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经济政策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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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经济政策文献综述
作者:王元方孙彭
来源:《现代管理科学》2018年第06期
摘要:国内外学者对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深入剖析,侧重于总体展望、贸易政策、税收政策、能源政策、金融政策等五个方面,认为其经济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影响最大的是贸易、税收和金融政策,中美未来贸易摩擦有加剧趋向。

关键词:特朗普;经济政策
一、总体展望
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开始,国内外对特朗普的关注就多了起来,很多基于其品格特征、成长经历、书籍自传等来研究其未来的经济政策,更多的人基于其竞选承诺和美国国内外的经济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

一是从其经济政策进行整体把握。

从大的方面研究其经济政策取向,Pan Pylas和Jamey Keaten(2017)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终结和全球化的逆转。

Jonathan Freeman(2017)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是自由主义思想的终结。

徐明棋(2017)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遵循实用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原则,既有选择地推进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又有选择地干预经济生活,把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相结合。

认为特朗普的政策转向不会成功,更不用说开创一个新时代。

谭青山(2017)认为特朗普的执政理念是民粹主义加实用主义,利用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来取得贸易优势的新重商主义或国家主义贸易政策。

强舸(2016)认为特朗普政府是有选择的孤立主义,把“维系世界霸权”看作比“推广自由民主”更重要的国际战略核心议题。

二是对其经济政策进行历史比较。

唐建伟(2017)通过对比特朗普与里根总统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实施内容、经济环境及针对性、可行性,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理论基础弱、逻辑自相矛盾、经济背景迥异且指向性针对性不强,判断其施政效果达不到预期,很难超越里根时代。

林斐婷(2017)从共和党传统价值观视角分析特朗普经济政策面临的党内分歧、经济逻辑、利率主张、选情需要、现实阻力等方面出发,指出其经济政策难以复制里根经济学,也无法解决现实经济困境。

刘明彦(2017)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是里根经济学的翻版。

梅冠群(2017)认为特朗普时期美国经济将继续在缓慢复苏中前行,但增速不会太高,不会再现“里根繁荣”。

三是对其经济政策进行逻辑分析。

朱民(2017)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存在内在矛盾:真实汇率上升与增加出口的矛盾,减税与增加基础设施、美元升值的矛盾,债务付息压力与有限财政空间的矛盾,目标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矛盾。

吴心伯(2017)认为特朗普政府总体上是内向型,优先考虑国内问题,从国内角度考虑中美经贸关系,经贸关系成为优先选项。

翟东升、赵宇轩(2017)通过广泛的访谈调研,构建政治定位(权力)和财政收支(钱)两维分析,推测特朗普政府将在“债务上限”的财政约束下继续实施逆全球化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打造弱势美元为减税创造财政空间,助力美国制造业出口。

高辉清(2017)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存在内部冲突,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逆全球化主张必定失败。

四是对中美经贸关系进行整体预测。

李仲周(2017)特朗普经济政策只有顺应世界全球化发展潮流,中美经贸关系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张晓雪、张立峰(2017)认为中美经贸合作虽然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投资环境、规则之争等方面的问题,由于中美经济互补性的内生动力,建立经贸协商机制,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流仍然是发展,冲突只是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甄炳禧(2016)合作与竞争并存,且合作为主、竞争为辅是未来中美经贸发展的基本走势,当前经贸摩擦、规则之争成为新常态,美方经贸问题政治化有新表现。

宋泓(2017)认为美国贸易政策将会从关注国外转向关注国内,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转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会增加。

周密(2017)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难以根本改变中美合作模式。

二、贸易政策
1. 分析特朗普贸易政策理念、影响。

屠新泉(2017)特朗普贸易政策基于政策而非经济逻辑导致美国贸易不平衡和迷信美国的权利和力量的误判。

张茉楠(2017)认为特朗普的贸易主张从规则为基础的“公平贸易”进一步转向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公平贸易”。

王海峰(2017)认为特朗普过度强化美国利益,不是一个简单的保守主义者,更像一个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者。

毕吉耀、张哲人、李慰(2017)认为特朗普贸易政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中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影响,要积极应对规则标准提高和保护主义倾向增强的“双重压力”。

韩爽(2017)认为特朗普贸易政策采取“分而治之”的全球贸易战略来达到美国利益最大化。

霍建国(2017)认为特朗普过分强调“公平对等贸易”本身就是一种狭隘的思维。

陈凤英(2017)认为特朗普“公平贸易”的本质是Rebalance(再平衡)而不是Fair(公平)。

Caroline Freund(2017)认为简化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ROO)是提高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更好的方法。

2. 对其贸易政策进行整体把握。

崔成(2017)特朗普贸易政策将强化世界经济增长由贸易拉动向内生拉动的转变趋势,给出口导向型国家造成冲击。

郑学勤(2017)认为从历史和现实约束来看,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不会成功。

何伟文(2017)认为全球化的经济规律无可改变,特朗普的逆全球化经济措施是系统性错误。

Steven R.Weisman(2016)认为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的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

