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昌黎五峰山

李大钊与昌黎五峰山
位于河北省昌黎县境内的五峰山，是李大钊同志生前最喜爱的名山胜境，也是他从事重要革命活动，并借以躲避反动军阀缉捕的地方。

将李大钊当年在五峰山留下的旅迹游踪一一查寻清楚，对研究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的生平及革命实践活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
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大黑坨村，是个沿海村庄，其地一马平川，但村北偏东70华里开外的昌黎县城北，却有着古今有名的观海胜地碣石山。

碣石山为燕山主峰伸向东南海边的突起余脉，由近百座峰峦组成，方圆达数十里，跨越与乐亭县比邻的昌黎和抚宁、卢龙三县境界；其主峰仙台顶(又名“汉武台”，俗称“娘娘顶”)海拔695米，山势险峻奇特，为渤海近岸最高的山峰，相传为历史上的秦皇、汉武、魏武等帝王巡行观海、刻石纪功之地。

晴天朗日，立足大黑坨村头北望，能把碣石山那如屏似障横列排开的群峰看个清清晰晰，而且显得既悠远又神奇。

因此，从小生活在海边平原上的李大钊，对朝夕可见的碣石山非常神往，并不为怪。

那么，他第一次游览碣石山，为何不去登主峰仙台顶，却与友人“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呢？这是因为，西五峰韩昌黎祠当时为游览碣石山的第一去处。

五峰山，为碣石山群峰的一支，它位于仙台顶迤东，由两组颠连交错的10座山峰组成，按方位分称为东、西两个五峰，由于山势都很奇丽险要，均被列为古碣石十大名胜，一名“东峰耸翠”，一名“西嶂排青”。

由于五峰山临海较近，景色异常宜人，再加上西五峰半山腰平
台上筑有为纪念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而建的韩昌黎祠（亦名“韩文公祠”），在京东一带久负盛名。

古人曾留由下“北平山水古称奇，五峰兀然当昌黎”(清·龚应霖《游五峰山》)、“北平山水称五峰，五峰屹立摩苍穹”(清·彭延禨《登五峰山望海》)等诗句，赞美其地的山光水色。

五峰山，数百年来一直被列为古北平郡的名山胜境，为临碣石必游之地。

李大钊等人首次到昌黎，欲进山游览，当地人引导他们先去五峰山韩文公祠“一憩”，并不偶然。

还有一个原因，即他们上山这天正赶上“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⑴这样的天气是登不得碣石绝顶的，即使登上去也只见云雾，无任何胜景可览。

正因此种种因素，使自幼“神往”碣石的李大钊得以同五峰山结下不解之缘。

李大钊第一次登临五峰山的时间，他自己在后来写的游记中并没有具体记述，仅说“曩者”（从前）。

据分析，极可能是在1907年夏天，他“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⑵归来，在昌黎下火车之时。

他们是由卢龙永平府中学出发，经滦州上火车去天津的。

李大钊考取的是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该校招生考试于8月13、15日进行。

也就是说，李大钊一行人由天津归来，当在是年8月16日或17日。

倘若此说属实，那与李大钊同游五峰的“二三友辈”，即与他同赴天津投考学校的“二三同学”。

另一种可能是1908年夏天，即李大钊到天津上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到来之际。

从李大钊追述的口气看，以前一种可能性较大；再者，云“时适溽夏”，也似在8月中旬。

李大钊在文中提及，和他同与碣石山结下初度之缘的一共三人，分称“子蘅”、“守恒”、“际青”；到李大钊几年后再上五峰时，旧游
已天涯零散，“子蘅则从戎南下，守恒则执法塞北，际青则侨寓云津”
⑶。

经笔者近些年多方查访，仅从乐亭县档案馆查得“守恒”。

据未刊印的《乐亭县志》重修本记载，“守恒”系张永德之字。

张永德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同籍学友，毕业后历任热河高等法院院长、京师地方审判厅检查官等职。

