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鹿原》人物分析

《白鹿原》上的人格类型

——守成者，投机者和本能者

真实的白鹿原在古长安之侧，2000多年前，刘邦兵屯灞上的遗址就在这里，唐代的诸多诗人在此行吟或者隐居，这块京畿之地在缓慢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乡约族规家法和民俗，渗透到每个平民的血液中。直到清末民初，遭遇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旧有的乡村结构才在现代化的残酷剥离中崩溃。

小说中的白嘉轩是族长，他是典型的“守成者”，在他看来，乡约就是天经地义的乡村规范，他是怀抱着田园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而他的对手鹿子霖，是标准的“投机者”，抓住新时代所带来的一切机会，他们才是白鹿原真正的主宰。白嘉轩的感召力只能停留在昔日的荣耀里，他维护的是过去的尊严，而现实中，贪婪人格的鹿子霖往往能获取最大的利益。

以身体原始欲望行走的黑娃和田小娥是白鹿原上的异端，他们是“本能者”，他们的生命如电闪雷鸣。活得虽然短暂，可是那种轰轰烈烈活法，却是惹人瞩目的。这些人物，在这片土地上，按照陈忠实的话说：“得意着或又失意了，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刚站起来快活地走了几步又闪跌下去了……”

白嘉轩：时代的守成者

白嘉轩:族长的没落

很多人觉得白嘉轩的塑造，是陈忠实唱给白鹿原的一曲挽歌。作为一个胸怀仁义、心有大志的族长，最后被社会浪潮挤落在社会角落，家业和族事都趋于没落。这是他人生和他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没落。

浓缩了传统文化负荷的白嘉轩所面对的，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乡村的衰落，是晚清至民国以来的趋势；而基层政权的不断整合，使得宗族和他所代表的儒家正统观念更无容身之所。

白嘉轩的人格

白鹿原上有两个代表白鹿精魂的人物，一个是白嘉轩的精神偶像朱先生，另外一个是他的女儿白灵。实际上，这两个人物的不断启示和关联，使得白嘉轩在尘世间的挣扎，不脱离正道。

陈忠实在村里做调查的时候，听老人们讲故事，说到他的某位长辈，从村落里走过的时候，腰永远是挺得笔直的，个子很高，从村里走过去的时候，那些在村落街巷旁喂奶的女人们，都会吓得躲回自己家的院落。这就是白嘉轩的起源点，陈忠实说，族长的禀赋、气性，在那一刻他有了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加上他从“蓝田县志”上抄下来的北宋年间吕氏大儒所制定的“乡约”，自然就融进了这位族长的血液。白嘉轩的人生故事和际遇，开始不断延展开来。

白嘉轩是依照祖宗规矩定下来的族长，可是他在小说开篇就面临着巨大的难题，他的历任妻子的死亡，使他面临着无后的恐惧，也面临着族长在他家断绝的可能性。他“六娶六亡”的故事已经成为乡村的传奇，性在白嘉轩这里，脱离了欢悦的主题，而变成了只有传宗接代的唯一功能。即使是如此，白嘉轩巨大的雄性力量，还是通过小说开篇而传播开来，特别是

他初当族长整修祠堂开始，他的强大，从开始的带点生殖崇拜的描写，进而进入到文化层面。

白嘉轩从一开始也是浑噩的。小说开始写他因为风水原因，用鬼祟的装穷伎俩去骗取鹿家的土地的时候，他身上的深藏的文化基因特别的明显。“心里燃烧着炽烈的进取的欲火，脸孔上摆出的却是可怜兮兮的无奈。”他的装腔作势连自己的母亲都骗过了；而他开始的发家史，委实也不太高明，所谓的“种药”，不过是种植鸦片。这一片段同样来自历史事实，清末民初，关中大片土地种植鸦片，当时的游记对这种景象有很多记录。包括斯诺的《西行漫记》里都记载了“沿途的罂粟摇晃着肿胀的脑袋”。白嘉轩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种植鸦片，而是不断重复：罂粟就是罂粟，药嘛。

只有当他的精神导师，也是他的近亲、姐夫朱先生带着他用犁彻底毁灭鸦片田的时候，白嘉轩才感觉到人生的觉醒。朱先生是有现实人物做依据的，理学在清末虽然已经式微，可是在关中还有关中学派，牛兆谦就是关中学派的最后传人。他在乡村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是传奇，类似夜观天象，判断明年如何种植庄稼；或随手一掐，帮人算出走失的黄牛在哪里；甚至他死后多年，被红卫兵挖掘了墓葬，可是里面连墓砖都没有，异常朴素，人们再次传说他生前已经有了掐算，这是他神话遗留多年的象征。不过他真正的价值，在于维系这片土地上的正统观念，向人们传递儒家礼法，包括编纂与众不同的《蓝田县志》，联合南北知识分子，在上海报纸上发表抗战宣言。牛才子的墓葬地离陈忠实家很近，自然使作者升出了崇敬仰慕的心理。

