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分子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任命入主北大，就蔡元培本人而言，改造一所堕落的国立大学堂，可以制造出爆炸力惊人的文化炸弹，把中国腐朽没落的思想和体制炸个天翻地覆，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

从此，北大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念的人才成长的摇篮。

正因为蔡元培的十六字办学方针，国粹派的黄侃，辜鸿铭等老夫子；大搞歪理学说《新青年》的陈独秀，李大钊；搞起《新潮》刊物傅斯年和同学好友文化新锐，甚至包括张国焘，段锡朋，汪敬熙等人物，在北大校园里兴风作浪，新旧思想交锋，东西文化碰撞，整个北大就犹如一个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点燃了这一火药桶。

在这游行的人群中，有个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最前面，他就是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傅斯年。

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对支持学潮的蔡元培十分不满，蔡元培成为众矢之的，当被捕学生释放后，蔡元培为避其锋于5月8号夜递交辞呈，悄然离京。

蔡元培走了，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带着对前途的迷茫毕业离校。

就在傅斯年心烦意乱之时，新的命运之门再度向他敞开。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以全胜第二名压倒性优势登榜。

尽管如此，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的激烈分子，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为由拒绝录取。

就在这时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的科长据理力争，同时具有文火良知的官员也出面为傅斯年大鸣不平。

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做出让步，把傅斯年列入留学生名单。

同年12月26日，傅斯年到北京大学与师友告别，然后动身去上海，乘船去英国。

就在傅斯年动身之前，蔡元培在学界呼吁和社会舆论支持声中重返北大，蔡元培题写了“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赠予傅斯年。

傅斯年留学生活暂且不提。

1921年初，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倡导下创建研究所国学们，一是为天下儒林所中。

与北大同为北方教育中真的清华学校传统知识相对薄弱，眼见蔡元培把北大国学门搞得红红火火，清华教授与社会各界人士不断发出清华应仿效北大，增强国学教学研究的吁请。

1924年初，清华学校改建大学，10月，创建国学研究院。

清华校长曹云祥动员北大教授胡适到清华研究院主持事务，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做院长，并建议采用宋元时代书院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的专题研究法办研究院。

并推荐曹校长去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出任导师。

王国维早年立志研究美学哲学，继而研究词曲，精通英德日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

文学有独特研究，更是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教学理念，辛亥革命后研究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对甲骨文的研究是中国有文字可靠的历史向前延续一千年，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

1925年2月，曹校长聘请吴宓主持研究院事宜，吴宓花了一番功夫才把帝师王国维拿下。

与王国维不同的是，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就痛快的接受了，梁启超与清华有深厚的渊源，梁家的三位公子先后求学于清华，梁启超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做名人演讲，激励清华学子奋发图强，与清华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

章太炎不愿与王梁共事。

二位导师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青花椒武部长推荐才华超群，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夫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研究院主任吴宓不失时机向曹校长推荐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陈寅格前来任教，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为后世广为流传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这四大导师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

只有赵元任怀揣博士学位证书。

紧随四大之后进入国学院另一位到时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李济。

1918年，李济从清华学堂毕业后留美（同船的有叶企孙，徐志摩，朱家骅）主攻心理学，一年后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哈佛哲学博士学位，此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

或博士学位后，立即收拾行装回国。

立即回国后，受聘于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期间结识一生的挚友地质学大师丁文江，1923年秋，李济赴河南新郑做第一次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迈出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

1924年，在丁文江的支持下，与美国毕世博考古工作队合作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并辞去南开大学教职。

1925年，受丁文江和梁启超推荐，以讲师身份出任国学研究所导师。

1928年底，李济以清华研究院导师身份赴美讲学归国，途经香港，顺路去了广东中山大学，在那里碰到了留学回来的傅斯年。

傅斯年到英国后，先入伦敦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1923年9月转入柏林大学哲学院攻读比较语言学和史学。

傅斯年之所以中途转入柏林大学，一个重要缘由是中国陈寅格，俞大维两位天才人物在此就读。

傅斯年转学前后，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陆续转到此处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等汇聚
柏林街头宿舍，形成留学生部落。