李大钊第二次游览碣石山，是在1913年9月。

当时，他已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准备去日本留学。

出国前，他特意邀请一位友人一同到五峰山韩文公祠山居数日。

就在这次游览以后，他写下《游碣石山杂记》。

在这篇游记中，他除回顾了第一次进山游览的奇遇外，详细记载了这次游览的所见所闻，一一历数了五峰山、韩文公祠、范公洞、水岩寺、桃源山等古老碣石的佳美风光及有关趣事铁闻，并引录了范志完、尤侗、崔树宝等明、清时代的文人墨客赞美碣石、五峰山景的诗文。

关于五峰山和韩文公祠，他在游记中记述得尤为详尽。

据查阅《昌黎县志》和到实地考察，可确认五峰山韩文公祠始建于1641年（明朝崇祯十四年），主建人为山石道（后升任山海督师）范志完。

范志完为河南虞城县人，崇祯四年进士。

他于建祠那年春天到五峰山游览，云该地“天生文笔峰”，提议增修一座韩文公祠（昌黎县城于明洪武初年即建有韩文公祠），并在峭岩上令人刻下他手书的“泰山北斗”、“五峰环翠”等镌字。

范志完明为修建韩文公祠，实为自己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朱国栋(山海巡抚)建立生祠，“以五峰名胜，必因人始彰”（李大钊语）。

在韩文公祠正殿为其与朱国栋塑配像、立牌位仍嫌不足，还令昌黎县知事蒋三捷在韩文公祠附近为其修范公
洞。

到清朝，圆通寺荒圮，当地人又相继在正殿两旁修筑三间客厅、两间耳房。

客厅(在正殿东侧)两明一暗，里屋靠窗垒有火炕，备有被褥，供游人留宿；外屋明窗净几，桌椅齐整，为游人小憩之处。

李大钊这次山居五峰，即住客厅里屋，后来他来五峰避暑、避难均住这里。

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对国内出现的混乱局势曾十分忧虑，相继写出《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表达这种忧国优民的心情和一些政治见解。

但他在到五峰山居前去北京逗留期间，却不知怎么忽然“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⑷来，以致到五峰后幻想“买尽香山净土，为朋辈招隐之所”⑸。

可是，他在五峰山居期间，除尽情感受到“香山净土”的自然美外，也看到了人世间的丑恶。

就在他即将告别这世外桃源般的花果之乡时，日本侵华驻屯军于9月11日夜里在昌黎车站惨毙5名中国铁路警察，昌黎成了国仇纪念地。

美与丑的强烈对比，使他猛醒，感奋，很快摈弃了那种不切合实际的思想和愿望，向着古老的碣石山发下与侵略者不共戴天的誓言，踏上了东渡日东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航程。

此次与李大钊同游碣石者为“子默”。

笔者疑即与李大钊同在1913年2月组建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的郭须静。

是年夏天，社会党创建人陈翼龙被杀害于北京，社会党总部和天津支部被封，李大钊约郭须静到其家乡避难。

可能是在他俩避难即将结束时，结伴同到昌黎山里游览十来天。

据《游碣石山杂记》记载，李大钊在此次山居期间，还曾在昌黎县城的成美学馆客居二日，并返回家乡大黑坨一趟。

李大钊在这次山居五峰期间，曾给在天津的同窗好友、同任北洋
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并主编《言治》月刊的郁嶷修书一封，说自己“入山以来，晨莫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白云从足下飞去飞来”，并云“梨树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息，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磴食之。

泉自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举手仰吸，翛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

洁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

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羡煞也。

名山挚友，不得作一时胜游，孤灯石室，颇有所忆，成长歌一首，盖怀兄及天问兄也”⑹。

此信写得妙趣横生，倾述了李大钊当时出神入化的快慰心境。

这封信被郁嶷子女保留下来，已成为李大钊最早的书信手迹幸存于世。

二
李大钊再一次到五峰山旧地重游，已是1917年5月上旬。

此时，他已由日本归国整整一年了，正在北京担当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的主要撰稿人，每天忙于伏案写作。

就在这年的4月7日，他在《甲寅》日刊发表了《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一文，在介绍“北京附近而寻足供旅行之名所”时，着重介绍了碣石山与五峰山：“……就中以昌黎县之碣石山，余知之最捻，其中胜境颇多，登五峰绝顶，茫茫渤海，一览无既。