但是对全球化的正确回应并不是要击退全球化,或减缓技术变革的步伐,而是要刺激创造就业机会,改革税收和移民体系,并为改变经济和文明的变革做好准备。

3. 对多边贸易机制的态度。

Gary Clyde Hufbauer和Zhiyao Lu(2016)通过实证分析37个国家和美国的数据,发现自由贸易协定对国家贸易赤字或盈余的规模没有长期影响,即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没有扩大美国的贸易逆差。

白明(2017)美国的贸易政策从开放转为以贸易平衡为的,会缺席更多自由贸易协定。

屠新泉(2017)美国从来都不是世界范围内签订自由贸易協
定最积极的经济体。

霍建国(2017)美国缺乏独树一帜的条件和能力,无法放弃WTO这样的多边合作机制。

4. 预判中美未来贸易摩擦加剧。

谭青山(2017)认为特朗普的“新美国主义”将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

梅冠群、吴秀波等人(2017)分析了美国301条款的内容及演变,过去对中国启动的5次“301调查”,认为特朗普重启“301调查”是在“汇率操纵国”指控失败后,破局国内支持率下滑,在中美一年期经济合作计划、朝核等问题上向中国要价的手段。

李大伟、季剑军(2017)认为应对301调查,中国应在磋商中严守鼓励引进先进技术符合国际通行经贸规则的底线,适当调整部分政策,逐步减少集成电路、LED灯具、钢铁制品等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组建精英磋商团队,对特朗普政府可能发动的局部或全面“贸易战”积极应对。

三、税收政策
1. 分析特朗普减税的经济学逻辑。

付伯颖(2017)对特朗普税改的经济、财政收入、收入分配等影响进行分析,反映了共和党的一贯治税理念,但是受制于各种因素,改革效果充满了不确定性。

蔡恩泽(2017)认为特朗普税改提议受到国内债务规模的掣肘,国际受到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制约,会冲击新兴市场,说易行难。

戴悦(2017)分析特朗普的税改提议与美国现行税制在个人所得税、穿透实体税收和公司税三方面的区别,阐释现行税制和特朗普税改提议之间的逻辑,认为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最大获利者是最高收入人群,穿透实体税改会导致高收入人群的激进避税,而公司税改革是一把“双刃剑”。

2. 通过降低税率来拉动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

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减税富人收益最大,对富人减税期望拉动国内需求,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应非常小,而中产阶级在减税中获得收益不多,会产生美国因减税减少了财政收入,经济也没有发展起来,达到债务上限,政府处在财政悬崖上。

美国智库税务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高级研究员约瑟夫·罗森伯格(Joseph Rosenberg)认为,特朗普减税对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效果最大,其享受的减税额度相当于其税后收入的约14%,远高于其他收入家庭享受的减税优惠。

Alan Cole(2017)计算发现,全盘实施特朗普税改方案将使联邦财政收入未来十年内静态减少4.3万亿美元~5.8万亿美元。

杨国英(2017)通过对比里根、小布什、奥巴马政府的减税,认为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减税易陷入高赤字的“减税陷阱”,中国应正视特朗普减税影响但不宜简单效仿,应该加快既有减税进程,深度推进税制改革、理顺税收体制和税收逻辑。

连平、刘学智、周昆平、唐建伟等人(2017)认为特朗普减税短期虽然会减少财政税收,但长期可以起到“放水养鱼”作用,随着“拉弗曲线”效应的显现,降低税率反而有助于增加税收。

3. 税改可大幅提高税制竞争力。

根据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调查,美国公司进行公司倒置的主要目的即是逃避美国的高达35%的联邦公司税。

Philip Bazel和Jack M. Mintz(2017)通过计算发现,2017年美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高达39%,在OECD国家中税率最高,位居全球第二。

李超民、胡怡建(2017)认为特朗普税改导致各国竞相降低税率,吸引海外资本加剧回流美国,影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和我国对美投资进程。

苏铁、王翀
(2017)认为开征边境调节税将促进制造业回迁,美资企业回迁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比对中国的影响更大。

4. 税改容易造成国际减税竞争。

周克清、杨昭(2017)分析了美国里根、克林顿、小布什时期减税政策的变迁演进,分析了特朗普减税的内容特点,其基于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和就业,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导致各国税收竞争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国际间税收协调难度。

徐志、王佳瑶(2017)认为,特朗普减税中税收属地原则和对留存海外利润征收一次性特别税,解决“税收倒置”问题,有助于吸引资本回流,可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发减税竞争,我国应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直接减税清费,降低间接税比重,推进税种结构改革。

Chad Bown(2017)认为如果美国要引入边境调整税并且在世贸组织中败诉,它可能会遭受每年约3850亿美元的贸易报复损失。

Auerbachetal(2017)认为开征边境调节税将“最终走向税收竞争游戏”。

5. 税改对中国的影响。

梁若莲(2017)认为特朗普税改通过大幅度降低税率,依靠税收原则和鼓励海外利润汇回的较低税率将减少我国的FDI,并限制我国汇聚“集群效应”的能力。

姜跃生(2017)认为,特朗普减税造成的税收杠杆效应非常强,中国应通过“市场换税源”的策略,适时出台“专利盒”制度和便于征管、增加税源的安全港规则,避免利息的过度列支,降低企业所得税,对大企业股息收入二次征税。