这个群体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耀眼人物，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产生深远影响。

1924年，赵元任离美回国途经柏林，遇傅斯年，陈寅格，俞大维等。

赵元任非常赏识傅斯年，，后来傅斯年回国后到中大任职，与赵元任推荐有很大关系。

1926年6月，作为一只生猛的学术大鳄傅斯年告别欧洲，回国。

傅斯年刚在香港登陆，时任中大副校长朱家骅聘请傅斯年中大任教。

傅斯年到中大上任不久，以过人的胆识，才气加霸气主动帮朱家骅策划校务，聘请当时学界名流与大牌担任教授或通信教授。

中大由此声名鹊起。

可惜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在傅斯年，鲁迅，顾颉刚三人之间展开。

此前，鲁迅在北平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等现代评论派展开混斗，夹在期间的胡适也被鲁迅攻击。

此前有人揭露鲁迅涉嫌抄袭，顾颉刚与陈源谈及此事，陈源便写了一封揭发信并发表，鲁迅看到后，与陈源再度展开论战，在这论战中，鲁迅与顾颉刚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通缉，不得不离开北京。

不久，鲁迅受林语堂邀请赴厦门大学任教，顾颉刚也受林语堂邀请阴差阳错的来到厦大任教，，鲁迅一见顾颉刚到来，眼里冒火，很快两人就成势不两立的仇寇，1927年1月，鲁迅辞职离开厦大到中大任教。

傅斯年受聘中大后，对鲁迅渐生恶感，遂聘请顾颉刚到中大任教，意在架空鲁迅，鲁迅1927年4月辞职离开广州赴上海。

顾颉刚留下来，除在中大任教外，还与傅斯年共同筹划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当时无历史语言研究所立项的打算，傅斯年以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终于迫使蔡元培答应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1928年10月，史语所成立，傅斯年辞去中大教职出任史语所所长，就在史语所成立之时，顾颉刚只做自己己愿意做的事情，不愿听从傅斯年指挥，1929年2月，悄然离开中大，同年9月，到燕京大学任教，正式辞去中大教职，彻底脱离重大。

顾颉刚走后，作为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开始四处网罗人才，并率先把目光投向清华研究院陈寅格，赵元任两位导师身上。

此时，清华研究院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生命之火即将熄灭，赵元任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心思放在田野考古发掘上，陈寅格独木难支，研究院已风雨飘摇。

傅斯年趁此机会，向陈寅格，赵元任伸出橄榄枝，对方欣然接受。

搞定二大以后，傅斯年没敢忽视李济的存在，，恰在此时，两人在1928年那个冬天里不期而遇。

李济接受傅斯年的聘请，出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

1928年8月，傅斯年指派董作宾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

动作斌到安阳调查后做出殷墟规模庞大的判断并报告傅斯年，傅斯年得知后在蔡元培大力支持下组成以董作宾为首的殷墟发掘团开往安阳进行田野考古。

未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董作宾在考古时出现了一些疏漏甚至笑话，因此董作宾感到惶恐不安，并有中途换将，由李济出任发掘主持。

1929年春季和秋季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大批陶器，瓷器和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

1930年春，史语所准备对殷墟再度进行发掘时，河南大雨冰雹成灾，灾难过后，接着出现旱灾，随后又爆发阎锡山等地方军阀组成的联军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拼杀的中原大战，史语所的发掘计划被迫搁置。

既然河南不能发掘，李济决定开辟新的发掘工地，1930年秋，李济与董作宾率师走出安阳，移驻山东城子崖，开始首次发掘，，发现众多黑陶和灰陶器具，制作工艺达到新石器时代的巅峰。

考古人员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

1931年春，李济率部重返安阳，展开第四次殷墟发掘，他有计划的将殷墟遗址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专业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的方法进行发掘。

就在这时，梁思永带着勃勃生机，神采飞扬的到来了。

梁思永通过对殷墟与城子崖的发掘，成功的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考古学是一代大师的地位。

