的未来又是未知数，我虽然侥幸避过此难，而这个世界上已没什么事值得我留恋的了。

有的只是生不如死，无绝期的恨。

没想到这段话竟是我与妻子的生死话别，在剩下的日子里，她已经卧床不起，而且已听不到常人讲话了，喉咙也发不清音了，纵然有时看到她嘴里在呐呐地说，但是什么话我已听不清了。

大约农历十月七、八、九这三天里，也就是她离开的最后三天里，我妻进食已相当困难，我熬制的草药送到她嘴边，她却难以喝下。

买的流食也只能靠我用汤匙从嘴边慢慢送下。

而且呼吸困难，喉中有痰，我曾示意让她咳出，然而失败了。

农历十月初十这个令我终生难忘的黑色日子，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清晨，我正为女儿做饭，忽然听到妻子微弱的呼叫声，我的心一下绷紧了，急忙赶到她身边，发现她已奄奄一息：从喉咙里断断续续传出似是“甜甜”声，我忙把孩子叫到她身边，告诉她，孩子在这，你放心，我不会让孩子受到任何委屈。

面对慢慢合上眼睛的妻子，我哭着叫着，你回来，你回来，你不要走，你不该走，我和孩子需要你。

然而，她，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善良的妻子和母亲，一个有着许多未了心愿的人，却带着对丈夫和孩子的眷恋，带着满腔的怨恨，离开了人世，终年仅三十四岁。

我凄凉地守在妻子身旁，任泪水无休止地流。

抬头望望窗外的天空，天苍苍地茫茫，天啊，我妻何罪之有！不该呀不该，我儿生来无辜，心底无罪。

既生之何夭之，我又有何罪，却生不如死。

我叩地，我犯了何种天条地规，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难道去医院生孩子错了吗？那可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啊！
甜甜的妈妈被艾滋病夺走了年轻的生命。

那么，甜甜的妈妈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呢？
“妈妈是冤死的！”
“是医院杀了我的妻子与孩子！”
军人出身的张记录，从柜子里取出一把匕首，这是他当年参加对越战争时从前线带回来的纪念品。

“如果不是答应了妻子临终的托付，不是考虑我死后孩子没人管，我早跟他们拼了！”
记者先后三次见到张记录，这个汉子每次都泪眼汪汪，激动时拳头捏得嘎嘎作响，感觉他快要爆炸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我们太冤枉了！”
“艾滋病传播主要有三个途径，性、血液、母婴，已经确诊我没有这个病，从小生长在这山沟的妻子没有可能接触到有这个病的人，妻子的作风与为人在村里是人人称道的。

”
“那么，惟一的原因就是血液，她这一辈子就输过一次血，生孩子时输的！是医院把艾滋病毒输给了她，吃娘奶长大的甜甜也便被害了！”
对此，张记录提供给记者的材料上是这样写的：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８日上午，我妻子因分娩住进沙河市康泰医院２楼１６号病房，第一次交付药费１０００元，其间医院进行了常规化验，而后开始输液。

血常规化验得出我妻子因妊娠反应出现贫血，需要补充血液，于是医院在农历１８日为我妻输血８００毫升（供血者姓王，因时间太久，名字记不清）。

我们交付现金９２０元。

９月２６日，农历８月２５日傍晚，我妻子出现分娩症状，因难产，需做剖腹产。

我在手术书上签字后，于晚９点左右进手术室（手术医生有王顺英，主治医师小马——名字不详，护士长韩仙梅，供氧师——姓名不详，麻醉师——医院临时聘请，姓名不详）。

２３时３０分左右，护士长韩仙梅抱着我女儿找到我，告诉我女儿于２３时１５分出生，并一同到一楼接生室称重。

次日凌晨１点左右，我妻子从手术室推出，待常用药输完后，即输上血液４００毫升，交付现金４６０元（供血者为徐，名字记不清）。

七天恢复观察期后，即农历９月３日（公历１０月４日）出院，并补交医药费１０００元。

其间我女儿曾一度高烧，后经治疗，方转正常。

在生下女儿后，我妻子经常身体欠佳，易发烧，随时间推移，逐渐饮食减少，身体虚弱，四肢无力、失眠。

女儿身体也一直反复感冒发烧，腮腺肿大，经多方治疗，效果不佳。

２００３年９月，张记录的妻子与孩子被判了“死刑”！
为此，张记录写了四条理由陈述自己的意见：
那么病源从哪里来？本人认为，只有在康泰医院住院期间输血所致。

第一，住院期间，医院曾为家妻输血１２００毫升（分两次，前８００毫升，后４００毫升），且供血来源为私人输血（王顺英曾说过，咱有自己的输血队，都领有健康证的）。

第二，我妻子身体自生下女儿后，一直欠佳，近期尤为严重，且症状和发病规律、年限符合ＨＩＶ。

第三，医院在输血来源上属违法采血和输血，有此隐患，不得不疑。

第四，我女儿身染此病，完全是由当时其母输血或哺乳所致，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综合上述理由，本人认为，造成如此严重的人为伤害事故，完全是由康泰医院在采血、输血过程中不经检验、违规采血所造成，它使我的妻子和女儿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无情地剥夺了她们的生存权，使我原本和睦幸福的家，变得支离破碎，而我本人也面临着被感染的可能，每天生活在生与死的恐怖之中。

