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诗经》中的弃妇形象

2012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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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概括：深刻的现实感，丰富的内容，诗意般的语言，华美的幻想和其无以伦比的独创性使它得以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毕巧林的形象大获成功，还与莱蒙托夫所采用的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小说从四面八方聚焦毕巧林，把他的形象，包括他的全部经历，活动，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描绘得淋漓尽致，一清二楚，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艺术形象。通过大量日记来描绘和展现毕巧林的性格特征是这部心理分析小说的一大亮点，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毕巧林进行自我心灵洗礼的过程，在日记中，既有他对自己灵魂深处纷繁复杂矛盾的深刻解析，也有对周围人物的细心观察，还有对时代与社会事件的主观评述。作者采用主客观相结合，这种从客观到主观的跨越，一览无余地描述了毕巧林从外表到内心的全部历程，使我们在阅读时可以更深刻地走进人物内心，感受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心理变化。

毕巧林本来出身于贵族之家，命运可以为他开拓恬静而又快乐的心灵和安宁和谐的生活道路，同时他也可以像其他贵族青年那样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享受荣华富贵和灯红酒绿的生活，然而他却对这种生活产生厌倦，对资产阶级的前途产生质疑，逐渐从一个花花公子蜕变成一个同时具备双重人格的“多余人”。“狂热好动”和“人格分裂”是毕巧林尤为突出的两大性格特征，作为第二代“多余人”，他比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更有才华，因而他的悲剧性也更加深刻。这种现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写的那样：“在阶级斗争的最后决战阶段，统治阶级内部的瓦解过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激烈和尖锐的程度。在此过程中，毕巧

林们被划分到具有先进思想的优秀进步贵族青年这一范畴，这类人的出现使人们沉睡多年的自我觉醒意识被唤起，使他们不得不严肃而认真地重新审视周围环境以及对俄国封建落后的农奴制的不满和怀疑，对促进广大民众的觉醒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出路究竟在何方，“毕巧林们是指不出来的，同样莱蒙托夫也指不出来。这是受当时历史阶级局限性影响下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当代英雄》是一部结构精美，简约大方的传世佳作，它是俄国现代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的优秀长篇诗体散文小说，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成就上都已达到堪称完美的境界，并推动了俄语散文文学的发展，使俄语散文文学达到诗的高度，因而被评为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不朽之作。

《诗经》中存有大量关于婚姻爱情的诗篇，其中以女子被弃为题材内容的不在少数，如《邵南·江有汜》，《邶风·谷风》，《郑风·遵大路》，《卫风·氓》等等。虽然这些诗篇都在述说着同一个内容：女子痴情，男子负心，诗中主人公最后的结局也大同小异，但是作者却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心展示和情感表现塑造了多姿多彩、个性鲜明的弃妇形象，从不同角度向人们展示了早期中国妇女的种种屈辱、不幸及不屈的抗争。

首先，弃妇诗及其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究其根本原因是女性经济地位的丧失。《诗经》产生的时代一般认为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那时以父权制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已然形成，女性逐渐丧失了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及独立的生活能力，只能变成男人的附属物，成为夫权的奴役对象。其次是礼法制度的制约。在西周春秋时期，封建婚姻制度已经相对完备，虽然民间还存在着一定的以相互爱慕为基础的自由婚姻，但是贵族阶层基本上遵循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并且程序完备，在婚姻制度中占主流地位。再次，男子喜新厌旧也是弃妇诗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在当时的社会中，女子即便顺利嫁入夫家也不能

保证地位的永固，据学者推证，周代已有“七出”之条［1］，这为男方休妻提供了便利的借口。

所谓“不平则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女子的苦闷、心酸、悲愤诉诸于诗，便出现了弃妇诗。在这些如泣如诉的诗篇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按其被弃后的态度可分为三种：

第一，痴情、自怨。以《郑风·遵大路》和《王风·中谷有蓷》为例。

《郑风·遵大路》描写一个女子极力挽留情人，祈求他勿断情的一个简单场面：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疌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疌!

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魗兮！不疌好也[2]

在这首诗中，男女双方的关系我们并不确定，《诗集传》言“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祛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3]但这只是站在封建士大夫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丈夫抛弃妻子的诗来解读。在这首诗中，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如何，也不知道男女主人公真正的个性，但是从“恶”和“魗（丑）”，可以推断出男子的决

参考文献：

[1]高尔基，《俄国文学论文选》[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2]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3]赫尔岑著：《赫尔岑文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4]莱蒙托夫《当代英雄·言》，[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简析《诗经》中的弃妇形象

罗 璇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弃妇诗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也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诗经》，其中有大量关于婚姻爱情的诗篇，其中以女子被弃为题材内容的不在少数。虽然这些诗篇都在述说着同一个内容：女子痴情，男子负心，却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心展示和情感表现塑造了多姿多彩、个性鲜明的弃妇形象，从不同角度向人们展示了早期中国妇女的种种屈辱、不幸及抗争。

关键词：《诗经》 弃妇 形象

文学评论

绝，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喜新厌旧、始乱终弃的男人。而女子却表现得一往情深，她追到大路上抓着男子的袖口苦苦哀求：“不要讨厌我啊，旧情不能这样断啊！不要说我丑啊，恩情不能这样断啊！”[4]。在这苦苦的哀求中，我们看到了她的懦弱无奈。也许她本身并不是一个懦弱的女子，只是为了爱情而表现得一反常态，但是在那个没有经济地位没有人身自由的时代，除了希冀丈夫或情人回心转意，还能有什么出路呢？这样的形象虽然模糊单一，但却传达出那个时代一种可憎的社会现象，更传达出弃妇的痛苦和悲哀！