1934年春，李济发现商代王陵。

1934年秋与1935年秋，梁思永主持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对王陵紧追不舍，扩大战果。

此时，史语所考古组几乎全部加入发掘行列，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等考古组十大金刚，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夏鼐，孙文青等，外加史语所元老傅斯年，李济。

期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王献唐，徐中舒等，清华大学的闻一多，燕京大学的陈梦家相继前往工地参观。

一时间，几十平方公里的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将星闪耀。

考古人员揭露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1937年春殷墟发掘再度展开，当时华北已是战云密布。

为防不测，发掘于6月19日匆匆结束，当发掘人员匆忙将出土器物运到南京史语所大厦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为精神上征服中国，7月30日，将天津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将南开大学炸成
一片废墟。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迫在眉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等102人发表联合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罪行，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

9月10日，国民政府宣布北大清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9月20日，北大校长蒋梦麟和三校同仁陆续到达长沙紧急筹备，9月28日各项事宜就绪。

战时的中国教育即将揭开新的一页。

在此之前，教育部发出的撤退命令已传达至平津各校师生，各校师生接到通知，纷纷设法夺路出城，，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

校园成为一片焦土的南开大学师生接到命令，秘书长黄钰生，院长杨石率领师生乘船沿海路南下长沙。

北大教授郑天挺向经济困难学生发款20元，促其迅速离校，而后想方设法使北大教授及家属撤离，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魏建功，王霖之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北平，转道南下长沙。

北平沦陷的7月29日下午，日军窜入清华园进行骚扰，又以参观为名窃取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而后日军派部队强占校舍，劫掠校产，，代理校务的叶企孙决定尽快组织师生及家属撤退。

就在清华，北大，南开等师生纷纷南下之际，众多私立大学与学术机构因政府资金短缺被弃之不顾，这其中就包括中国营造学社。

就在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收拾行李准备出城之际，赵忠尧突然来到梁家，告诉梁思成有约50好客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保险柜中，若被日军得去，后果不堪设想。

梁思成听罢，答应冒险进入清华园，抢救科学珍宝。

当晚，梁，赵二人驾车狂奔驶入清华园，拿出盛装镭的铅筒，躲过日军盘查，返回城中。

1937年，9月5日，梁家五口离开生活多年的北平，经过近二十多天的奔波，总算到达长沙。

梁家安顿下来十几天后，老朋友李济前来拜访。

当时，史语所以迁至长沙，李济则以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身份押运一百多箱国宝级文物赴重庆密藏，安排妥当后，急如星火的赶往长沙与史语所同仁汇合。

当得知梁思成一家迁往长沙后决定登门拜访，此时，梁李两家没意识到他们两家及其所在机关一起度过九年流亡生活。

战火已燃遍大江南北，国军节节败退，长沙也已不是世外桃源。

1937年11月11日，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经3个月苦战后，力不能敌，12日，被迫撤退。

上海沦陷。

上海沦陷后，日军派飞机轰炸西部城市，其中就包括长沙。

敌机持续轰炸，整个长沙动荡不安，梁思成夫妇萌生离开长沙前往昆明的想法，远在中国大西南的昆明离战争硝烟还有一段距离。

12月8日，两家乘一辆大巴车向昆明奔去。

12年13日，南京失守，日军集结兵力准备攻打武汉。

大战在即，长沙离武汉只有300公里。

一时长沙人心惶惶。

1938年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大，3月15日开学。

2月15日，蒋梦麟飞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

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也开始迁徙行动，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第一批走水路，第二批乘汽车，最受瞩目的是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68天的长途跋涉，l旅行团师生们真正走出象牙塔，，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

4月28日，旅行团师生带着满身风尘与疲惫抵达昆明。

在这之前，史语所等学术机构业已向昆明撤退。

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史语所同仁与梁家在这边陲春城再度相会。

11939年4月，按梁思成夫妇的设计，西南联大的校舍建成。

西南联大在昆明落地生根后，不断发展壮大。

可惜好景不长，平静的生活没持续多久。

1938年7月，武汉会战开始，9月，日军以中国对外破坏交通线的昆明大轰炸开始，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和中央研究所等机构人员又开始了跑警报的生活。