张记录曾经多次到这个医院讨说法。

他告诉记者：“他们要我出示输血单，我说这些都在你们这里。

后来我明白了，我们出院时连病历都没有。

于是我一直向他们要病历，但到现在也没有要上。

我们农民打官司怎么能打过他们呀！”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记者曾经两次专程前往位于沙河市显德旺镇的康泰医院求证，均被告知“领导不在”。

后来记者曾经打电话给这个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医院血液管理非常正规，不存在任何问题。

”
父女活着之痛
“千般苦难集于一家，千古奇冤降于一身，天地不公枉为天地！”这是张记录写在自己家惟一的一张全家合影照片背后的文字。

艾滋病不仅夺走了张记录妻子的生命，剥夺了小甜甜的生存权，而且也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健康。

与此同时，“艾滋病综合症”如同生化冲击波一样，在甜甜与她爸爸的周围全面爆发了：
“人们像躲瘟神一样的躲着我们。

”张记录说。

自从甜甜及妈妈的病情确诊以后，“我们再怎么捂也捂不住了，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人们看我们的眼神都怪怪的！”
埋葬了妻子后，这个曾经在老山前线荣立过集体二等功的工程兵，首先失去了在附近选矿厂的工作。

“我再解释都没有用，他们也在怀疑我，谁也不愿意与我在一起工作。

每月打工所挣的８００元钱，本来是家里最核心的收入来源，现在一分钱的来头都没有了。

连孩子上学的学杂费都是卖了粮食才交上的。

”
“一直想打官司，但是我现在连去邢台几块钱的车费都拿不出来！”
“想过出去打工，但是，我走了，甜甜谁来管？”
如今的张记录是既当爹来又当娘。

“知道孩子生病，所以不能让她饿着呀！咱没什么好吃的，但要让孩子吃饱饭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带这个孩子。

自从甜甜娘去世后，连她姥爷、舅舅一家都很少来往了，甭说别人！”
张记录每天除了操持家里那３亩薄田，便只能一门心思做甜甜的“保姆”。

他说，“也不好到别人家里去串门，不好让人家难堪啊！”自从妻子离开人世之后，他从来不在别人家里喝一口水。

其他的，就更不用谈了。

“虽然不是咱自己造成的，但是与任何人接触，都感觉低人一等。

”
“人人都怀疑我。

”
“别人家都是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自己却搞得家破人亡的！”
“自己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生活却没有着落了。

”
“真是生不如亡啊！”
“想到这些真不想活了！”
他给记者的来信中说：
尤其严重的是，妻子离开之后，我和孩子成了村里的新闻广角、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女儿在学校常常受到其他学生的奚落。

每当孩子回家告诉我说，“爸，他们都说俺有艾滋病”的时候，我的心犹如刀割，与女儿抱头痛哭，然后违心地告诉她，甜，别听他们胡说，不要理他们，好好学习。

孩子是单纯的，我哄一阵子以后，她不再说什么，但我心里清楚，这都是这些孩子家中的父母议论我的反射而已，虽说他们表面上见到我不说什么，有的还安慰几句，然而从他们异样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他们对我是心存芥蒂的。

人啊，父老乡亲，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可谁能理解我呢？
面对流言蜚语，我只能采取无奈的沉默，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没人会相信你。

只有随他去说，做一个不是贼，却像贼一样过日子的人。

什么人格、尊严，丢掉吧，为了女儿，夹着尾巴做人，实在忍不住了，回到家中，关上门，对着亡妻的照片哭诉一番，然后告诫自己要忍耐，擦干泪，不要说为什么。

因为古人有云：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有时我真的想抽刀与康泰了断这份冤仇，然而想起孩子，我不能。

女儿惟一的亲人，惟一不嫌弃他的只有她的父亲，她不能再失去我。

“没娘的孩子像棵草啊！”
张记录说：“最近电视上在演《大长今》，孩子爱看电视，看着看着就哭起来了，嘴里喊着”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我的心啊，说有多疼就有多疼！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抱着孩子一起哭。

”
在讲述这些时，记者看到他的泪水已经浸透了整个衣袖。

张记录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孩子说：“甜，要记住，你娘是冤死的，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人。