逢春则梨杏桃李之华，灿烂满山；入秋则果实累累，香馥扑鼻；余如松风泉石，皆足涤人尘襟。

距京约以一日乘汽车可达昌黎，山在城北八里许。

余频年浪迹都会，每岁归里，辄过昌黎，入山一憩。

久溷于机械诈伪之人世中，骤与此不知不识纯洁优静之草木泉石为邻为友，其快愉清醒正如乍释重荷，刚出泥途，有非居都者所
能梦见者矣!”紧接，他又神思飞扬地写道：“连日出步街衢，浊尘腾飞之中，顿见点点新绿，绚缀枯寂若死之北京，因忆碣石山中，梨花春雨，正好结少年伴侣，披蓁攀石，拨雾荡云，以舒积郁，以涤俗烦，以接自然，以领美趣。

惜以人事草草，身羁京华，如斯美景竟不可即，徒叹无福，为之奈何?”不想，一个月后，他就有了这样的机会。

是年5月6日，李大钊“回里看细君病”(《白坚武日记》语)。

在回乡看望生病的妻子途中，他转道昌黎时逗留了一天，“请店伙为雇骡车一辆，驱之入褐石山”⑺。

这一天，他先游览了碣石山里的游春胜地隐仙庵，后到五峰山韩文公祠看望了阔别将近四载的守祠人刘克顺，并登望海峰观海，只因春日风沙弥漫，天气不甚清明，没有看到“地尽忽惊天水合，怒涛千尺腾蛟龙”之景。

关于这一天的游历，他全写在当晚宿在大德增客栈时写的《旅行日记》(载当月9至11日《甲寅》日刊)中了。

隐仙庵在昌黎县城西北3公里处，建于清光绪年间，其地山峰环拱，秀丽天成，为当地春天踏青时游人麇集之地。

刘克顺为韩文公祠雇的守祠人，几次游览，都是他接待的李大钊，后来与李大钊结成了“忘年交”。

大德增客栈在昌黎车站南，为乐亭人开设，李大钊路经昌黎一般都在这家旅店落脚。

1917年11月，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将五峰山韩文公祠择为自己的避暑之地。

据当年在北京大学留校任教的张申府回忆，当时“每年北大放暑假，守常同志照例要家乡到五峰山休假”，他为此“曾两次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⑻。

张申府本人于1920年12月赴法国任教，他与李大钊共事一共3年，即1918至1920年，
而1920年暑假李大钊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仅在假期即将结束时回了一次家乡，为的是把家眷接到北京去住。

由此可确认，1918年、1919年这两年暑假，张申府两次代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职务，而李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避暑去了。

李大钊1918年夏天到五峰山避暑，没有留下游记类文字记载。

确认李大钊这年夏天到五峰山避暑的依据，除张申府的回忆外，是李大钊当年夏天自己写的4首白话诗。

这4首白话诗是从《白坚武日记》中发现的。

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天津读书时结上的同窗密友，后来两人交往一直比较密切。

白坚武在这一年8月19日的日记中记载：“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

这3首白话诗统称《山中即景》。

前两首发表在当年9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

从这几首诗的内容看，肯定是写的五峰山景色，并写于五峰山上。

此外，白坚武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还抄录有李大钊写的另一首题为《悲犬》的诗：“我初入山，犬狂吠门前；我既入山，犬摇尾乞怜。

犬哉犬哉，何前倨而后谦！”这无疑写的是守祠人刘克顺养的看家狗，对他前后两次进山由生到熟的不同态度。

从《悲犬》诗中可以推知，那年放暑假李大钊由北京乘火车返回家乡，在昌黎下车时，先进了一趟山，与刘克顺定下了山居日期及有关事宜，即诗中说的“初入山”；回到大黑坨住了几天后，他由家乡来到五峰山开始了避暑生活，即诗中说的“既入山”。

这年8月，李大钊肯定正在韩文公祠山居，他给白坚武的信与诗稿也肯定寄自五峰山。

这年暑假，对李大钊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夏天。

当时，他已
发表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质有了初步认识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做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⑼，他到五峰山避暑，绝不会仅仅为了休假，极可能是为寻找一个静幽的环境，潜心研究有关十月革命资料，探索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找出中国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