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

大好时光白白流失，云南省政府通知驻昆学校和学术机构尽量疏散到乡下。

史语所决定搬家，搬到一个不用跑警报的地方，不久，史语所迁往城外龙泉镇响应寺。

早在史语所到昆明时，南开，北大，清华面临无图书资料的困境，好在傅斯年将先前疏散到重庆的13万册图书及运到昆明，供西南联大和其他学术机构借读。

营造学社的梁思成见状，便去找傅斯年协商，借用图书资料及部分技术工具，傅斯年慷慨答应。

从此。

史语所与营造学社就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史语所搬迁时，营造学社也跟着搬到乡下，在史语所旁边的麦地村一处尼姑庵罗落脚，不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迁往昆明，在龙泉镇起凤庵落脚。

安逸的日子没多久，国际形势又发生变化。

1940年7月，日军占领越南，对昆明的轰炸更加频繁。

10月13日，敌机轰炸异常猛烈，西南联大毁坏巨大，就在这一天，日本全面占领印度支那，昆明距日军先头部队不足400公里，昆明由大后方变成展区漩涡，就在日军对昆明等地狂轰乱炸之际，1941年10月，西南联大派人去四川考察，并决定设立叙永分校，待将来形势演变再做抉择。

与此同时中央博物院，营造学社，史语所等学术机构连同同济大学一道
又开始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李庄。

1941年1月，史语所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抵达李庄。

带所有人在李庄安定下来后，陶孟和率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到了李庄，可是陶孟和来到李庄后却尴尬的发现无处落脚，陶孟和只好向傅斯年求助，几经波折，1941年5月，社科所总算找到了落脚点。

至此，李庄外来人员达到了1.1万之众，这些下江人在这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始新的生命历程。

当大家在新环境中渐渐适应并略感寂寞时，有客从远方来。

1941年6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主任罗常培处理叙永分校回迁事宜以及北大文科研究所学子论文答辩。

梅贻琦三人来到李庄后看望了迁往该地的故旧，接着又拜访了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梅贻琦等人在李庄转了一圈后，7月3日，对北大文科研究所几位研究生进行考评。

7月5日，梅贻琦一行人来到营造学社看望梁思成夫妇，当时林徽因肺病复发，双方谈话在郁闷的气氛中结束。

下午，李济，傅斯年，梁思成等为梅贻琦三人送别。

梅三人走后，金岳霖来到了李庄，金岳霖林徽因徐志摩梁思成的纷乱的情感关系在此略过不提，金岳霖为了给林徽因增加点营养，从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从镇上买了十几只鸡，改善梁家生活环境。

日子一天天过去，金休假期满，离川回昆，傅斯年这时候携妻带子来到李庄，而这时，林徽因病无好转，梁思永却又肺病复发，且来势汹涌，还威胁到生命，而史语所和营造学社研究人员已经吃尽当光，只剩一个穷字。

1942年4月，傅斯年向朱家骅写信求助，朱家骅与翁文灏商谈后，翁文灏找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由陈向蒋介石呈报，9月，蒋介石赠梁氏兄弟2万元，值得一提的是从傅斯年上书到蒋介石赠款这五个月内梁思永病情一直恶化，傅斯年弄的史语所医务室差点破产。

由此时间，傅斯年被称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梁家的事情刚告一段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济由于家庭突遭不幸，两个爱女先后离世，老爷子也在南京逝世，心灵受到重创，已到崩溃的边缘。

1942年，李济想辞职，在傅斯年一番劝慰之后，李济只好继续艰难的支撑下去，而且就当时情形而言，中央博物院的主力人马在彭山一带的田野发掘取得大捷，李济作为博物院院长也不能走。

