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秩序·自由——柏克政治保守主义思想评析

[内容提要] 埃德蒙·柏克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想以大卫·休谟的怀疑论为哲学基础。他批判了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大革命“理性的误用”，认为抽象思辨应远离政治实践。柏克是保守主义者，因为他尊崇传统、倚重秩序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理性、传统与自由，柏克又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用毕生的精力热情捍卫高贵的自由。 [关键词] 柏克保守主义传统秩序自由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他的思想以“对传统的尊崇”和“对自由的保守”而著称于世。在西方话语系统中，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常被其批评者斥为“富人”维护其既得特权地位而反对“穷人”的近乎愚民政策的一种图谋。然而，这种学说的精髓乃是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人类的生存以紧张状态为其特性，政治活动可以使之缓和，但是决不可能使之完全消除①。保守主义因此可定义为以维护有限政治为目的，以调和、平衡和节制为内容的政治艺术②。柏克极其厌恶法国民主主义者掀起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狂潮，而怀着尊崇之心温情脉脉的徘徊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尚未平息的和风细雨之中。他近乎固执的认为，由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观所引导的法国大革命破坏了社会的稳定秩序和优良传统。狂热而自负的革命抽象理论带给法兰西民族的并非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间天国却恰恰是拿破仑·波拿巴的专制帝国。然而，柏克绝非反对一切变革，他所反对的只是否弃传统、危及秩序付诸于暴力实践的变革。在柏克看来，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是较为成功的渐进式革命的典型范例。这次革命更动了人事，却保留了制度，从而保证了英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法国大革命虽然保留了国王却正在摧毁支撑它的制度。从柏克这一褒一贬中不难看出，贯穿柏克政治保守主义思想始终的即是：对抽象理论的抛弃和对传统、秩序的尊崇。一、思辨政治的邪恶柏克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哲学家，然而其政治保守主义思想却有一个基本的哲学支点，那就是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怀疑论。在休谟那里，感性经验所规定的事实是直观的确实性，而数学关系是理证的确实性，然而对于所有通过概念抽象推理而不是通过关于事实和存在的观念的有关现实性的论断，休谟大声疾呼：“把它扔进火里去吧！”③休谟认为理性本身并不指挥行为方式，理性乃是而且应当只是情感的奴隶，除了为情感服务并服从于情感之外，决不能冒称任何其它的功能。对于抽象理性原则的确实性，我们一无所知。柏克接受了休谟对抽象理性的否定。他承认社会是人为的而不是天然的，承认社会并非仅仅是理性的产物，承认社会的准则是习俗，承认社会依赖于含糊的本能和癖好——甚至依赖于偏见④。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倡的“天赋人权”被柏克视为是愚蠢的抽象权利加以斥责。柏克认为没有抽象的“天赋人权”，只存在具体的“人赋人权”。“那些形而上学的权利进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就像光线穿过高密度的介质那样，根据自然规律，必然会发生折射，失去原来的直线。的确，在由人类激情和关切所构成的粗陋而繁杂的集合体之中，人的原始权利经受了那样多的折射和反射，以至于如果对它们谈论不休，认为它们仍然保持着原初的单纯状态，无所曲折，那简单就是荒唐之言。⑤” [!--empirenews.page--]启蒙思想家将上帝请出了圣殿，却又对理性顶礼膜拜。洛克、霍布斯与卢梭分别从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角度阐述了公民的自然权利。他们一致认为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合乎理性的。洛克和卢梭甚至认为：若政府违背契约，侵害到了公民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公民就有权解除契约，重组政府。法国大革命正是在这一理性原则的指引下不断被推到新的高潮的。面对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普遍社会恐慌和传统秩序的崩溃，柏克发人深醒的指出：这全是理性误用的结果。柏克强调抽象的理性原则一旦渗入政治实践将会带来道德和政治的邪恶。因为他认为“个人是愚蠢的，而整个人类是明智的。”个人，无论是精英还是平庸，其知识都是有限的，不完备的。理论家们经过思考提出的理性的抽象理论，其本身无法得到经验层面证明。与此相对，人类的政治实践则是丰富多彩、变幻莫测的。抽象的理论很可能会脱离国家的具体政治实践，脱离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真正的灵魂，用这样的抽象理论（如天赋人权）去指导具体的政治实践，其结果很可能导致“理性的误用”。因此，竭力避免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不仅是