也就是说，他在五峰山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

就在这年夏天，他开始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一个新的纪元和新的世界。

《山中即景》诗就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写照。

他试笔写的这一组白话诗，不仅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美的深切感受，也表现了一种轻松快慰的美感，好像刚刚脱却一个闷郁窒息的世界，突然踏进一个清新壮美的天地一般。

没有强烈崭新的感受，是难以吟诵出这么豪迈奔放的诗句的。

1919年夏天，李大钊再次到五峰山避暑。

这次他是带着年已10岁的长子葆华一同上山的，一进山就投入到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中去了。

他先集中全力写出了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批驳了胡适在其《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的种种荒谬的说法，公开声明自己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表现了一个革命先驱者的大无畏气概，及自己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态度。

紧接，他抓紧时间撰写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下山时基本脱稿。

这年春天，李大钊除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外，还准备把由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在搜集、研究大量资料的
基础上，拟写出这篇长文在专号上发表。

但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为领导运动而不得不辍笔，只有寄希望于到五峰山避暑之时了。

据李葆华同志回忆，这年夏天，“父亲进山以后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挥笔”，“那时他随身带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⑽。

他还记得，当时有两个在昌黎城内基督教会工作的美国人进山游逛，见李大钊案头有不少书，便翻阅起来，发现有两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便提出要借去看看，李大钊很痛快地就答应了⑾。

李大钊的这篇文章长达26000多字，包括序言在内共11个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由于文章较长，在《新青年》上分两期载完。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

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如果说，上一年暑假李大钊在五峰山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那么可以说这一年暑假他进行了播种和护种工作，关于李大钊在五峰山上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当韩文公祠来了游客后，李大钊便到韩文公祠庙后的峭壁平台上，在一块天然石篷下读书写字。

现在，人们把那块石篷亲切地称为“大钊读书石”。

李大钊第二次到五峰山避暑，写下了《五峰游记》，发表在当年8月30日出版的《新生活》第2、3期上。

在发表这篇完全用白话文写的游记时，他启用了后来一直很喜爱的笔名“孤松”。

“孤松”这一笔名，取意于五峰绝顶一棵独立不群的劲松。

五四时代广为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
日月双悬照古今。

”其中“孤松”即指被称为“北李”的李大钊这一笔名。

除《五峰游记》之外，李大钊还写出了《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等白话诗，以及《致若愚、慕韩》信等。

这些诗和信都写得很有意趣，表现了他轻松愉快的山居生活，及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忘情地在奇险的山川陶冶自己性情的情景。

这次五峰避暑，给他感触最深的是由五峰下山返回大黑坨的路上。

当时昌黎一带正闹瘟疫，许多人被霍乱夺去了生命。

在回乡的路上，李大钊看到到处是新坟，感到几乎被死的现象包围，不由思索起“死”的本质，认识到死和生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可恐怖的。

回到北京后，他获知军阀政府的官僚们对这次瘟疫流行非但没有采取任何救应措施，反而煞有介事地向国际卫生组织封锁消息，非常气喷，提笔写了一则题为《秘密……杀人》的随感录，悲叹：“中国政府什么事都秘密……这秘密二字下，不知又添了多少冤魂！”进而发出责问：“瘟疫是自然的恶呢，还是人为的恶，何以死的大半是无产阶级和妇女？”不久，他对自然与人生的认识也有了升华，在一则题为《牺牲》的随感录中写道：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

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

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无疑是五峰山展现出来的“自然的美”和“美的自然”，在他心灵深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的整个身心都被自然界中的祟高美深深
感染，从而激发出心灵中的崇高美，并使这种美感达到一个理想境界。

由此可以说，五峰山的景色对陶冶李大钊的思想、性格和情操，起到很大作用，促使他在革命斗争中，步入了一种人类社会历史最高尚、最道德的精神生活，成为了新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三
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在由北京护送陈独秀乘骡车去天津(由那里返沪)之后，曾在回乡途中到五峰山冬游，时值春节前夕。