以往白嘉轩是混沌过日子的，可是朱先生不断用各种儒家规范去刺激他，点燃他，包括用最简单平易的歌谣去争取他向善，最典型的如劝他放弃与鹿子霖争夺寡妇地产的那首四句诗文。白嘉轩本来就是有慧根的人，这种日积月累的点化，使他的族长身份逐渐确立起来，他有意把宗族当做他的一切，而社会性的唯一表现，也在他的宗族中：他对当官毫无兴趣，对政治天然疏远，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仁义、内省、自励上，与此同时，他去监督着每一个破坏宗族规范的人，任何有违宗族道德的人，都会被他严厉打击，哪怕是他的亲生儿子。

做人，成为他的最高追求，交农事件中，长工鹿三代替他出头，他大为感动，就是一句话：三哥，你是人。虽然白嘉轩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是朱先生每每在关键时刻的点化，使他完全成为旧的礼法在乡村生活的典型代表：他买地有限，愿意自己劳动，和长工鹿三关于农活的交流，是真心的交流；他的慎独精神也是严谨的：“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

白嘉轩后来被打断了腰，只能像狗一样行动，当地人都叫他“锅锅儿”，可是，他还是很快下地劳动，不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废物；而且，他在精神上，还是“很硬很直”。就在他的腰被打断不久后，他做出了要修塔震慑住田小娥的妖气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是在全村的反对中做出的。满村的人都在田小娥的死宅前烧香企求保护，白嘉轩的儿子、准备继承他的族长位置的白孝武和村民们也都企求他给那“婊子”修庙的时候，他愤怒地走出门，觉得自己哪怕成为孤家寡人，也要造塔去邪——他的凛然之气，是整个村庄在乱世里生存下去的主心骨。他的坚强贯穿了小说始终，到死也没有动摇。

族长的身份及其没落

在从朱先生处获得了“乡约”并且将之刻在石碑上的那刻起，白嘉轩的族长身份有了外化的特征。以往自己家门楼上的“耕读传家”还只是代表着他的家风，而严正、清明、繁琐的乡约刻在石头上，并且摆放在祠堂里的时候，他的族长身份获得了某种形式上的确定。一直想辞去学馆职务的老秀才也放弃了回乡，而是想留下来，帮助他在白鹿村教化民众，实践“乡约”。

不过时代的巨变超越了白嘉轩的设计，就在他刻碑立石的同时，鹿子霖当上新政府任命

的乡约，直接与他抗衡，而白嘉轩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中也会迷惑：乡约怎么成了官名了？

族长要保护宗族利益，在以往的统治体系下，宗族是政府在乡村统治的顺延，所以双方会有协商空间，可是民国政府没有给白嘉轩这个空间，所以有了“鸡毛传信”交农事件。貌似反对官府的行为其实质还是在行使族长的权力，保护族人不受欺压，他的起事人的身份不是秘密，白嘉轩受到了族人的赞许。也就是与此同时，他与新政府的无法相容也暴露了出来，当他想用自己去换取被监禁的族人的时候，新成立的法院体系已经让他的义举显出挫败感来：新政府的办事人员宣传了民主精神后，让他快走快走，再不走就是无理取闹，破坏革命机关秩序。

在一个乡村不断进行现代化变革的时代，白嘉轩的族长任务显得难以完成。他的壮举尽管还是被四邻传播，但是，仅仅限于整治赌徒，包括治疗大烟鬼，他的努力，仅仅在于恢复乡村日常的生活秩序，所有的公众事务，日益集中在以鹿子霖为代表的新政府手中。村落里所掀起的种种轩然大波，包括军阀的抢粮、国共合作、农民协会，到还乡团对农民协会的镇压，再到抓壮丁抗战，这种发生在乡土之上，却是对旧有乡土传统进行着巨大破坏的各种变化，陡然变得和他没有关系了。白嘉轩本来就不愿从事政治，可是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也并不是他所能从事的。他只能表现出超脱的态度，儿子回家问他，一切权力归农协，这是什么意思。他大喝道：这和咱屁不相干，你该操心自己要办的事情。他买来了轧花机，成为白鹿原上少有的新机器的使用者。

在农协革命失败后，白嘉轩还有挣扎，他代表族人去向准备惩罚农协会员的田福贤和鹿子霖磕头，要求惩罚他的不教导族人的过失。可是田和鹿只是在最表面给予了他尊敬。

在公共事务上的被排斥，使白嘉轩不得不在家庭树立样本。他在家族内把“耕读传家”视为了头等大事，因为害怕失传，所以，他命令自己的儿子在长工鹿三的带领下进山去背粮食，让他们受苦，是为了让他们明白“啥叫粮食”；长子白孝文婚后有贪色迹象，他及时制止，不过，这种制止只是暂时的，遇见真正有破坏力量的田小娥，白孝文宁愿舍弃家业，背离家族而去；他特别喜欢小女儿白灵，可是当白灵开始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家族给自己定下的姻缘的时候，他就开始勃然大怒，最后索性割裂了父女情谊，只当对方死了。在没有政治倾向的白嘉轩看来，白灵加入共产党或者国民党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不能背叛乡村的伦理准则，事关礼教大局的事情，他都不能含糊。

