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历史反思与当代启示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历史反思与当代启示
作者：梅萍胡红生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01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建立在科技革命和现代生产的宏大背景基础之上，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仰教育提供了典范。

但后来苏联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阵地，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基础、理性基础、青年基础和制度基础，又最终导致了苏联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坍塌、国家解体。

总结前苏联的经验教训，直面西方各种思潮的渗透干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应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地讲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加强互联网的意识形态治理，抓好执政党的制度建设，从而让马克思主义信仰有深刻的理论觉悟、扎实的实践根基、广阔的传播空间以及坚实的政治认同基础。

[关键词]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反思；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1-0025-08
[收稿日期]2016-08-16
[作者简介]梅萍（1969—），女，湖南常德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胡红生（1971—），男，湖北蕲春人，博士，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心态问题和党的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大学生心态变化特点与心理疏导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BKS102）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把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放在教育的重要地位，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苏联才一跃成为第一个能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典范。

但遗憾的是，由于苏联后来的主要领导人思想政治路线的变异，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怀疑与放弃，信仰的坍塌、信念的动摇等等，加速了苏联的社会混乱及最终解体。

可以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到发生剧变直至最终解体，无不与是否重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与制度建设息息相关。

总结前苏联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开创性经验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成功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先河。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源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即开始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运用于具体实践，探索使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

由于世界历史没有提供可资借鉴的先例，俄国又是孤军奋战，因此这种探索在初期必然是艰难的。

对此，列宁曾形象地比喻为“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可是，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1]P447-448面对巨大的困难，列宁号召布尔什维克党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既不要陷入错觉，也不要灰心失望，应努力学习，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他把这种学习看作难免出现错误，但终究能够成功的过程。

因此他指出，“只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不怕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改再改，不怕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就一定会升到更高的班级。

我们一定会修完整个‘课程’，尽管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情况使这一课程的学习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困难要多得多。

不管过渡时期的苦难如灾荒、饥荒和经济破坏多么深重，我们决不气馁，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

”[1]P177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的七年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探索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先后两种不同的思路，进行过两种不同的尝试，即战时共产主义思路、“直接过渡”的尝试和新经济政策思路、“迂回过渡”的尝试，在这种种尝试中，列宁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同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水火不容的个别论断，提出了允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市场上展开经济竞赛这一新思路，对国家集中和市场调节的关系作了许多积极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有成效，也有挫折，但这种探索本身乃是开创性的，它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而后来的苏联解体又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结果。

联系本国国情与实践，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我国搞好国家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应坚持的基本准则。

第1期梅萍胡红生：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历史反思与当代启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源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

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指出，无产阶级政权，应当把向人民，特别是向青年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任务提高到首位，无产阶级政党要千方百计地协助青年组织起来，并向所有学生组织、团体和小组建议“在工作中把培养自己成员的完整而彻底的革命世界观当作首要任务”[2]P235。

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以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为代表的苏联早期教育家，一直致力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问题的研究，他们关于培养有文化、有教养、有责任感、荣誉感、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观点，对苏联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教育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到二十世纪60-70年代，针对苏联的开发智力热潮，苏联教育家们认为，在现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对青年一代进行教育中，如果只注重其智力素质，而忽视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那么，以这种指导思想培养出来的学生，其质量必然不符合时代、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要求，必须通过课堂教育、课外活动以及社会文化机构进行多渠道、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

在课堂教育中，苏联学校要求各科教师进行的知识教育，必须为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道德品质教育等内容服务。

在各科目的教育大纲中，都明确规定了思想教
育的任务。

如八年级开设了《共产主义道德基础》《科学无神论》等选修课，九年级开设了《苏维埃国家和法律基础》必修课，十年级、十一年级开设了《社会学》《初级军事训练》必修课。

在大学阶段，主要开设《苏共党史》《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四门必修课和一些有关的选修课。

这些课程的设置与开设深深地影响到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进行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起了开创先河的作用。

除此之外，课外校外活动也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980年，苏联高教部批准了《高等学校学生共产主义教育示范综合计划》，这个计划为配合课内教学而规定开展的课外教育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社会科学论文评比，列宁著作读书活动等等。

除进行校内、校外教育外，苏联政府还重视通过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和大众化信息手段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

苏联以拥有数量多、种类广的博物馆而著称，其中，国立博物馆一千八百多个，地方性的多达一万多个，这些博物馆成为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基地。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建立在科技革命和现代生产的宏大背景基础之上。