关于此行无文字记载，是在约3月上旬他给周作人的信中透出的：“……前次你给我写信，问仲甫的通信处，我那时亦跑在昌黎山中去了，所以未曾答你。

”⑿乐亭人均把碣石山称为“昌黎山”，李大钊云自己“跑在昌黎山中去了”，定是在寒冬腊月进五峰山一行，品尝冬季五峰山中的乐趣去了。

至此，李大钊在一年的四个季节都到过五峰山，足见其“性乐山”到何等程度。

嗣后，李大钊还曾带领家人上过一次五峰山。

1918年暑假结束时，李大钊将妻子、儿女带到北京居住；1919年放假时，全家人由滦州下火车取道滦河返回家乡，到开学时夫人赵纫兰及儿女没有随行到京。

1920年8月下旬，他乘暑假尚未结束，由北京回原籍把家眷又接到北京，并从此把家定居在京华。

不是这次搬家途经昌黎时，就是1922年放暑假，他送家人返回故乡之时，曾带领妻子、儿女游览
了五峰山，看望了守祠人刘克顺老两口。

据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说，她跟父母一起去五峰山时，刘克顺的老伴拿出不少核桃，让他们几个孩子砸着吃。

她说，这大约是1922年暑假的事情。

李大钊最后一次登临五峰山，是在1924年5月下旬，这次来是作政治避难，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缉捕的。

这一年2月底，李大钊由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北京，担负起领导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重任。

北方党组织的活跃，引起了军阀吴佩孚把持下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惶恐，在5月20日前后，突然下令要逮捕李大钊等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通知有关同志后，化装成生意人模样，由葆华陪伴，搭京奉夜车连夜离开北京，于次日凌晨到达昌黎，并旋即径直进山住在了韩文公祠。

就在他们父子俩离京的那天晚上(一说第二天晚上)警察总监王怀庆派便衣警察到李大钊在北京的住宅(铜幌子胡同甲3号)进行了搜捕。

警察搜捕的第二天，李大钊在京家属乘火车回到了乐亭老家。

紧接，警察又由北京追到乐亭大黑坨搜捕。

军警们去大黑坨必由昌黎下火车，回程又由昌黎上火车，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李大钊就隐匿在昌黎城北12华里的一座深山古祠里。

五峰山，在军阀政府通缉李大钊的关键时刻，为掩蔽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立了大功。

关于李大钊离京到五峰山避难的具体时间，至今说法不一。

李星华的回忆文章说是在1924年4月间，《李大钊传》编写组据李大钊当年5月9日、13日还在北大参加一些校务活动，认为离京时间应在5
月下半月。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讲，他在被捕的前一天(5月20日)曾见到李大钊，李大钊令其从速收拾文件，躲避军阀政府即将进行的大逮捕。

张国焘的回忆可信的话，李大钊离京的时间当在5月20日或20日以后，极可能就在20日当晚。

道理很简单，李大钊既然已知军阀即将进行大逮捕的消息，并通知了刚由上海开会归来的张国焘，他本人作为拟被逮捕的“首犯”，岂能不从速躲避？张国焘就是因为没有听从李大钊的指示，于5月21日早晨在寓所被捕的。

大逮捕极可能开始于5月20日晚上，即李大钊离京之时。

从于树德后来到五峰山给李大钊送到苏联开会的紧急通知，先到大黑坨找赵纫兰看，李大钊离京时很仓促，只来得及把避难地点告诉了自己的夫人，而党组织的其他同志并不知道他的具体去向。

李星华说在4月间，一种可能是把5月误记为4月，另一种可能是记的是农历，那一年的农历四月十七日为公历5月20日。

李大钊这次在五峰山上住有半个多月时间，每天在祠堂的客厅里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

6月上旬，党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让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送通知的于树德系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下两届同学，这一年1月，他和李大钊一起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同被大会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回京后又一起担任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于树德在接到党中央紧急通知后，先到乐亭大黑坨寻问李大钊的下落，后在李大钊的外甥赵希增(曾在昌黎新中罐头公司当工人)引导下，赶到五峰山韩文公祠。

据《回亿我的父亲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