儿子和女儿的背叛，是对他的双重打击。白嘉轩再次显示了他为了礼法而割舍亲情的人格特征，白孝文和田小娥的私情，起初只是杀人的闲话，可是当他在雪夜立在窑洞口，目击闲话被证实的那一刻，他的心境真是惊天动地：“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终点，猛然狗似的向前一纵，一脚踏在窑门的门板上，咣当一声，自己也栽倒了。”

能承受一切的白嘉轩不能承担之重，是自己的儿子，一个从小受他严格教育，有潜在族长的可能，而且刚刚主持了惩罚田小娥的男女私情的仪式的儿子，毅然决然地躺在了田小娥的床上，这代表着他所辛苦建立起来的体系的崩溃。他对田小娥的憎恨是发自内心的，两个人代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稳定的、宗法的、严谨的系统，另一个却是无根的、淫荡的、本能的系统，加之田对白家的毁灭性打击，使他在众人反对的时候坚持说，要挫骨造塔，要让对方永不见天日。这位敦厚的长者同时也是个冷血的食人者。

他被击中要害后还站了起来，鹿三明白他，对他说：嘉轩，你好苦啊。可是白嘉轩特别明白维持礼教，必然自己要承受许多痛苦，所以他说：在咱们庄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

也就是这种忍劲儿，使白嘉轩能够在宗族的大事来临之时挺身而出。乡村的求雨、祭祀等仪式还是脱不了族长的领导，白嘉轩的表现，使他无愧于族长的称号。“他用左手再接住一根红亮亮的钢钎儿，啊地大吼了一声，扑哧一响，从左腮穿到右腮，冒出一股皮肉焦灼的

黑烟，狗似的佝偻着的腰杆戳戳直立起来。”这是老族长的最后的辉煌。

随后，是一个曾经熟悉的乡村体系不断崩溃的过程。尽管白嘉轩还在不断地努力去做乡民们的代表，包括去县城营救曾经伤害过他的土匪黑娃，可是，面前的亲生儿子的拒绝让他完全无力：这事比不得族里的事啊。你回去咯。他去营救自己的仇人鹿子霖也是同样的失败，县长完全没有把他的请求当做一件要紧的事情。

在颠倒白鹿原的一系列政治风云中，白嘉轩是完全的失败者，昔日县令授予他们的“仁义白鹿村”成为一个久远的梦想，暴动、杀戮、灾祸、国难接踵而来，他完全没有力量在里面起到一点作用，甚至老对手鹿子霖都在依靠阴谋诡计主宰着白鹿村上的风云变幻，而他，只能和他的人生导师朱先生一起，哀叹白鹿原沦为各个党派、各个利益集团的鱼肉。

难怪朱先生去世的时候，白嘉轩在雪野上奔跑着，几次滑倒，巨大的哭吼声能够把房梁上的灰尘都震落下来，他哀号的是：白鹿原上再也没有这样一位好先生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好先生了。

白嘉轩的一生，磨难重重，早年丧妻还只是个民间传奇，可是后来的人生一点不轻松。他在交农事件中虽然是领导，可是却被乡民们指责为缩头不出；大革命中他也被游斗；土匪将之打残；女儿离开家庭后，在延安“肃反”中被杀害，临终变成白鹿来托梦，他才暴露了自己始终埋藏的、对女儿的巨大的感情；族长之位后续无人，几个儿子显然都不是好的人选；家业凋零，儿子们不能守成。可是他还是坚持，凡是出生在白鹿村炕脚上的村民，只要是人，最后都会跪在白鹿村的祠堂里面。他的信念没有改变。不过此时，他只能做一些修订家谱的事，其余任何事情已经与他无关了，有评论者觉得他是抱着“农民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

最后的打击迟早要来，跪在祠堂里面并不代表宗族还受他的控制，儿子白孝文离开祠堂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人迟早要离开原上，白鹿原外面的世界已经打开，村庄已经不是昔日的田园景象。同样是白孝文，最后使用心计，枪毙了起义的、已经彻底在心灵上回归白鹿原的黑娃，白嘉轩就是目睹了这个场面，才“气血蒙眼”，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早年严重伤害了他的儿子，还在给他持续的伤害。不过这种“眼不见为净”的状态，使他的“气色滋润柔和，脸上的皮肤和所有器官不再绷紧，全都现出世事洞明者的平和与超脱”。

鹿子霖：时代的投机者

鹿子霖是白鹿原上一个乞讨者的后代，这在小说的将近结束处才予以点明。而揭露这一源起的，同样是一个意外事件，一向性格要强的鹿子霖主动叫一位乞讨者打骂他，他要重新演示和体验祖宗的精神。

事件本身具备惊心动魄的画面感：争强好胜的鹿子霖叫一位从路上捡来的、总是甜言蜜语的“糜子面甜嘴”的长工三娃子不要再说任何好话，而是打骂他；小长工被吓傻了，鹿子霖说，他睁开眼睛，阎王爷也不会敢动手的，当三娃子终于鼓足勇气动手的时候，鹿子霖的灵魂暂时地觉醒了，他从施虐者变成了灵魂的受虐者，祖宗的遭遇，在他体内又苏醒了一次，这就是他们家祖传的“勾践精神”。

