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电影与小说的对比解读_1135

《白鹿原》电影与小说的对比解读一.电影对小说的删减

小说《白鹿原》的时间跨度为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白鹿原上白家和鹿家两个家族及相关人物的命运变迁为主线，将人物的悲欢离合与20世纪前半叶关中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从乡土民间和宗法家族的角度来折射中国近现代历史，以此来思考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的命运。小说具有广阔的时空表现范围和复杂多样的人物图像以及大量神秘的民间神话与传说，被誉为一部民族心灵的秘史。电影由于表现形式和时间的限制，不可能也无必要表现如此多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关系，因此，对小说进行删减是必然的选择。

对比而言，电影对小说最大的删减主要有两处，一是删去了小说中的核心人物朱先生、冷先生、白灵以及鹿兆海等人物，还有所有富有传奇性、神秘性的情节；二是删去了原著后半部分抗日战争以后的段落，把故事的结局提前到了1938年。电影设定的主要角色是父辈人物白嘉轩、鹿子霖、鹿三和子辈人物白孝文、鹿兆鹏、黑娃以及外乡女子田小娥，主要表现父子之

间的对立冲突以及田小娥与三个男性之间的爱欲情仇。这样的删减使得电影讲述故事的线索更清晰，主题及矛盾更为集中，缺陷是丧失了小说对文化及历史呈现和反思的深度和力度。

小说中的朱先生和白灵被称为白鹿精魂，是小说中少有的有生活原型的人物，两个人物在小说中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

朱先生贯穿小说始终，是小说的灵魂人物。他的原型是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在小说中以智者、圣人和预言家的形象出现，是白鹿原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是作家心中理想文化人格的现实化身。朱先生为老百姓免遭屠城之祸而只身义退20万清兵，为除烟害不顾众怒犁毁罂粟苗，教化乡民稳定乡村秩序，制定《乡约》，纯化民风。他规约着白鹿原的生存走向，为白鹿原排除灾难，是统摄所有人物的核心和枢纽。朱先生能参透历史，称国共之争是公婆之争，并说国共两党的成员都不是君子以及将天下大争概之为鏊子说等等观点，是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透视白鹿原上的革命运动和党派之争。他将历史还原为暴力相徇的恶性之争，显然不符合目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的

认识。另外，作家对这个人物有很多神奇幻化的描写，是在拍摄的时候难以把握的，导演放弃这个人物有对政治敏感问题的顾忌，也有拍摄难度的现实考量。但影片去掉这个儒生，相当于砍掉了支撑整个故事的一根柱石，关系到关中民间精神生态系统的白鹿精神没办法得到体现。

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作家倾注强烈感情书写的白灵女士，原型是革命烈士张景文，这个共产党员热心为革命，为党的事业历经磨难，却在1935年秋在陕甘宁边区的肃反运动中被活埋，死于共产党内讧。写白灵女士的事迹其实是作家在反思我们的革命曾经陷入怎样的误区，对个体而言，革命处处充满阴谋、暴力、杀机，革命的残酷性将个体推向人人自危的境地，以此消解了意识形态话语中革命崇高圣洁的光环。电影放弃这个人物，使得小说展现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影响。

电影最大的争议在于结尾，小说的故事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而公映的电影把故事结局提前到1938年，以抗战开始，日本飞机的炸弹扔在白鹿原的祠堂时作为结束。把小说中后面的故事，即把变化最大、

最剧烈的时代境况下的故事给掐了，造成白孝文、鹿兆鹏和黑娃三个年轻人的命运不知所终，上下两代人的传承只完成了一半，原著架构被完全破坏。被拉了国民党壮丁的白孝文，投奔共产党而不知下落的鹿兆鹏，当了土匪头子的黑娃，接下来的命运并没有在电影中交代，唯一清晰的是田小娥死了，她的灵魂埋葬在塔下。结尾的删减使得事先安排的伏笔没有得到呼应。

小说最后，早年领导农协进行风搅雪革命，后又学为好人，临解放时对国民党反戈一击的黑娃，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作为反革命镇压；而缺乏道德操守，新中国成立之前卖身国民党的白孝文却当上了新政府的县长，个体在革命中的命运变幻莫测。小说在讲述白鹿两家子辈革命经历时，在民族秘史的视野下，在讲述革命时已不同于红色革命正史。个体参加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民族国家的解放，而是复仇或投机的工具，当个体私欲与革命联系在一起，革命与国家、人民的纯洁关系遭到改写。电影删减了这些人物的结局，既破坏了叙事的节奏和完整，也阉割了电影对茫茫历史与革命的思考。

二.电影的主线和副线

电影奠定的故事主线是父与子、旧与新的对立和冲突，副线是田小娥与黑娃、鹿子霖、白孝文之间的爱恨纠葛。但自从田小娥在电影放映的第二十多分钟出场后，主线开始弱化并去向不明，副线却成为主要的表现内容。对此，导演这样解释：“电影有它的特性。一个电影承载不了那么多东西，《白鹿原》人物众多，在电影的容量里如果平摊到每个人身上根本讲不透。白嘉轩身上道义、礼教的东西在电影里可以拍，但并不是最适合的。电影需要声色，需要情感，要讲述故事。田小娥这条线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因为这条线讲的是人的情感，这种东西是适合电影讲的。”但导演也不甘心完全以田小娥作为表现的主角和中心：“我可以干脆就拍成《田小娥传》，可能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它更纯粹，可是如果这样做就太泄气了。小说的厚度、价值，它承载了这样一个很沉重的主题。如果真拍成田小娥和几个男人的故事，你也会觉得似曾相似，没有新意。”

这说明导演的内心的矛盾和挣扎，若以白嘉轩为主角，思想内容会厚重些，但却缺少看点，若以田小

娥为主角，表现她与三个男性之间的爱恨纠葛，也许有看点，却与原著史诗般的深邃与厚重相去甚远。正是因为双重顾忌牵制，所以，电影中似乎是田小娥的传记又有白嘉轩若即若离的出现，想要两全的结果使得许观众莫名其妙感到电影冗长沉闷。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将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面临的困境是影片既不能失去艺术品位又能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既要保持精英文化的艺术品质又能体现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娱乐性和商业性。导演正是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既要原著中深邃的历史精神又要顾忌到商业化看点问题，在两难境地中顾此失彼，从而使影片产生定位不清晰，诉求不明确的问题。三.小说和电影里的田小娥

小说中塑造的田小娥形象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无限的可解读性，电影将之作为女一号人物也属情理之中。但电影和小说里田小娥的形象内涵大为不同。

小说里，田小娥出身穷苦，婚姻不幸，给年近70岁的郭举人做小妾，被郭举人当作养生和泄欲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