早在1941年春，受西北考察热影响在李济的倡议下，成立川康古迹考察团，以吴金鼎为团长，1941年5月，吴金鼎率领考察团乘船沿岷江奔彭山考察，考察团尽管人数不多，却是一支精锐之师，尤其吴金鼎，夏鼐，曾昭燏（yu）三人，作为中国考古界明亮的新星，光彩夺目，在这中国西南地区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作为本次考察团的团长吴金鼎虽与傅斯年同为山东人，却身材短小，不善言辞，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追随导师李济学习，1927年6月，从清华毕业，返回齐鲁大学任助教，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利用业余时间田野考古，1928年，无济宁迁往山东平陵考古调查时，注意到城子崖有一处异常堆积，从此拉开了城子崖龙山文化考古的序幕。

1932年春，吴金鼎跟随李济安阳殷墟发掘，这年冬天吴金鼎发现一处包含黑陶的重要遗址，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

1933年7月，鉴于吴金鼎在考古学的重大贡献，山东省政府拿出奖学金资助其留学，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1935年春，吴金鼎回国搜集论文资料，与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大师夏鼐相遇了。

1937年通过论文答辩，1937年冬，吴金鼎携成名著作博士论文《中国史前的陶器》回国，只是当时中华大地硝烟弥漫，吴金鼎与战乱中赶赴长沙，找到李济梁思永导师，随史语所前往昆明。

1938年10月，苍洱古迹考察团成立，吴金鼎率领曾昭燏等苍洱古迹考察团赴大理郊外考古，发现与命名苍洱文化。

1941年，率领川康古迹考察团赴彭山考古。

1931年，夏鼐考入清华（二年级插班生）改修历史学系，10月，由于种种原因，获得留学美国名额，不过是夏鼐知之甚少的考古专业。

当时赴国外学习考古学必须有考古发掘经历，清华确定傅斯年李济为其导师，1935年1月，夏鼐抵南京史语所拜见李济，在所中阅读中外考古书籍两月多，在傅李安排下，参加梁思永殷墟发掘团考古实习。

后征得有关方面同意，改赴英国留学。

就在夏鼐即将赴英国留学时，在殷墟发掘工地巧遇吴金鼎。

1935年夏季，夏鼐结束实习，动身前往英国，跟从叶兹教授学习。

1937年12月，参加埃及考察团，4个月的时间先后参观了托勒密神庙遗址，撒哈拉遗址，图坦卡蒙帝王墓，库苏，阿蒙，孟图等神庙，古罗马时代遗址，赌王眷属，行万里路，夏鼐收获甚丰。

1939年10月离开英国，前往埃及工作。

1940年12月，由开罗回国，1941年2月抵昆明，3月乘船抵李庄，7月，受李济指派前往彭山，参加汉代崖墓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

1941年5月至1942年12月，彭珊珊去探明崖墓墓址900余座，考察团不仅发现大量文物，还发现佛教造像，证实佛教至少在东汉时期就已传播到中国，同时，吴金鼎从
墓葬技术源流分析，得出四川崖墓是本土文化产物，对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给予有力的回击。

就在彭山考古战火神风，捷报频传的时候，傅斯年与叶企孙就陈寅格的事情你来我往叫板。

1928年，陈寅格加入史语所，却舍不得丢掉清华国学研究院，1929年春，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陈寅格奔波两地工作，这是陈寅格一生精神最得意的极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4月史语所迁往上海，陈留下，傅斯年多次发函请陈寅格南下，陈寅格考虑再三，拒绝南下。

两人都没料到，五年后，在战火纷飞的昆明相聚。

七七事变后，陈寅格一家几经磨难终于11月到达长沙临时大学，一家人喘息未定，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南迁昆明，陈寅格只好携家眷继续上路，乘船到衡阳，再乘车到广西桂林，拜访了桂林亲戚家后，经虎门抵香港。