时代所带来的机会

这个阶段，鹿家已经败落殆尽，受到儿子鹿兆鹏是共产党的牵连，他被关押在监狱两年多的时间，土地被他老婆一块一块地出售干净，以往只知道求神仙保佑自己家庭的女性表现

出过人的勇气，甚至把家里的门房门楼也拆掉卖给了仇家白家，她觉得，没有鹿子霖，鹿家整个就完了。

而鹿子霖就是在面对着曾经是村落里首屈一指的大院落变成了断壁残垣的时候，开始向祖宗乞灵的。他的往上数五辈的祖宗马勺娃是个周围村落都熟悉的老面孔，马勺从童年就开始了乞讨生涯，在西安城，经历了被不断的打骂以及不可告人的出卖肉体的生存道路，他终于成为名厨，并且回乡置办土地修筑房屋，成为白鹿原上首屈一指的富豪。最厉害的一招是，恩仇分明，不仅仅把当年凌虐他的“炉头”虐待至死，还在白鹿原上大宴宾客，半个月的时间内，当年在乞讨中施舍过他的人们都得到了羊肉泡馍的报答，而一位混进来的没有施舍过他的人被他认了出来，在他的碗里放了麦草，直指对方是牲畜。

很多评论者因此觉得鹿家的血统中有商业血液，鹿子霖和白嘉轩的对立掺杂了商业信念和农业传统的竞争。事实上，鹿马勺的所谓商业性并不坚实，不过是传统社会里极其平常的外出觅食工作，发财之后，仍会回到原上购买土地。用鹿马勺的话说，厨师只是暂时性的，“一辈子伺候人的，顶没有出息”。关键还是在本乡土有土地做靠山。陈忠实的这一人物原型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按照记载，白鹿原附近的蓝田县专出厨师，民国时期，30户人口的小村落至少有十几名厨师，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既不颠覆乡村的财富结构，也不去改变乡村政权结构，觅来的财富，只是减轻家族负担，财富成为进一步出人头地的机会。

鹿子霖的行为模式中，更多还是奉行着“出人头地”的核心概念，这种“出人头地”的实质是白鹿原的另外一种理论思想，也同样出自鹿马勺之口：无论你是种庄稼还是经商乃至学艺，只要居于人下就不免要受制于人，就要受欺，但是在忍受的同时一定要思报复，不能永远忍受下去。临死他留下遗言给后人：让人伺候你才算光宗耀祖，中一个秀才到我坟头放一声草炮，中了举人放雷子炮，中了进士，放三声响铳。可是鹿家的后人似乎没有出现读书种子，死者的遗言一直成为空谈，所以鹿子霖才在寒冬逼迫自己家的孩子上学：“我等着在老太爷的坟地放铳子呢。”

在传统社会里，鹿子霖所用的招术，包括闪现的智慧，都是非常传统农民式的。尽管评论者将白嘉轩视为“正”的代表，而他是“邪”的代表，可是他所谓的邪恶，并不脱离传统乡民的小奸小坏。父亲鹿泰恒和他一样，整体的思维局限于在乡村系统内的“出人头地”。当白嘉轩出于风水原因，略施小计用自己家山坡下的水田去换取鹿家山坡上的旱地的时候，父子俩胸中涌起的，全都是传统的农民的豪情：算计着水田能种的粮食和出产，3亩多的整块土地，在河川地里算是头份——他们的角色完全等同于任何一朝得志的小农，“心里已经有一架骡子拽着的木斗水车在嘎吱嘎吱唱着歌”。

如果不是民国到来，鹿子霖的角色，应该也只是富裕的乡农。按照乡村规定，族长的位置由白家永远继承，他和他的家族唯一可以扮演的，就是一个有势力、有面子的乡村绅士，例如在和白嘉轩争相购买寡妇土地的事件上，尽管双方各自有算计，可是在朱先生“仁义”的旗帜下，双方还是能形成共识，就是放弃了争端，共同扶持乡村伦理系统，他们共同出资修建祠堂就是最好的例证。唯一需要警惕的，就是他父亲一直在劝说的，不能让白家跷脚在他们家头上。

机会随着乡村旧有的体系崩溃而到来。民国初年开始，国家政权开始强制进入乡村社会，打破了王权不下乡的旧传统，行政权甚至进入乡一级，《白鹿原》中提到，旧有的行政体系全部废除，县令改为县长，所不同的是，村庄有了自己的保障所。基层官僚机构的重新建立，还是从绅士阶层招兵买马，鹿子霖正是利用这个机会，成为保障所的乡约。尽管白嘉轩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乡约本来是一套乡村的自治组织，怎么演变成了官职名称，可是，鹿子霖确实在形式上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

小说中提到了他和各保障所的乡约们同民国的首任县长的合影，这张照片被称为县城历史上别开生面的第一张历史性照片，穿上新制服的鹿子霖不认识自己了：这个制服下的人精神了许多。