戴悦(2017)指出特朗普税改可能会有利我国“走出去”企业,建议中国积极应对取消借款利息扣除等,尽早完善“营改增”改革,彻底实现出口产品和服务退税,提升税制竞争力。

四、能源政策
1. 认为其能源政策偏传统化石能源行业,对新能源偏保守。

特朗普能源政策会造成美国的新能源发展放缓,但全球能源低碳清洁化转型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陈腾瀚、姜蕾(2017)认为特朗普能源政策是在“满足能源需求—维持价格低廉—使用清洁能源”的能源“不可能三角”中抛弃了“使用清洁能源”这一维度的结果。

依靠美国原有的能源资源和行业状况,并没有开发出新的领域,因此经济收效始终有限。

“气对气定价模式”而非“油价联动定价模式”导致美国天然气价格更低,更具市场竞争力。

冯跃威(2017)认为特朗普能源政策难以摆脱能源独立、市场定价和自由贸易“能源不可能三角”困局,只能三者选其二。

王震、赵林、张宇擎等人(2017)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比奥巴马政府更加保守,是利用本国能源的“务实”政策。

2. 认为能源政策有利于制造业的回归。

张经明、梁晓霏(2017)页岩油气的大量生产推动能源价格的大幅下降,大幅度降低了制造业成本,吸引众多企业重归美国,为美国制造业振兴创造了条件。

王震、赵林、张宇擎(2017)认为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将进一步減少美国页岩油气的生产成本,页岩油和页岩气的供应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使得制造业和资本回流美国。

3. 认为其能源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王震、赵林、张宇擎(2017)认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追求能源独立是美国政府的一贯目标,而特朗普能源政策将加速美国的能
源独立进程。

张爱国(2017)认为随着特朗普能源政策的实施,美国油气产量结构性过剩现象将会进一步显现,中国公司应加强与美国大型石油公司的合作,渐进性的收购方式参与美国能源行业中去。

高世宪、田磊、刘建国、刘小丽等人(2017)认为向传统化石能源倾斜的特朗普能源政策有助于平衡中美贸易逆差,加强中美油气贸易总体对我国有利。

4. 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柴麒敏、傅莎、祁悦、樊星、徐华清等人(2017)认为特朗普“去气候化”政策源于松绑能源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复兴制造业的经济利益动机,但受劳动力缺乏、新能源经济性等影响,此项政策恐难达到预期。

此外,“去气候化”政策可能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出现反弹,挫伤全球低碳投资信心。

中国应审慎对待,不谋求“领导作用”,长远谋划应对气候变化面临严峻挑战。

五、金融政策
由于在美国式的代议制民主制下,财政政策受国会制约,货币政策相对独立,约束较少。

但货币政策作为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是政府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无法独立于财政政策对美国经济发挥的作用。

由于特朗普需要一个能平衡协调不同意见,但是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上配合自己步调的美联储主席,所以于2017年11月2日提名杰罗姆·鲍威尔接替耶伦任美联储主席一职。

因此,尽管美联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有必要将其置于“特朗普经济学”的广泛框架之下分析。

1. 竞选前后矛盾的货币政策。

特朗普在竞选时三次批评美联储主席耶伦的低利率政策,当选后因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振兴、促进民间投资,又主张低利率和弱势美元。

吴秀波(2016)认为应对特朗普经济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中性。

沈建光(2017)认为当前美国经济是格林斯潘式复苏,过强美元难以承受。

朱民(2017)认为美元加息代表全球流动性的拐点已经到来。

而张明(2017)认为步入加息周期的美联储未扭转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全球流动性拐点尚未来到。

支持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实施更具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杨诗怡(2017)认为美联储加息缩表、特朗普发动局部贸易战都将会使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长期看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

2. 放松金融监管。

林涌、黄少明、赵琛(2017)认为《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了对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限制自营交易和高风险衍生品交易,实行了风险隔离策略,抑制了“影子银行”的业务,客观上阻止了中小银行的设立,反而造成事实上大型化集中化。

张茉楠(2017)认为特朗普放松金融监管的“金融新政”不仅刺激金融资本逐利性的增强,还会产生较强的“外溢效应”,埋下系统性金融隐患。

朴英爱、田彪(2017)认为《多德-弗兰克法案》(DFA)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但由于部分条款设置不够细化,造成美国银行业的马太效应。

特朗普废除该法案的难度较大,条款有修改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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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柴麒敏,傅莎,祁悦,等.特朗普“去气候化”政策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27(8).
[5] 陈凤英.塑造国际经济关系新格局[J].中国金融, 2017,(9):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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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冯跃威.美联储加息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J].中国能源,2017,(4):86-89.
作者简介:王元方(1983-),男,汉族,山东省滕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美国经济;孙彭(1984-),女,汉族,山东省枣庄市人,山東省枣庄市财政局行政政法科科员,山东大学MPA学员,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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