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明与女性文学关系论析

都市文明与女性文学关系论析

艾尤

内容提要都市作为一种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为女性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都市舞台中旋转的女性文学，不仅表现了女性阅读都市的意识和立场，而且通过写作进一步塑造和想象了都市的现状与个性。都市作为现代最大的文化符号，其欲望化空间为女性欲望在文学中的表达提供了可能，而女性文学又使都市的欲望得到具体呈现。

从某种程度上说，假如没有都市，就不会有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写作。都市作为一种

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为女性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都市舞台中旋转的

女性文学，不仅表现了女性阅读都市的意识和立场，而且通过写作进一步塑造和想象了都

市的现状与个性。都市作为现代最大的文化符号，它对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都市与女性、

都市语境与女性文学究竟是怎样一种纠缠关系呢？

一、都市与女性

王安忆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的确，都市与女性

的关系自现代以来就纠缠难解。所谓都市，是指现代社会工业化、科技化和商品化所逐渐

产生的城市人的文化话语环境。都市作为城市的一种形态，代表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溯

源都市与女性的关系，首先涉及到城市化进程问题。因为，是城市化进程把女性从“闺房”

的幽囚中解救出来，让她们逃离了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田园，步入了都市空间，实现“地

理的突围”，从而为她们进行性别突围建构了基础。

都市为她们开辟了广泛的活动天地，给了她们机遇和舒展自身的舞台。在这一人造自然中，

女性的个体意识日益突显，女性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到调整她们的生存状态、尝试改变依

赖男性的命运中去，从而确立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争取到了作为个体人的自由和权利。同

时，城市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也唤起了女性沉睡已久的性别意识。都市最主要的特征就

是消费文化，女性又是都市消费的主要承载体，她们在品尝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喜悦之后，

开始了对女性自我的内心需求。她们逐步将自我形象的塑造恢复到不附属于任何意识形态

的本真样态，将之提升到审美的高度，创造出一种在审美形态上极具女性魅力，在文化心

理上指向人性复归的都市女性文化。作为都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加速了都市文

明的发展，又展示了都市文明中从未停歇过的女性话语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不

仅发展了自己，且一反以往的“她”者地位，成为都市的“精髓”与“灵魂”，而都市也

在女性的文化心理及日常情绪的演变中亦步亦趋。可以说，都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则为都

市注入了新的理解和诠释。只有在都市中女性才有自己的舒展天地，而都市也因女性的挥

舞更精彩。

通过以上对都市与女性的关系探究，便可知都市的女性情结和女性的都市情结。社会转型和城市现代化过程中，都市已不可避免地充满女性的幻想和欲望，消费社会中的女性，也必须通过都市来实现自己的女性幻想和欲望。因此，所谓都市的女性情结和女性的都市情结是相融相通的。

二、都市语境与女性文学

我们也同样可以说，都市文明与女性文学是一对纠缠不清的概念范畴，女性文学与都市文明的兴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评论家将迄今为止的女性文学状态概括为“只在都市的上空盘旋”[7]。可见，女性文学与都市语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都市是高度现代化的物质景观，在繁华的都市中，纵横交错的立交桥、闪烁不定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商业大厦、花样百出的娱乐设施等物质形态，共同组成了都市繁荣的外在景观。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都市欲望化空间里，在各种各样的人与自然、个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矛盾关系中，人的潜意识得到张扬，人被压抑的欲望得到突显，人性也不可避免地得到了重新模塑，人性的深刻、复杂也得到了极为真实的展现。就此意义上，都市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生活空间、人类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它更预示着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社会形态和文化样式。从此，擅长描摹和表现复杂人性的文学，也有了更自由、丰富的语境——更多的表现对象和更广阔的表现空间。蒋述卓等在《城市与文学关系初探》一文中，就系统地分析了城市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在共时性的维度上，城市生存空间本身的独特性，使城市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相比，更有利于文学对于复杂人性的展示；在历时性的维度上，城市的发展随历史的变迁而发生的巨大变化更促进了文学的空前繁荣[8]。然而，女性与都市更有一种天然亲近感，由于婚姻规定了女性空间的位移性，即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重新组成新家庭，因此，女性在进入都市空间时不会有一种漂泊感、流浪感，她们很容易融入都市中；男性则不然，他们有太多家的负担，由于追求土地上的那种家园稳固性，使他们在进入都市后容易产生漂浮不定的无根感，所以他们不似女性那般容易融入都市。另外，女性还是都市文化消费的承担者和制造者，同时也是都市文化的最好表现者。正是都市这一独具包容性、公平性的文化空间，让女作家获得了自由抒发自我的写作权利。在现代文学史上，就有许多女作家以都市为生存背景、城市文明为文化背景，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女作家之所以偏爱都市，因为她们大多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都市女性，讲述城市的故事就是在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女性主义可以说是都市化的产物，女性文学是依托都市文明而发展起来的。对此，文学史实已经予以证明。20世纪前期女性创作的异峰突起，就是最初的近代化都市文明在中国萌芽的结果，如现代史上三位最具女性意识的女作家丁玲、萧红和张爱玲，她们都是在上海这一最接近近代气息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而20世纪末女性文学的勃兴，女性创作明显由以前的相对