制服是隐藏的权力象征。因为有新的权力做依靠，鹿子霖剪掉辫子才一点不迟疑，他明白，自己现在已经有十几个村庄可以管辖，完全可以和白嘉轩抗衡了。不过，民国政府所交代给他的任务，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获取的，他必须与代表传统势力的族长白嘉轩斗争，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第一个任务：丈量土地，民国政府要收取印章税，名为“建立革命新秩序”，实际上是收取钱财作为各乡镇基层政权的生存费用。在这一点上，鹿子霖毫不迟疑地背叛了乡村体系，他要效力于新政权，必须交纳出自己的良心，还有旧有的和乡民们的良好关系。

白嘉轩用古老的鸡毛传信方式，将新县长的法令破坏殆尽。鹿子霖并没有完全出卖白嘉轩，可是他也完全没有站在白嘉轩一边。鹿子霖到了重新选择的一个时刻，是彻底和乡村决裂，还是稳固和乡村的关系？他选择了后者。

乡村关系是他生存的基础，他不能轻易放弃。所以，当老谋深算的冷先生提出三家联姻的时候，他答应得比白嘉轩要痛快得多。白嘉轩还有自己的内心盘算，而鹿子霖很明白，自己和白家的关系不宜彻底破灭——在反抗县政府的交农事件结束后，他热情洋溢地走到村庄里，要求给白家做媒，投机的倾向，在鹿子霖身上彰显得分外明晰。

儿子鹿兆鹏身为革命党，并不愿意屈服于父亲的包办婚姻，可是鹿子霖完全不认同儿子的选择，除了巨大的宗族压力外，还有一点，就是亲家冷先生在白鹿原上的声望，如果和冷家断绝了关系，他将被白鹿原上上下下的人看不起，而他一世所争取的，也就是被人“看得起”。

这也是他在当上乡约后，大摆宴席的时候放了无数鞭炮和三声铳的原因——离开了乡土，这些排场将是没有观众的。

如果背后有强大的政权做后盾，也许鹿子霖的做法是逐步巩固势力。可是，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脆弱性带给鹿子霖极大的不稳定感，他只能不断地改换门庭，当白嘉轩和他代表的乡土势力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去抵抗各种乱政的时候，鹿子霖所做的是：以他的顺从和投机，在各个权力者那里寻找认同感。他和总乡约田福贤很顺利地勾结在了一起，田福贤看重他的，是他在白鹿村的影响力，整个村庄唯一能和白嘉轩抗衡的就是他，而白鹿村在原上十几个村庄里，又是首屈一指的重要村庄，这种出于维护自己权力的勾结方式，在军阀横行的状态下没有破灭，“乌鸦兵”来村庄强取豪夺，他和田福贤马上屈从，并且劝说白嘉轩也放弃反抗；当北伐军队成立的时候，他的态度也很活泛，向前去他家的女学生白灵打听消息，他没有政治信念，有的只是如何投靠到新政权里。

国共合作的时候，他也不反对；当共产党被镇压的时候，他想出的镇压方式最为残酷，用绳子吊着人往下墩，被田福贤表扬为四邻八乡里面“你耍猴耍得最绝”——并不是鹿子霖格外的邪恶，而是他急于向每一个政权效忠。特别是当他因为儿子是共产党的原因而被总乡约田福贤嫌弃的时候，他跑去痛苦陈述，儿子和自己毫无关系：他是他，我是我；当他觉得官职无望的时候，索性双手抱住脑袋痛哭起来：“我怎么也想不到活人活到这一步。”

鹿子霖的“小”和“轻”

在中国古老的儒家传统中，尽管忠孝节义始终是从上到下旌表的价值观，可是，在这种价值观的背面，一直有不间断的钻营洪流，至少在鹿子霖的人生观里面，忠孝节义，肯定只是手段，关键还是权力的获取。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官位时，毫不迟疑地对四周的村民

下手，白嘉轩为农民的不断求恳在他看来非常可笑。在他所设置的刑场上，有个非常具象的画面：手有残疾的白兴儿的手指头被行刑者慢慢地割开，鹿子霖和田福贤所结合成的权力机构，已经把乡民们彻底看成是自己的管理对象了——最后一丝伦理的联系已经不存在了。

这就是白鹿原现代化最真实的一面：国家法令向乡村渗透，白嘉轩完全不明所以，才有他去县法院大闹一场、期望能用自己换出被囚禁的村民的情节。而鹿子霖作为白嘉轩的对立面，他明白这一变化的到来，此时他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出人头地，以及压倒白嘉轩，而是全面地掌握乡村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各项权力，全面地成为国家的“乡村代理人”。

这种新角色的出现，要求鹿子霖拥有更高超的技术，和更广阔的格局。那样一来，鹿子霖说不定有节节攀升的机会，可是鹿子霖并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他的仇恨，仍然集中而顽固地局限在与白家的争斗上。

田小娥因为和他的偷情暴露后，遭到了白嘉轩的严厉惩罚，用刺刷在宗祠里行刑。他明白，这是白嘉轩在惩罚他，所以他非常毒辣地想到了对应的方式：既然你要脸面，那么，我就让你颜面扫地，让跟随着白嘉轩脚步的白家长子白孝文声名狼藉——如果不是他给田小娥出主意，田小娥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去勾引这个道貌岸然的族长继承者。

