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分子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任命入主北大，就蔡元培本人而言，改造一所堕落的国立大学堂，可以制造出爆炸力惊人的文化炸弹，把中国腐朽没落的思想和体制炸个天翻地覆，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从此，北大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念的人才成长的摇篮。正因为蔡元培的十六字办学方针，国粹派的黄侃，辜鸿铭等老夫子；大搞歪理学说《新青年》的陈独秀，李大钊；搞起《新潮》刊物傅斯年和同学好友文化新锐，甚至包括张国焘，段锡朋，汪敬熙等人物，在北大校园里兴风作浪，新旧思想交锋，东西文化碰撞，整个北大就犹如一个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点燃了这一火药桶。在这游行的人群中，有个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最前面，他就是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傅斯年。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对支持学潮的蔡元培十分不满，蔡元培成为众矢之的，当被捕学生释放后，蔡元培为避其锋于5月8号夜递交辞呈，悄然离京。蔡元培走了，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带着对前途的迷茫毕业离校。就在傅斯年心烦意乱之时，新的命运之门再度向他敞开。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以全胜第二名压倒性优势登榜。尽管如此，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的激烈分子，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为由拒绝录取。就在这时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的科长据理力争，同时具有文火良知的官员也出面为傅斯年大鸣不平。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做出让步，把傅斯年列入留学生名单。同年12月26日，傅斯年到北京大学与师友告别，然后动身去上海，乘船去英国。就在傅斯年动身之前，蔡元培在学界呼吁和社会舆论支持声中重返北大，蔡元培题写了“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赠予傅斯年。傅斯年留学生活暂且不提。1921年初，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倡导下创建研究所国学们，一是为天下儒林所中。与北大同为北方教育中真的清华学校传统知识相对薄弱，眼见蔡元培把北大国学门搞得红红火火，清华教授与社会各界人士不断发出清华应仿效北大，增强国学教学研究的吁请。1924年初，清华学校改建大学，10月，创建国学研究院。清华校长曹云祥动员北大教授胡适到清华研究院主持事务，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做院长，并建议采用宋元时代书院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的专题研究法办研究院。并推荐曹校长去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出任导师。王国维早年立志研究美学哲学，继而研究词曲，精通英德日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有独特研究，更是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教学理念，辛亥革命后研究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对甲骨文的研究是中国有文字可靠的历史向前延续一千年，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1925年2月，曹校长聘请吴宓主持研究院事宜，吴宓花了一番功夫才把帝师王国维拿下。与王国维不同的是，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就痛快的接受了，梁启超与清华有深厚的渊源，梁家的三位公子先后求学于清华，梁启超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做名人演讲，激励清华学子奋发图强，与清华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章太炎不愿与王梁共事。二位导师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青花椒武部长推荐才华超群，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夫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研究院主任吴宓不失时机向曹校长推荐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陈寅格前来任教，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为后世广为流传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这四大导师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只有赵元任怀揣博士学位证书。紧随四大之后进入国学院另一位到时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李济。1918年，李济从清华学堂毕业后留美（同船的有叶企孙，徐志摩，朱家骅）主攻心理学，一年后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哈佛哲学博士学位，此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或博士学位后，立即收拾行装回国。立即回国后，受聘于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期间结识一生的挚友地质学大师丁文江，1923年秋，李济赴河南新郑做第一次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迈出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1924年，在丁文江的支持下，与美国毕世博考古工作队合作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并辞去南开大学教职。1925年，受丁文江和梁启超推荐，以讲师身份出任国学研究所导师。1928年底，李济以清华研究院导师身份赴美讲学归国，途经香港，顺路去了广东中山大学，在那里碰到了留学回来的傅斯年。

