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古镇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浸染与提升

江南古镇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浸染与提升

汉师1412 14200301202 孙健

我们所熟知的江南，并非是指地理范围或者是行政区划，而一般是指文化意义范畴上的江南，其范围大概是江浙两省。近现代以来，周瘦鹃的“鸳鸯蝴蝶”和陆文夫的小巷文学一向被认为是构成了苏州乃至江南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以及人文精神，而江南语境、江南文化和江南作家，更无一不是积极影响和促进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萌芽、形成与发展。此文仅以古镇文化为点而论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借用陆文夫“小巷”这一概念，小巷纵横连接，贯通水陆，如筋骨血脉般构筑了古镇的生命，逐渐形成江南独特的古镇文化，并在星辉灿烂的江南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其文化内涵并非仅在于建筑景物，而是以此为载体，如桥、河、屋、街之类，勾连起人们的日常生活、地域民俗以及趣味传统，透露出江南文化刚柔并济与开放包容的特征，成为尤其是出身江南的作家重要的创作源泉和创作特点。

江南六大古镇，江苏的周庄、同里、甪直和浙江的西塘、乌镇、南浔，一般都在开发为旅游景区的同时保留了原住民，古韵民俗特色也得以保存，我们至今可以在追求时尚追求现代化的今天看到民间传统生活在当今社会的延续。以浙江乌镇为例，街道两旁既有如染布房、药材店、酒馆这样还在经营的店铺，又能看到老妪坐在小凳做虎鞋，或老叟一声一声地敲打制作着铜器，行人在青石板路上走街串巷，附近的餐馆摆上几道当地的特色美食，河上摇橹的阿公行船载客驶向远处。古镇的人民在此日复一日地继续着故有的生活，而这生活并没有随着时代时间的更迭而改变，在现代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始终可以捕捉到它的影子。

上世纪的古镇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有固有的传统的一套东西，同时又在经受外来事物的侵入与席卷，在社会巨大的变迁中底层劳动人民逐渐陷入困境。借一家人的辛酸遭遇或乡镇上一些人的穷苦命运来反映整个社会背景，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是很多现代作家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手法，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鲁迅的《孔乙己》、《祝福》，亦有如汪曾祺的《戴车匠》、《侯银匠》这类单纯写人写事的，多表现劳动人民勤劳质朴的美好品质。

茅盾的童年、少年时代都在浙江乌镇度过，青年时代也曾在此居住，故而他的很多作品都受到了乌镇的影响。桑蚕业历来就是江南乡镇经济重要行业，茅盾

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就以江南农村为背景，以蚕农老通宝一家为主要人物，大力描述了外货倾销、民族丝织业破产和蚕丝业萧条所引起的农村破产，以及在农村灾难加剧中农民的抢粮风潮和自发的武装斗争。小说中对农村蚕事活动的种种习惯，无一不是生动的描绘，这来源于他对这方面的熟悉，或说是生活经历。30年代的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下苦苦求生，而他所塑造的“老通宝”何尝不是古镇人的一个缩影呢？忠厚倔强，有发家的志气，相信勤劳就有生路，然而自身又有落后保守的一面，虔信鬼神，排斥洋物。小说正是对旧社会乌镇各个方面的真实写照。

茅盾作于1932年的散文《故乡杂记》则更直观可见。衣衫褴褛的市民、穿着人造丝织品的女郎、挤满当铺的乡下人、坐在石阶喘气的焦黄脸、穿着“中山绨”“明华葛”的镇上人、养蚕卖丝还债的“丫姑老爷”、捐税苛重的商人、“两脚新闻报”、从前线下来的兵，他们以小人物的姿态构筑了三十年代乌镇的风貌，展现出乌镇一幅真实的图画。

古镇是有其地方的、传统的乃至是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地域文化的，我们最为熟知的莫过于沈从文用爱和美搭建的“湘西世界”了。而江南古镇自有其特色风采，因历史悠久、地域宽泛等缘故就表现出繁复多姿、细致深远、浓烈厚重的文化特点，影响到现代文学则大致可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民俗风气和宗法礼教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出现。

民俗在古镇有重要地位，是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地理综合而具体的体现，且与这一时期形成并发展的乡土小说不无关系，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以节日为例，重大的节日活动场面热闹，事项繁琐。汪曾祺《端午的鸭蛋》首段就描述了高邮端午节的习俗：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喝雄黄酒、放黄烟子、吃“十二红”。鲁迅《祝福》对鲁镇的过年也有若干描述，“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虽然鲁镇是小说一个虚构的地方，但过年场景明显是现实中江南地区的样子。

这些民俗同时还具有活络情感、增进邻里关系的作用，表现出浓浓的故乡情

怀。《社戏》就描述了春赛迅哥儿和双喜他们一行人夜晚行船去赵庄看社戏：乌篷船围着戏台，周围观众疏疏朗朗站着，铁头老生的懈怠和老旦的坐唱让大家没了兴致，之后大家又趁夜“偷”了六一公公的罗汉豆。虽然题目是“社戏”，但小说重点不在看戏，而在于看戏的人，在于充满美好童年回忆的故乡。

周作人晚年写作的《儿童杂事诗》诸多诗作亦可看出江南风俗在其内心深处烙下的深重痕迹，如《新年》、《上元》、《扫墓》等，都是周作人耳顺之年的回忆和追述，但无一不是栩栩如生。童年生活中的这些多彩的的节日记忆，就形成了周作人思想要素的最初萌芽，其散文也较多趣味性。

民俗与宗法礼教有时是交织呈现的，是古镇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往往表现为贵男贱女，文学作品里也多以此表现封建社会和宗法礼教对人性的迫害。比如《祝福》写过年场景中有这么一句，“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女子是没资格去拜神的；柳妈让祥林嫂“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替身，赎罪免苦，然而就算祥林嫂捐了门槛，周围的人依旧嘲讽、排斥她，一句“你放着罢，祥林嫂”便是现实的万千残酷。

《祝福》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祥林嫂被婆婆绑走强行嫁给贺老六以获得财礼给儿子娶亲，这是符合宗法的，就算祥林嫂逃出了婆家，依旧是婆家的一份子，要服从婆家；然而一个女人在丈夫死后逃跑，嫁给了第二个男人，之后丈夫和儿子又都死了，被大伯赶出家门，于是祥林嫂又被礼教所不容。这样的矛盾在现实中存在，人们没有去质疑，反而默认了它的合理性。

其二是江南历史或神话故事的延续或新编。

江南历史悠久，地域文化深厚并且复杂，有相当长的时间迷信巫祝鬼神，尤其是吴越之地。在广大的乡镇区域，有关江南的历史故事或者在此发生的神话传说往往以口舌相传或图画文字的方式被人们传播铭记，或作妇孺闲时的乐趣谈资，或作以讹传讹的传闻谣言，或作当地有无的奇闻异事，或以满足老幼的猎奇心理，又或以教化世人行善积德。城、镇、村，镇作为一个中间地带，既是保留历史与神话的载体，同时又是历史与神话的传播者。

鲁迅《阿长与山海经》就有提及长妈妈给童年的他带过一套绘图的《山海经》，《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也有关于美女蛇的传说，少时接触的丰富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给予鲁迅的童年以新奇自由的想象空间，暗中生成着、滋养着他的浪漫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