《王风·中谷有蓷》则塑造了一个自哀自怨的弃妇形象。这首诗普遍被认为是叙述一个女子在饥荒之年被丈夫狠心抛弃，其中不乏同情。但是在这种双重的打击下，女子并没有表现出愤恨、咒骂或者是其他激烈的情绪，只是感慨自己“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表现出一种深深地自怨和自愧。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性格懦弱、逆来顺受的女子。与《郑风·遵大路》中的女子相比，虽然没有对旧情的幻想和期盼，但是依然缺乏自我意识的觉醒，甚至没有一丝的批判和反抗的意识。

第二，恨中寓爱。在中国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弃妇普遍地趋向温柔、隐忍，但是在如泣如诉的悲声中仍然可以听见悲愤的控诉，可以说“弃妇在被弃的孤独中发现了自我”，[5]虽然这种“自我”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以《邶风·日月》为例。这首诗的大意是女子遭遗弃后，控诉男子的无情无意。诗以日月起兴，“日居月诸，照临下士”，寓女子见弃，呼日月而诉之：“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这个人竟然这样，居然对我如此狠心，居然不再和我往来，居然如此坏心肠！在一连串诧异的质问声中，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女子的愤怒和悲哀，但是其心中还存在着侥幸，“胡能有定？宁不我顾？”“胡能有定？俾也可忘！”似乎这一切都不是真的，男子还会回心转意，顾念旧情。其实，这不仅仅是质问，更是控诉。在这首诗中，我们并不能对弃妇的个性做一个完整的概括，但是我们听到了弃妇的呼号，听到了封建宗法制度下难能可贵的反抗声。

再以《邶风·谷风》为例。这首诗在人物形象、叙事技巧等艺术手法方面表现得相对成熟。诗中的“我”是一个勤劳善良，温柔软弱的劳动妇女，面对丈夫的抛弃，她低声下气好言相劝：“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采萝卜和芜菁，不要因为根之恶而弃其茎之美，即不要因为我颜色衰退就忘记我的德音。只要德音不违，就可以和你同生共死。但丈夫却不为所动，另娶他人，并在新婚之夜把她赶出了家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还在陈诉其治家之勤劳，并告诫新人“毋逝我梁，毋发我笱”（不要拆去我的鱼梁，不要搬动我的鱼篓），可见其对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家有着深厚的感情，似乎想到自己也许还会回来，但是立刻又意识到“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如今我自身都不保，只能顾及以后）在这些回忆中，她感到了悲哀，感到了不公，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因为男子的喜新厌旧才导致了这样的结局。“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这是多么沉痛有力的控诉，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男子的无情无义，忘恩负义！但是，即使有满腔的怨恨，女子还是抱着破镜重圆的痴想，以怨为劝：“不念昔者，伊余来墍。”（从前事情你不想，也曾爱过我一场）诗篇中，女子的内心世界非常复杂：隐忍犹豫，爱恨交织，同时发出了微弱的反抗声，虽然不够有力却也动人心魄，意味着女性意识的慢慢觉醒。

第三，刚毅决绝。《诗经》弃妇诗中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那些富有强烈反抗精神的诗篇。如《小雅·我行其野》，丈夫喜新厌旧，女子毅然表示和他决绝：“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尔不我畜，言归思复。”既然你不爱我了，我就回我的家乡，回家我仍原样。多么干脆的决定，没有一丝的留恋，从中可以体会出对于男权制度的极度蔑视，可钦可佩！而最具有反抗精神的莫过于《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卫风·氓》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可以说是《诗经》中的精华之作，它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刚毅决绝的典型女性形象，并使之在文学画廊中经久不衰。诗的开头是一个特写镜头：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寥寥数语，就描绘出了氓当初不择手段骗取爱情的骗子形象，也写了女子的涉世未深和一片深情。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在这一段中，可以看出“我”对氓充满了爱恋和信任，同时也流露出“我”性格中的反叛精神。为了爱情，“我”居然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家长的阻扰，仅仅卜了一卦就义无反顾的嫁给了氓。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这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叛。不仅如此，婚后“我”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劳动妇女的优良品质，“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但是这些大胆、热情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幸福的婚姻，取而代之的是氓的背弃。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我”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软弱或侥幸，而是愤怒的斥责：“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公然指出这不是“我”的错，是氓的道德败坏。继而强忍心中痛苦，断然言道：“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以焉哉。”毅然决然，没有丝毫的留恋，充分反映出其性格的刚烈，反抗的坚强。但更为可贵的是，“我”能从自己的惨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并警示其他女子：“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无可说也。”这些饱含辛酸的话不仅是对荒淫无耻的男子的强烈谴责，也是对封建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强烈控诉。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弃妇诗在女性形象的描写上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已经把笔触伸向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塑造了鲜明的女性形象，如《卫风·氓》，达到了它们所处时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并且影响了后世同题材的作品，如汉乐府中的弃妇诗就与《诗经》中的弃妇诗一脉相承，并充分发挥了其反抗意识，塑造了更具有思想性和现实性的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1]毛忠贤，《诗经》、汉乐府之“弃妇诗”新解［J］，江西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2][4]文中诗篇及翻译参见：金启华，诗经全译［M］，南京：江苏

古籍出版社，1996

[3]［宋］朱熹，诗集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59

[5]孔慧云，《诗经》中的思妇、弃妇及其诗作特色［J］，辽宁教

育学院学报,1997

作者简介：罗璇（1985.2--），女，江苏徐州，南京师范

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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