初到香港，妻子女儿患病，陈寅格只好独自上路，取道安南抵达蒙自，此时，西南联大在蒙自设立分校，陈寅格就在蒙自上课。

1938年8月，西南联大回迁昆明，陈寅格到昆明刚刚安顿下来，又闻噩耗，书籍化灰。

好在当时史语所这藏书大户也在昆明，陈寅格得以借到所需书籍。

1939年春收到牛津大学聘书，陈考虑到夫人可借赴英机会治疗心脏病，自己也可治疗眼疾，遂答应就聘，6月下旬，陈寅格乘车往香港做赴英准备。

可是陈寅格抵港不久，欧洲战火起，地中海不能通行。

1940年暑假，驻英大使发来电报，延后一年。

陈寅格心灰意冷欲返西南联大，日军攻占南宁，陈寅格无法回昆。

就在陈寅格被困香港，想方设法突围时，日军轰炸珍珠港，就在同一天，日军攻占香港，陈寅格彻底被困香港1942年5月5日，陈寅格化装打扮携全家老小逃至澳门，与朱家骅派来的接应者见面后，获一笔款子逃往内地。

6月，经过一路长途跋涉后抵桂林，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休养。

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聘请陈出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引来傅斯年的不满，置史语所掌门人于不顾，擅聘陈寅格，傅叶交锋，在傅斯年的施压下，叶企孙选择退却，叶寄发兼任聘书，1943年8月叶辞职，返昆任教。

在这一年夏天，战火逼近长沙，桂林吃紧，陈一家只好踏上继续逃亡之路。

于11月底逃至重庆，因为李庄地处偏僻，缺医少药，陈寅格舍弃李庄，赴燕京大学任教，自此，史语所失去了陈寅格，在往后的岁月里，史语所与陈寅格渐行渐远，最后相忘于江湖。

陈寅格与李庄失之交臂也标志着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的珠江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哈佛大学，梁思永仍重病在身，李济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只有董作宾，吴定良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就在学者们于贫困寂寞中蛰伏在山里坐着案头工作时，一位高个子，蓝眼睛的老外来到了李庄，这个老外就是为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英国剑桥教授李约瑟。

1937年11月，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门下拜师学艺，三个年轻人给李约瑟带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坚定信念。

1943年，李约瑟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昆明，开始4年在华考察生涯。

在昆明逗留期间访问西南联大，学术机构，输送了部分图书仪器等。

3月21日，由昆明飞往重庆，这年六月，在重庆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出任所长。

就在组建这机构时，李约瑟对昆明和重庆几所大学的访问越发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1943年夏李约瑟带上助手，开始中国西南的考察，1943年6月4日，李约瑟来到李庄禹王宫同济大学本部进行考察交流，李约瑟一行人进入李庄禹王宫，收到同济大学的热情接待，访问期间，李约瑟对同济大学各学院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并对教学设备与师生情况进行了解，此次李庄之行，李约瑟还拜会多年前在比利时相识的朋友童第周，李约瑟访毕童第周，6月7日访问群山之中的学术机构，李约瑟访问了史语所，并与傅斯年一见如故，当天晚上在傅斯年家留宿。

由于傅斯年的热情李约瑟在史语所看到了所有珍贵藏品。

当李约瑟访问问社科所时，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正沉浸在失去爱妻的巨大悲伤中，辞别陶孟和后李约瑟走下山，访问营造学社，此前，营造学社因梁思成刘敦桢工作上意见相左，刘敦桢携家带口离开李庄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

李约瑟见到梁思成夫妇后大为惊喜，吃饱喝足后李详细观看营造学社的研究课题，目睹了在如此艰苦卓绝环境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6月13日，李约瑟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访问同时做离别演讲，傅斯年，陶孟和握手言和，李约瑟演讲完毕后，有遇傅斯年等学者讨论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离去。

李约瑟走后李庄又回复平静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日军决定拼搏死一搏，打通大陆交通线一号作战计划。

4月初，日军从北现发动攻势，先后发起豫中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等系列大规模决战，国民党军队尽管在各个战场顽强抵抗，但连连败绩。

4月18日日军集结14.8万军队攻击第一战区，日军攻势凌厉，所向披靡，国军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