鹿子霖充满了乡村生存所必需的阴谋诡计。在白嘉轩被儿子气晕之后，他立刻将其背回家，他要的不是白嘉轩的性命，要的是白家声名的死亡；在白孝文被父亲严厉责难的时候，他又率领众人跪倒，因为他还是明白，只有在众人面前的假面具才能使他继续和白嘉轩抗衡；包括在白孝文彻底被打倒之后，他推荐白孝文去保安队，出发点仍然是，假面戴上才能继续与白家抗衡。无奈这两个老对手太知道彼此了，所以白嘉轩说：我不受你的跪拜，谁爱跪就跪。

尽管被自己的亲家冷先生指责，就是缺嘉轩的三分性气，可是鹿子霖并不是以“性气”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的周旋手段，包括与白嘉轩的斗争，始终带有极端阴谋的一面。许多评论者认定他一身的“邪气”，这种邪气往往通过对白家斗争的方式发泄出来，最明显的例子是，拆白家的房子。在白孝文因为吸大烟而卖了自己家的门楼的时候，他多年来的目标终于得逞了：让白家彻底的丧失面子。所以他召集了本门下的十几名后生去拆白家的门楼，还不忘记补充说：不准起哄闹事。没有想到的是，白嘉轩没有被他打倒，还邀请他去把院子也拆除了，说那样才干净。鹿子霖的费尽心机也只是空欢喜一场。

与白嘉轩相比，他的真正缺陷，不在于“没性气”，而在于得意和失意都太肤浅，作者陈忠实在设置角色的时候，将信奉儒家传统、有着深厚灵魂感的白嘉轩放在了天平沉重的这端，相比之下，鹿的一举一动，都显得轻浮。白嘉轩对儿子说鹿子霖总是“张张狂狂到处窜，人狂没好事。”

缺乏信念的鹿子霖以权位的得失为人生之至重，当他的儿子鹿兆鹏的共产党员身份再次干扰到他的官位的时候，他打算放弃自己儿子的生命，他觉得挽救儿子的性命是“劳神又折财的事情”——白嘉轩惩罚自己的儿子白兆文，为的是祖宗传下来的乡约，为的是信义；而他放弃自己儿子的生命，则是为了手中卑微的权位，他是现实的，利益化的，没有任何节操的，如不是亲家冷先生的一意孤行，坚持自己出重金去收买官员，他儿子的生命就此会终结。

他的得意也同样肤浅。另外一个儿子鹿兆海是国民革命军，为了让父亲彻底摆脱因为共产党儿子所带来的阴影，并且在乡村站稳脚跟，鹿兆海和他的军队同僚去了当地县政府，威胁了县长，甚至也去威胁了多年的老交情、总乡约田福贤。鹿子霖显然以为这种威胁是有效的，他在西安城里天天听秦腔吃泡馍，以为自己今后的日子有了靠山，回到乡村后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洒脱的日子”，去各村落喝酒，把自己以往视为靠山的乡约的职务不再放在眼中。

每天喝到似醉非醉，一身轻松地回到家中。他一定觉得，这才是自己的人生高潮，虽然一个儿子成为共产党已经无可救药，可是另一个儿子却是震慑县长的人物。直到田福贤向他指明，他的儿子随时会撤离此地，一旦儿子离开，他的靠山就没有了，再没有人乘着汽车给他撑腰了，而县长和总乡约才是此地的地头蛇，他不能不巴结，陡然明白了这点，他那些浅薄的小乐趣荡然无存。

许多评论者认为好色的鹿子霖没有和送上门的儿媳妇发生关系，是他良心尚存的表现，事实上，与良心无关。即使是这件小事，也透露出鹿子霖的种种小心思。对他的多年守活寡的儿媳，他并非完全没有动心，可是，这是鹿子霖所生活的乡村伦理的最后一道门槛了，如果和儿媳有了苟且之事，他的乡村地位则会荡然无存，他当然明白这点；而且，儿媳妇的父亲冷先生，几乎是他乡村生活的最后的朋友，与白嘉轩依靠姐夫、圣人般的朱先生获取精神养分不同，鹿子霖没有什么朋友可以依靠，总乡约田福贤只是他的利益伙伴；唯一可以倾听他的烦恼的，大概就是洞明世事的冷先生了。即使是奸猾如鹿子霖者，也有自己不能触碰的乡村规范。

正是因为没有准则，也没有坚持，鹿子霖反而比白嘉轩更早地看破了人生，再次因为共产党员儿子的牵连进入监狱后，他彻底地明白，只有无赖，才能活下去，所以他在监狱里还能和牢子要求别把粥做糊，还能把自己和儿媳妇的故事拿出来糊弄审判者，在看透世事上，他走得比白嘉轩要快一步。当白嘉轩去他家里道歉，自己又把鹿家的门楼拆掉的时候，他轻松地说：咱们一报还一报也就顶光了。

鹿子霖的看破，不仅仅在于自己经营了半辈子的乡约事业的彻底破灭，还来自孤独无后的恐惧，他的大儿子共产党员鹿兆鹏下落不明，二儿子战死在抗日战争中，在乡村，也就是最大的失败。所以他说，世上除了自个还是自个。