傅斯年到英国后，先入伦敦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1923年9月转入柏林大学哲学院攻读比较语言学和史学。傅斯年之所以中途转入柏林大学，一个重要缘由是中国陈寅格，俞大维两位天才人物在此就读。傅斯年转学前后，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陆续转到此处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等汇聚

柏林街头宿舍，形成留学生部落。这个群体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耀眼人物，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产生深远影响。1924年，赵元任离美回国途经柏林，遇傅斯年，陈寅格，俞大维等。赵元任非常赏识傅斯年，，后来傅斯年回国后到中大任职，与赵元任推荐有很大关系。1926年6月，作为一只生猛的学术大鳄傅斯年告别欧洲，回国。傅斯年刚在香港登陆，时任中大副校长朱家骅聘请傅斯年中大任教。傅斯年到中大上任不久，以过人的胆识，才气加霸气主动帮朱家骅策划校务，聘请当时学界名流与大牌担任教授或通信教授。中大由此声名鹊起。可惜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走向衰微。激烈的纷争在傅斯年，鲁迅，顾颉刚三人之间展开。此前，鲁迅在北平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等现代评论派展开混斗，夹在期间的胡适也被鲁迅攻击。此前有人揭露鲁迅涉嫌抄袭，顾颉刚与陈源谈及此事，陈源便写了一封揭发信并发表，鲁迅看到后，与陈源再度展开论战，在这论战中，鲁迅与顾颉刚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通缉，不得不离开北京。不久，鲁迅受林语堂邀请赴厦门大学任教，顾颉刚也受林语堂邀请阴差阳错的来到厦大任教，，鲁迅一见顾颉刚到来，眼里冒火，很快两人就成势不两立的仇寇，1927年1月，鲁迅辞职离开厦大到中大任教。傅斯年受聘中大后，对鲁迅渐生恶感，遂聘请顾颉刚到中大任教，意在架空鲁迅，鲁迅1927年4月辞职离开广州赴上海。顾颉刚留下来，除在中大任教外，还与傅斯年共同筹划语言历史研究所。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当时无历史语言研究所立项的打算，傅斯年以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终于迫使蔡元培答应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1928年10月，史语所成立，傅斯年辞去中大教职出任史语所所长，就在史语所成立之时，顾颉刚只做自己己愿意做的事情，不愿听从傅斯年指挥，1929年2月，悄然离开中大，同年9月，到燕京大学任教，正式辞去中大教职，彻底脱离重大。顾颉刚走后，作为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开始四处网罗人才，并率先把目光投向清华研究院陈寅格，赵元任两位导师身上。此时，清华研究院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生命之火即将熄灭，赵元任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心思放在田野考古发掘上，陈寅格独木难支，研究院已风雨飘摇。傅斯年趁此机会，向陈寅格，赵元任伸出橄榄枝，对方欣然接受。搞定二大以后，傅斯年没敢忽视李济的存在，，恰在此时，两人在1928年那个冬天里不期而遇。李济接受傅斯年的聘请，出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1928年8月，傅斯年指派董作宾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动作斌到安阳调查后做出殷墟规模庞大的判断并报告傅斯年，傅斯年得知后在蔡元培大力支持下组成以董作宾为首的殷墟发掘团开往安阳进行田野考古。未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董作宾在考古时出现了一些疏漏甚至笑话，因此董作宾感到惶恐不安，并有中途换将，由李济出任发掘主持。1929年春季和秋季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大批陶器，瓷器和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1930年春，史语所准备对殷墟再度进行发掘时，河南大雨冰雹成灾，灾难过后，接着出现旱灾，随后又爆发阎锡山等地方军阀组成的联军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拼杀的中原大战，史语所的发掘计划被迫搁置。既然河南不能发掘，李济决定开辟新的发掘工地，1930年秋，李济与董作宾率师走出安阳，移驻山东城子崖，开始首次发掘，，发现众多黑陶和灰陶器具，制作工艺达到新石器时代的巅峰。考古人员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1931年春，李济率部重返安阳，展开第四次殷墟发掘，他有计划的将殷墟遗址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专业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的方法进行发掘。就在这时，梁思永带着勃勃生机，神采飞扬的到来了。梁思永通过对殷墟与城子崖的发掘，成功的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考古学是一代大师的地位。1934年春，李济发现商代王陵。1934年秋与1935年秋，梁思永主持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对王陵紧追不舍，扩大战果。此时，史语所考古组几乎全部加入发掘行列，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等考古组十大金刚，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夏鼐，孙文青等，外加史语所元老傅斯年，李济。期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王献唐，徐中舒等，清华大学的闻一多，燕京大学的陈梦家相继前往工地参观。一时间，几十平方公里的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将星闪耀。考古人员揭露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1937年春殷墟发掘再度展开，当时华北已是战云密布。为防不测，发掘于6月19日匆匆结束，当发掘人员匆忙将出土器物运到南京史语所大厦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为精神上征服中国，7月30日，将天津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将南开大学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