列宁认为，俄国在完成革命斗争的任务后，首先面临的是经济任务，要恢复工业和农业，必须掌握现代最新的科学成就，“要在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立足于电力的现代技术基础上使农业和工业都得到改造和恢复”[3]P301。

而青年“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3]P299苏联的思想教育家也认为，由于现代生产发展的需要，引起了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的深度、广度、速度不断增加。

在这种条件下，青年一代的各种课堂的思想政治学习、经济知识学习、工艺知识学习都极为重要。

因为这能在他们面前展示客观世界的多样性，促使他们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使之全面发展。

[4]P289苏联德育界普遍认为，思想工作效果既是思想、精神、道德领域中的成就，又是经济、科技和社会指标。

据此，评价共产主义教育效果高低的指标体系包括：“劳动者的知识和信念、他们的劳动和社会政治积极性、学习、业务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及工作和生活中的行为。

”[4]P27他们认为，从这一角度看待思想教育效果，不仅能可靠地评价教育工作的效果本身，而且能确定思想工作的目的性及其社会意义。

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经说过：“关于思想工作的水平问题，应当首先看生产任务完成得如何，劳动生产率提高多少，劳动纪律的状况怎样……”。

这番话集中显示了前苏联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并以此作为衡量教育效果大小的重要标准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的创造。

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深刻教训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来确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既灵活多样，又构成一个协调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对学生的综合施教，这是可取的；但就整个理论教育而言，空洞、刻板的说教较多，理论与实际相脱节；正面宣传多，直接接触社会弊端少；形式主义的东西较多，缺乏探索创新精神。

因而对于在对外开放、科技革命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一直未能找出有效的教育方法。

到了二十世纪50-60年代，由于苏联党和政府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直接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怀疑。

意识形态教育不力、信念的动摇成为了后来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内因。

（一）丢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阵地，用多元宣传取代一元指导。

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要坚如磐石，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宣传舆论阵地，不能搞“意识形态多元化”，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方针。

苏联党内的领导层里，
长期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运用，指导思想、价值取向与终极目标日益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逐步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屈从于西方国家的压力，任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自由泛滥，甚至迎合西方反共的意识形态，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多党制代替社会主义民主制，用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后，戈尔巴乔夫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社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都是多元的，意识形态也要与此相适应。

搞多元化，必须废除过去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精神垄断”，使马克思主义以外各种思想和意见自由存在、传播。

“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给苏联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使苏共逐渐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

连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对此也看得很清楚：“他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5]P77
（二）丢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基础，用空洞宣传取代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成为公民信仰的基本前提。

苏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上，往往脱离实际情况，多年不变地重复、机械地向人们灌输马列主义的一些词句和条条，而不去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最为突出的是，在社会发展阶段的宣传教育中，把空洞的共产主义宣传作为思想理论教育的重点，削弱了理论教育内容的现实性。

在斯大林时期，宣传“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论”；在赫鲁晓夫时期，提出“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理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倡导“发达社会主义论”。

他们都把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一切思想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点。

“我们安排思想工作的出发点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应当同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联系起来。

”[6]P75“我们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有责任来深入研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律性，研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经验，促进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

”[6]P79在这里，苏联领导人将空谈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冒进理论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作为理论教育的重点内容，使理论教育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他们的这种做法，正如列宁曾经严肃告诫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作事实，把虚假的表面现象当作实质或某种重要的东西。

”[7]P45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因言之无物，成为空中楼阁，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也无法使人信服，特别是青年人感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很大，容易产生一种逆反心理。

（三）丢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基础，用极端宣传取代科学认知。

科学的信仰源于科学的认知，只有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命运，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主体才能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长期以来，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陶醉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用被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强化起来的简单化看法代替了对它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的科学认识，固步自封，不思改革，使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陷入到日益僵化和停滞的状态之中。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以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为名，泛化、神化列宁主义，实行严格的思想文化控制制度，全盘否定除社会主义文化以外的其他一切文化成果，以隔离、封闭以及强硬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培养所谓的“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建立在这样一种片面认识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信念也不能不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一遇风浪的冲击，就难免发生崩溃。

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在苏联的6年改革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纠正，它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人，只看到社会主义暂时落后于资本主义，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产生社会主义失败论，提出“必须进一步彻底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彻底抛弃斯大
林模式”，“同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彻底决裂”，转向信奉民主社会主义。

[8]不少报刊也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贬损社会主义价值观，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使广大群众在思想意识上发生极大变化，导致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

社会主义信念的丧失，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四）丢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制度基础，用集权专制取代民主法治。