不过，汲汲于世俗利益的鹿子霖肯定是最无法超脱的。他的平淡的心境本来可以持续到自己死亡，当二儿子在外遗留下来的孙子来到家中的时候，他又恢复了性气，要挣扎下去。这种情绪到了他去拜祭祖坟的时候更加强烈，因为他进了监狱，一向肃穆的祖坟成了乡村的粪土堆，他发出了愤怒的诅咒：“让日本人打到白鹿原来。”他觉得村民们全部都不知道廉耻，和村民们的仇恨已经不两立了。他再次拿出祖宗的精神来：不欺人就会被欺，所以，他还要回头去吃“官饭”。

短暂的看破红尘似乎是个笑话，当他有机会重新回到乡约职务的时候，立刻花重金去西安城里购买了毛皮大衣上阵。事实上，他的这种性格，在作者描绘的乡村清明节的祭典上，就已经很分明了。清明节上，当地民俗以打秋千为庆祝，鹿子霖比的不是高低，而是花样翻新，他一会躺，一会缩成一团，还可以腾出手擤鼻涕，并且放出响屁让下面笑成一片。这是作者为其勾勒的一幅典型肖像，他的“小”和“轻”都在其中了。

他不可能放弃他的俗世的功名利禄，祖宗传下来的个性化的“勾践精神”就是他的立家根本。这种精神，显然不会随着鹿子霖的衰败而灭绝。《白鹿原》中有一笔有趣的描写，因为鹿子霖风流成性，他和四乡近邻不少妇女生育了不少孩子，他把这些孩子一一认了干亲，足可以坐上三四桌，这些孩子继承了母亲的俏丽和鹿家的深眼窝长睫毛，似乎在暗示着，以鹿子霖为代表的世俗的、贪图功名而做事不择手段的行为模式将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整部小说的结局，以鹿子霖疯狂和悲惨的死亡为结束，这个结局甚至影响了写作者陈忠实的情绪，作家说，他点燃雪茄，可是眼前就是鹿子霖冻死在柴房里面的僵硬的尸体。这个作者不遗余力刻画其坏的白鹿原上的坏男人的死亡，却使作者的“心在颤抖，两眼发黑”。

黑娃和田小娥：时代的本能者（无因的反抗）

用“叛逆者”来形容黑娃和田小娥，未必失之过简。他们最初不知道叛逆为何物，只是放情恣性地生活，在由宗族观念掌控的白鹿原成为离经叛道的人物；在经历了一系列生活的磨难后，两人逐步觉醒，田小娥迎来了自己的死亡；而黑娃，由红军到土匪，再回到了传统道路上，只道用圣贤书教育自己，却不知道，命运还是一场悲剧。

与朱先生一样，他们俩是白鹿原上最为传奇的人物，只不过朱进入的是正史系列，他们进入的是口头传说的野史。

性情中人

白鹿原上有众多的牌坊，包括当地的县志里都有卷宗繁杂的《贞妇烈女传》，作者陈忠实说自己写作的时候，感觉到这些陈年老本里掩盖着许多被痛苦折磨的女性灵魂，而另一方面，民间口头流传着不少酸黄菜故事，不少干部在开会间歇的唯一乐趣，就是琢磨这些肆无忌惮的放浪故事，贞烈故事和这些比起来立刻片甲不留。田小娥就这么慢慢浮现出来了。

田小娥最初是没有名字的，她只是郭举人的“小女人”，这是一个简单的“潘金莲”式的故事，因为家里的贫寒，父亲虽然是秀才，还是将其送与人家做妾，在大房的威风下收敛地过日子；更不堪的是，为了保养举人的身体，她还得被当做某种器物，“泡枣”——无论在举人夫妇眼中，还是观看她的长工的眼中，她都不是“人”，而只是欲望的客体，或者说，一个可供使用的“器物”。

但是黑娃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黑娃和田小娥一样，在双方相遇之前，他们都是混沌的，未开的，也拒绝被开窍。黑娃是白嘉轩的长工鹿三的儿子，在小说的开篇，他的出场就有了象征含义，被送进学堂学习的时候，手里捉着毛笔，拔下笔帽，紫红的笔头让他联想到狐狸火红的皮毛，他更像一个简单的“自然之子”。加上没有书本，学堂里的贫富差别带给他一系列的刺激：他吃了同学带给他的冰糖，呆呆地不敢动了，因为感觉太美妙了；他扔了水晶饼，因为不可能每天吃到，只能徒劳地增加他的向往和痛苦。黑娃的反抗精神，与其说是经过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本能带给他的。

特别能体现黑娃反抗的，是去看牲畜交配的那天，他和财主家的孩子一同出行，结果三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儒家伦理天生就回避这些“不洁之物”，一如之后回避他和他来路不明的美丽媳妇一样。尽管白嘉轩还牵着手送他进学堂，但是，他已经和学堂系统彻底决裂了，他嫌弃白嘉轩的腰，“挺得太硬太直”。

