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昌黎五峰山

李大钊与昌黎五峰山

位于河北省昌黎县境内的五峰山，是李大钊同志生前最喜爱的名山胜境，也是他从事重要革命活动，并借以躲避反动军阀缉捕的地方。将李大钊当年在五峰山留下的旅迹游踪一一查寻清楚，对研究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的生平及革命实践活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

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大黑坨村，是个沿海村庄，其地一马平川，但村北偏东70华里开外的昌黎县城北，却有着古今有名的观海胜地碣石山。碣石山为燕山主峰伸向东南海边的突起余脉，由近百座峰峦组成，方圆达数十里，跨越与乐亭县比邻的昌黎和抚宁、卢龙三县境界；其主峰仙台顶(又名“汉武台”，俗称“娘娘顶”)海拔695米，山势险峻奇特，为渤海近岸最高的山峰，相传为历史上的秦皇、汉武、魏武等帝王巡行观海、刻石纪功之地。晴天朗日，立足大黑坨村头北望，能把碣石山那如屏似障横列排开的群峰看个清清晰晰，而且显得既悠远又神奇。因此，从小生活在海边平原上的李大钊，对朝夕可见的碣石山非常神往，并不为怪。那么，他第一次游览碣石山，为何不去登主峰仙台顶，却与友人“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呢？这是因为，西五峰韩昌黎祠当时为游览碣石山的第一去处。五峰山，为碣石山群峰的一支，它位于仙台顶迤东，由两组颠连交错的10座山峰组成，按方位分称为东、西两个五峰，由于山势都很奇丽险要，均被列为古碣石十大名胜，一名“东峰耸翠”，一名“西嶂排青”。由于五峰山临海较近，景色异常宜人，再加上西五峰半山腰平

台上筑有为纪念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而建的韩昌黎祠（亦名“韩文公祠”），在京东一带久负盛名。古人曾留由下“北平山水古称奇，五峰兀然当昌黎”(清·龚应霖《游五峰山》)、“北平山水称五峰，五峰屹立摩苍穹”(清·彭延禨《登五峰山望海》)等诗句，赞美其地的山光水色。五峰山，数百年来一直被列为古北平郡的名山胜境，为临碣石必游之地。李大钊等人首次到昌黎，欲进山游览，当地人引导他们先去五峰山韩文公祠“一憩”，并不偶然。还有一个原因，即他们上山这天正赶上“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⑴这样的天气是登不得碣石绝顶的，即使登上去也只见云雾，无任何胜景可览。正因此种种因素，使自幼“神往”碣石的李大钊得以同五峰山结下不解之缘。

李大钊第一次登临五峰山的时间，他自己在后来写的游记中并没有具体记述，仅说“曩者”（从前）。据分析，极可能是在1907年夏天，他“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⑵归来，在昌黎下火车之时。他们是由卢龙永平府中学出发，经滦州上火车去天津的。李大钊考取的是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该校招生考试于8月13、15日进行。也就是说，李大钊一行人由天津归来，当在是年8月16日或17日。倘若此说属实，那与李大钊同游五峰的“二三友辈”，即与他同赴天津投考学校的“二三同学”。另一种可能是1908年夏天，即李大钊到天津上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到来之际。从李大钊追述的口气看，以前一种可能性较大；再者，云“时适溽夏”，也似在8月中旬。

李大钊在文中提及，和他同与碣石山结下初度之缘的一共三人，分称“子蘅”、“守恒”、“际青”；到李大钊几年后再上五峰时，旧游

已天涯零散，“子蘅则从戎南下，守恒则执法塞北，际青则侨寓云津”

⑶。经笔者近些年多方查访，仅从乐亭县档案馆查得“守恒”。据未刊印的《乐亭县志》重修本记载，“守恒”系张永德之字。张永德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同籍学友，毕业后历任热河高等法院院长、京师地方审判厅检查官等职。

李大钊第二次游览碣石山，是在1913年9月。当时，他已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准备去日本留学。出国前，他特意邀请一位友人一同到五峰山韩文公祠山居数日。就在这次游览以后，他写下《游碣石山杂记》。在这篇游记中，他除回顾了第一次进山游览的奇遇外，详细记载了这次游览的所见所闻，一一历数了五峰山、韩文公祠、范公洞、水岩寺、桃源山等古老碣石的佳美风光及有关趣事铁闻，并引录了范志完、尤侗、崔树宝等明、清时代的文人墨客赞美碣石、五峰山景的诗文。关于五峰山和韩文公祠，他在游记中记述得尤为详尽。据查阅《昌黎县志》和到实地考察，可确认五峰山韩文公祠始建于1641年（明朝崇祯十四年），主建人为山石道（后升任山海督师）范志完。范志完为河南虞城县人，崇祯四年进士。他于建祠那年春天到五峰山游览，云该地“天生文笔峰”，提议增修一座韩文公祠（昌黎县城于明洪武初年即建有韩文公祠），并在峭岩上令人刻下他手书的“泰山北斗”、“五峰环翠”等镌字。范志完明为修建韩文公祠，实为自己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朱国栋(山海巡抚)建立生祠，“以五峰名胜，必因人始彰”（李大钊语）。在韩文公祠正殿为其与朱国栋塑配像、立牌位仍嫌不足，还令昌黎县知事蒋三捷在韩文公祠附近为其修范公

洞。到清朝，圆通寺荒圮，当地人又相继在正殿两旁修筑三间客厅、两间耳房。客厅(在正殿东侧)两明一暗，里屋靠窗垒有火炕，备有被褥，供游人留宿；外屋明窗净几，桌椅齐整，为游人小憩之处。李大钊这次山居五峰，即住客厅里屋，后来他来五峰避暑、避难均住这里。

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对国内出现的混乱局势曾十分忧虑，相继写出《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表达这种忧国优民的心情和一些政治见解。但他在到五峰山居前去北京逗留期间，却不知怎么忽然“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⑷来，以致到五峰后幻想“买尽香山净土，为朋辈招隐之所”⑸。可是，他在五峰山居期间，除尽情感受到“香山净土”的自然美外，也看到了人世间的丑恶。就在他即将告别这世外桃源般的花果之乡时，日本侵华驻屯军于9月11日夜里在昌黎车站惨毙5名中国铁路警察，昌黎成了国仇纪念地。美与丑的强烈对比，使他猛醒，感奋，很快摈弃了那种不切合实际的思想和愿望，向着古老的碣石山发下与侵略者不共戴天的誓言，踏上了东渡日东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航程。

此次与李大钊同游碣石者为“子默”。笔者疑即与李大钊同在1913年2月组建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的郭须静。是年夏天，社会党创建人陈翼龙被杀害于北京，社会党总部和天津支部被封，李大钊约郭须静到其家乡避难。可能是在他俩避难即将结束时，结伴同到昌黎山里游览十来天。据《游碣石山杂记》记载，李大钊在此次山居期间，还曾在昌黎县城的成美学馆客居二日，并返回家乡大黑坨一趟。

李大钊在这次山居五峰期间，曾给在天津的同窗好友、同任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