柏克政治学的指导思想，也是其政治哲学的主要特征。⑥柏克“理性误用”的观点虽然较为极端，但却体现出他对个人理智的担忧和对社会秩序的关注。“自负”的理论家们以理性主义者自居，同时他们坚信政治是可以预料的，理性主义者以抽象的理论原则为指导，试图为人类社会指明最终的发展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确信自己掌握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一旦政治实践与其抽象理论发生严重背离，理论家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重新审视理论原则，而是坚持原有的理论视域在政治实践领域内“强行正义”。此时，暴力革命或许不可避免。我们也可以准确的将这些理性主义者称之为建构理性主义者。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傲慢地过于自信，没有一点必要的谦逊精神，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理性地全面重建社会所需要的一切知识。然而，没有任何个人的头脑，精英或政党能够具备这样的知识。正如英国著名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A.Hayek）指出的，赞成市场经济的观点首先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任何个人（或有限的一群人）能够知道全部相关的经济事实。假如完美知识能够出现在现实中，当然也就能够被计划者所得到，因此，他有理由要求取得支配经济的权利。而哈耶克则认为，经济智慧的起点便是承认这种要求毫无道理。可能从事计划的人“不可能获得使主宰事务成为可能的全部知识。”⑦无论是柏克的“理性误用”观还是哈耶克的“不完备知识”论都对建构理性主义进行了知识论层面的攻击。既然柏克认为个人的理智不足以洞察社会，柏克就将政治看作是一种艺术和具有洞察力的秉赋，是同“显然各式各样和不断变更的”主题打交道的事业，认为人的权利是“处于某种中间状态，无法给予明确定义，却又并非不可辨别的东西”。正是革命哲学的战斗精神迫使柏克不去阐述关于权利的学说，而是把它的想法用概括的语言形式纳入权利所据以产生的社会结构之中⑧。柏克不仅攻击了思辩政治的形而上学基础，还对作为思辨政治重要表现形式的自然权利观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empirenews.page--]这些理论家们所称的权利，全都走上了极端；并且与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真确成比例，他们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也都是虚假的。人权是一种中间的，不可能界定的东西，但并不是不可能加以分辨的。人在政府中的权利乃是他们的优势所在；而这些往往是各种不同的善之间的平衡；有时候则是善与恶之间，有时候又是恶与恶之间的妥协。政治理性乃是一种计算原则，是在道德上而不是在形而上学上或数学上对真正的道德因素作加、减、乘、除的运算⑨。然而，针对柏克对思辨政治抽象理论的猛烈批判，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提出了疑问“我们在评估柏克政治哲学时的问题将是：理论能够仅仅是理论的看门狗，而决不能利用为实践的向导吗？”⑩诚然，用抽象理论去引导政治实践的发展有可能会造成理性的滥用，从而导致邪恶的思辨政治。对此，柏克已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但是，难道被柏克所同情支持的美国独立战争不是正靠着某些基本权利观的指引而最终取得胜利的吗？对此，柏克曾强调指出指导美国独立战争的政治理论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而[1][2][3]下一页不是以空想的或哲理的概念为依据。美国人提出要求的基础是英国人在无代表权的情况下就享有的那种抗税的传统和实在的权利，而不象法国人那样基于“人的自然权利”等抽象概念而提出的主张。11但是，柏克的辨解显得较为牵强。因为，没有来自于实践的并被实践不断证明为正确的抽象理论的指引，美国独立战争或许会迷失了发展的方向。或许，柏克所反对的只是与实践脱节的、纯粹空想式的思辨政治吧。“天赋人权”观为结束“神权时代”对人类思想的束缚的确曾起到不可抹煞的积极推动作用，但在理性至尊的时代，为了防止理性的滥用，我们需要对那些不切实际的抽象理论保持足够的警惕，这恐怕也是柏克政治保守主义思想的初衷所在。二、认真对待传统由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抽象权利一经被运用于政治实践，柏克认为便产生了邪恶的思辨政治。法国大革命造成的传统断裂、秩序失控便是“滥用理性”的恶果。柏克天然的对传统、秩序与稳定怀有强烈的好感，而对革命、混乱与动荡则深感厌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柏克深受英国式渐进变革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他对英国政体可谓是推崇备至。英国政体的延续与稳定离不开英国“柔性宪法”的支持，这些宪法性的法律条文和判例的种种优点来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