平寂转为热腾，也恰逢中国全面驶入都市化轨道之际，这绝非某种巧合或偶然，而是都市文明树上结出的又一颗硕果。所以，女性文学的都市化也将是一种必然趋势。

毋庸讳言，“女性写作”命名的凸起是20世纪90年代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当然，这里指的是对这一现象的“命名”，而并非指女性写作本身。因为，女性写作并非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而是溯源久远。自从五四运动对“人”的解放的强调、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以来，许多女性就以她们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深邃的思想走在了时代创作的前列，独领一代风骚。仅以小说领域来说，本世纪从老一代的丁玲、萧红、张爱玲起，到中年的张洁、谌容、宗璞等等，有许多女作家都以各自的文学实绩，展现了女作家与男作家同样卓越不凡的力度，而且在某些关于人性本质描写的优美细腻方面，甚至令男性作家也稍逊一筹。但是，由于受“存天理、灭人欲”的“非性”文化传统的制约，以及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的缺乏，女性性别特质难以从国家、社会、阶级和人伦宗族中剥离出来而独立呈现。这样一来，女性文学创作的特色，对城市文明的另一种性别体验，也就被压抑在历史的地表下面没有尽情显露。在一种固有的文学社会批评标准的框定下，没有人愿意就她们的性别为“女”而发表看法，她们也以被当成无性别或准男性的“中性”作家解析。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这一情形才有了微妙变化，女作家们以女性视角直面人生的书写更有力度，直抒胸臆的表白更加大胆。都市文化语境中，商业视野下的女性写作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大批以写作为职业的都市女作家，从各种角度、各个层面将女性的性别体验，用自己独到的方式描绘出来，逐渐形成一股90年代的新女性写作潮流。女作家们似乎对都市更有话可说，都市的故事激发了她们更多的发言兴趣，这是90年代女性创作能够与男性创作争强的实质性背景。在都市文化背景中，许多女作家都恰到好处地找到了自己对世界、生命、社会情感体验表达的契合点，以及自身独特创作的生长点。而且，这些90年代的女作家，试图以女性话语的“欲望之流”超越现存的性别秩序和文化秩序，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曾经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像王安忆与都市女性的历史回思，残雪与都市女性的梦魇分析，徐坤与都市女性的文化价值怀疑，陈染与都市女性的精神自恋，海男与都市女性的个性探秘，徐小斌与都市女性的内心迷宫，以及更年轻的卫慧、棉棉等所偏重的对都市女性在物化现实中对女性欲望人生的新体验表现……如王安忆就以一曲《长恨歌》作了一次煌煌的女性发言，奠定了她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地位。主人公王琦瑶一生都为之伤感的，就是一座在岁月长河中陨落了的魔都，她渴望的对象其实并不局限于某个人，而是整个上海这个巨大的欲望舞台。方方笔下的黄苏子，《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中的主人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一个优雅的白领丽人，由于长期的身心压抑导致了精神和灵魂的极端变异，在追求一种个性化的人生方式中，也堕落为一个让人不齿的妓女。都市知识女性王琦瑶和黄苏子的人生悲剧警醒所有女性，面对多元化的世界与生活，在实现自我欲望时决不能失去“自我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