近代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要把它倡导的主导价值观变成人民的自觉信仰，必须夯实其制度基础，保证现有制度下的政通人和、民主健全、法制完备。

苏东演变的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

苏东各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民主法制不健全的问题。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并没有完整地继承、发展列宁的建党思想，而是逐步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制和指定接班人制，集党、军、政三大权于一身。

赫鲁晓夫虽然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起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全面批判，但并未真正触及这种体制的弊端。

后来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也都实行这一体制。

党的主要领导人独断专行，实行家长制和一言堂，使得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法制被践踏，集中表现在：第一，党的决策机关缺乏民主，唯主要领导意志是从，不仅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没有发言权，就连党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也难以发表不同意见，任何决议均会一致通过，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党的领导和国家决策事实上变成了极少数人的领导和决策；第二，多数主要领导人作风专横，打击排斥持不同意见的人，广大党员的意见得不到及时反映采纳，阻碍了党员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第三，党内缺乏健全而有效的监督机制，没有信任表决、政绩评估、职务罢免和弹劾制度，高层领导者可以随意拍板，无所顾忌，甚至一个人可以改变党和整个国家的命运。

苏联集权体制下的日益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完全脱离了人民，加剧了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并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威望与声誉，使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所具有的真理性、人民性发生了怀疑和动摇。

（五）丢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青年基础，用打击或放任取代科学引导。

青年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重要对象，帮助青年树立坚定的信仰信念对青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苏联在二十世纪60-80年代的时间里，没有能够正确地对青年进行价值观引导，对青年人的思想问题，采取了压制和放任不管这样两种极端的做法。

“六十年代人”中出现“持不同政见者”和80年代青年的迷茫堕落就是这些做法的恶果。

“六十年代人”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大都有着明快饱满的情绪，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希望进行不断的改革。

青年人的这种思变情绪、改革情绪引起了当局的不安，他们并没有对广大青年的热情予以引导，而是害怕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制造了一连串的冤假错案。

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遭受打击迫害，一系列大中学生青年社团被作为“反苏组织”摧毁。

这种严重打击和伤害使“六十年代人”产生分化，从中产生了一个极端主义的派别——持不同政见集团，并形成了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事实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有许多类型和多种情况。

但是党和政府并未对“持不同政见者”严格地加以区别对待，而是一律采取了取缔和镇压，造成了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在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情况下，苏联的广大青年把苏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比时发现自己的落后，自然产生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

然而，当时的苏联没有能够通过思想工作及时解答青年人心中的疑问，开始是采取隔离、封闭以及强硬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培养人们所谓的“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后来又用西方的价值观来改造苏联社会，改变苏联各族人民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全国范围内自由主义思潮泛滥。

在这种背景下，不少青年变得消极悲观、玩世不
恭，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由此可见，用正确的价值观教育、用理性的方法引导好青年一代，帮助其确立科学的信仰和信念，可谓是任重道远。

三、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前苏联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十分深刻的，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活跃复杂，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叠出，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国家主导信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遭遇了严峻挑战。

面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突飞猛进；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广为传播；面对中国改革遭遇的各种困境即腐败问题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信任危机触及道德底线，贫富差距加大不公平感等等，部分党员群众尤其是青年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出现了某种矛盾、困惑心理。

对此，我们的理想信念教育不能不发声，不能绕道走，而要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地宣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采用有效方法让群众认同它，接受它和践行它。

（一）讲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让马克思主义信仰有深刻的理论觉悟。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认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从表浅的认同到深层次认同，从自发、素朴的认同到自觉认同的过程。

要到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的、深层次的认同，必须具备科学的理性思维能力，以及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批判鉴别的能力。

习近平指出：“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前苏联的解体就是否认、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否定和丢弃，用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当前我国一些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有个别人被“历史终结论”、“过时论”的论调所左右。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点出了对13个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深层次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何看待”的问题，其中，首个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仅在于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还在于它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是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9]P681“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10]P443我们很多人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仅仅因为实现共产主义要经历一个漫长阶段，就提出共产主义渺茫论；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发达阶段，就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此，解决真懂的问题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要使人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创新，真正从人们的思想困惑出发，通过课堂教育、宣传读本、理论讲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微平台等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讲透彻讲明白，让干部群众真正理解它、认同它，才能最终信仰它。

（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让马克思主义信仰有扎实的生活根基。

信仰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理论修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列宁指出，青年要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要将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剥削者的旧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3]P306，并在这种有纪律的斗争中学习共产主义，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