爹报不了这个仇，你一定要报！”
张记录说：“孩子她娘真是太善良了，就是在她人生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她还时时为别人着想，每次医生来输完液，她都不让医生把输液器带走，要当着她的面销毁，看着她这么做，让我心碎！”
张记录曾经在甜甜妈妈的坟头发下重誓：“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按你的嘱托，带好我们的孩子甜甜；二是豁出一切来，为你们母女讨回公道！”
张记录说，我相信国家的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道，只是我现在没有任何能力打这个官司，“他们有权有势！我一个贫困的庄稼汉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一方面在为这份冤屈痛心，另一方面在为孩子担心。

甜甜能活多久？能不能成人？以后能不能结婚？“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我是她爹，我就得尽父亲的责任。

”
记者看到，他家一进门的正面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奖状，上面写着“张某某同学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荣获二年级第一名”
甜甜最大的理想是长大后上大学，做科学家。

张记录说：“虽然我不知道女儿的未来，也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但我必须为女儿而活着！即便现在生不如死，也得坚定地活着！”
在河北邢台，艾滋儿童并非甜甜一人。

２００５年７月和１１月，记者先后三次深入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以及与沙河市相邻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等地调查。

记者进村入户，先后访问到了１０名艾滋儿童，亲眼见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的儿童８名。

他们与甜甜一样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雪雪（化名），女，８岁，一年级。

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记者在沙河市柴关乡的一个小山村里见到了雪雪。

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自家的屋子里写作业。

雪雪看上去与所有的孩子没有两样，小姑娘的头上别了一个蝴蝶状发卡。

相对来说，雪雪要比甜甜幸运得多：她有两个姐姐以及偏爱她的奶奶。

然而，她的妈妈依然无法与艾滋病抗争，已经于２００２年农历６月１８日死亡。

雪雪１７岁的大姐与家里人一起告诉记者：雪雪的妈妈原本身体好好的，１９９７年农历５月１９日，她在自己家的炕上生雪雪，造成大出血，于是家人匆忙将她送到离她们最近的沙河市康泰医院抢救、输血。

“不知道输了几袋血，从医院回来以后，好好的人，就经常发烧、贫血、还爱跑茅房。

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后来越治越治不好，曾经还以为是肺炎，后来人家医院确诊了，才知道是这个病，医院也不要这样的病人，回到家里，没多久便死了。

”
一家人都去化验，大家都好好的，“就我小妹感染上了，她是娘输了血以后，吃娘的奶长大的。

”
雪雪的父亲目前在附近的一家煤矿下窑挖煤，“一个月能赚个七、八百的。

”他们说，“咽不下这口气，但又不敢打官司，一打官司，全传出去了，我们一家人以后怎么活啊！”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记者再次去看望雪雪时，她为记者背诵了她最喜欢的课文《小乌鸦和妈妈》，当她背诵到“森林里有个乌鸦妈妈……小乌鸦依偎在妈妈的怀中，他们温暖极了”时，她的泪水从眼框里刷刷的流下来，流进她的嘴里，滚向她的下颌，滴在她的衣服上，湿了好大一片。

山山（化名），男，９岁，三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父亲也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沙河市柴关乡的一个村庄，山山与奶奶、爸爸以及姐姐一起住在这里。

记者见到他的时候，山山与一伙小朋友们从院落外边的马路上玩耍归来，脸上还流着汗水。

山山的爸爸告诉记者：“他妈生他的时候，是１９９６年农历１０月，我们住在沙河市的康泰医院里，孩子还没有生，医院不断给我做工作，非叫输血。

我当时反对，我说，需要输了就输，不需要了就别输。

但是医生三番五次找我谈，要求输血。

没办法，听人家医生的。

输完血两个星期后生的山山。

”
“从那里回来，再也没有上过医院。

２００４年初，他妈经常恶心、呕吐，于是正月初八到邢台市人民医院检查出了这个病。

回来后，在乡医院输了几天液，便去世了。

”
之后，全家检查，结果是：山山和他爸爸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比山山大三岁的姐姐一切正常，奶奶也一切正常。

丹丹（化名），女，８岁，一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父亲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在沙河市册井乡某村庄，记者见到了丹丹目前的一家人——爸爸、爷爷和她。

丹丹的爸爸告诉记者，丹丹娘总共输过两次血：１９９７年正月，因为贫血，在沙河市康泰医院输过两小袋血；１９９８年农历１０月２５日，生丹丹时大出血，在康泰医院又输了两袋血。

丹丹的爸爸告诉记者：“原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２００３年沙河市对在９０年代中期在当地医院输过血的人进行检查，丹丹的娘被查出来了，后来一查，不仅她娘有艾滋病，而且我与丹丹都有艾滋病。

”
“在这之前，她娘经常难受，经常发烧，我们按一般的发烧治疗，一般一次输液就得一个星期。

每年都得三四次。

查出这个病后，发现还有结核，于是我们先按结核治，后来结核也没有治好，人就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