他和田小娥的相遇，开始仅仅是一场并不完美的性。被作为器物对待的田小娥看上了黑娃，仅仅是因为他是长工中欣赏她，羡慕她，把她当做“冰糖”一样的美好事物对待的人，“他几乎承受不了那种美妙无比的感觉的冲击，突然趴在她身上，几乎要融化成水了”。不过，她不是冰糖，不是别人施舍给他的，而是主动向他寻找情感的。

陈忠实说自己把性“撕开了写，不做诱饵”。田小娥和黑娃确实如此，他们因为性而结合，但是很快就由性生出了感情。因为性，小女人获得了名字，她被称呼为“娥儿姐”，而她，也认定，能和他相好这几回，死了也值得了。这也是黑娃能到处打长工寻找她的基础，露水之欢演变成了生死情谊，两人在寻找到对方后经历了电闪雷鸣般的冲击，所以才在他们一出村的时候，抱头痛哭起来。

如果他们的婚姻能被顺利接纳进白鹿原的乡村系统的话，那么黑娃也许真的能和自己说

的那样，攒些钱，购买些田地房产，慢慢地成为白鹿原上的传统乡民。他们在村庄边缘的被废弃窑洞第一次往外冒烟的时候，两人觉得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了，陈忠实不厌其烦地记下了两口子过日子的点滴，养了小鸡，种下了各种树苗，他们俩开始了甜蜜厮守——虽然族谱拒绝了他们婚姻的进入，但是两人生活在一起的勇气能改变许多。

不过，更大的变化来到了，这次，是革命。陈忠实在写作中发现，小小的白鹿原，包括渭南地区，简直是当时陕西革命的一个中心，运动开展的广泛程度和卷入的人数之多，许多村子都有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他还去一个小镇上寻找过最早的共产党的联络站，一个废弃的粮店，有研究者发现，1926年的夏天，有16名在北平、上海和天津上学的陕西籍的学生，去广州参加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16名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全部回到了陕西，他们在白鹿原附近的长安县办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当时蓝田县去参加的人也有几百人，随即，成立了大量的农民协会，所谓“风搅雪”，并不是空穴来风。黑娃成为农民协会的骨干，连田小娥也成为村里的妇女领袖，起因不仅仅在于他们卑微的出身，更在于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各种游街的新景观，正是他们本能的发泄。

主体的觉醒

然而，这种革命注定是不长久的。传统观点认为是国民党背叛了革命所造成，但是白鹿原上的黑娃和田小娥们显然无法成为与白嘉轩和鹿子霖们所抗争的新力量。他们有的只是铡刀，只是游街示众，一时的轰轰烈烈，很快就灰飞烟灭，所谓缺乏“思想的武装”。

不少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甚至白鹿原的作者都没有深刻研究过。研究者发现，关中地区之所以常年保持稳定形态，就是因为特殊的土地租赁关系，相比其他地区，关中地区的土地租赁很少，只占6%，而以自耕农居多，因此被称为特殊的“关中模式”，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白嘉轩和黑娃的父亲鹿三能保持非常友善的关系——因为租赁很少，地主和长工自然保持了相对的平衡关系。

黑娃所能发动的，全部是最底层的民众，而这部分人并不多。在黑娃上门动员的时候，不少农协会员的家庭都拒绝他入内，因为民众普遍相信，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好，黑娃“说破了嘴皮打尽了比方，也说不转人家”。他所剩下的只是逃亡一条道路。很多评论按照他选择的道路，将黑娃的人生分成多个阶段：革命者，革命军队的保卫者，土匪，保安团。事实上，这漫长的人生阶段里，黑娃的所有经历都只是迷惘的结果，他不知道反抗什么，也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以往的老实种地的梦想已经被革命击溃，那么剩下的，只有一片虚无。

相比之下，田小娥更有主意。她想要的，是保住黑娃的性命。在还乡团到来的时刻，她被吊在杆子上，村庄里的人们叫喊着：“墩死那个婊子。”小说描绘这一场景是“一只小巧的尖头上绣着一朵小花的鞋子掉了下来”。那一刻，她是整个村庄的敌人，可就算如此，她还在奢望，要保护住黑娃的性命，不能让他流亡在外。为此，她投靠了鹿子霖，鹿子霖对她的勾搭中不乏保护者的身份。他帮助她驱逐了上门的无赖调戏者，告诉她黑娃要保住性命，一定不能回到村庄，并且还一次次拿出银元来帮助她渡过难关。

尽管鹿子霖是村庄里人尽皆知的“坏人”，可是，至少他对她有一丝情谊，在无人过问的村落里，这是田小娥能抓住的唯一的东西。早期的田小娥的历史像传统小说中的潘金莲，依靠本能在生存；那么到了此时此刻，她已经不再是那个随波逐流的人物，而是有自己诉求的、努力挣扎在乡村中获得生存权的女人了。

这在她和鹿子霖的调情一幕中特别明显，鹿设计让其陷害白家，告诉她成功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田小娥果然不出所料，用自己的身体为诱饵，让白嘉轩声名扫地，曾经惩罚她的族长，用刺刷去打击自己的儿子，在精神上，她已经按照鹿的计划，尿到了族长的脸上；可是她还不满足，在鹿得意忘形的时候，她真的尿到鹿子霖的脸上，并且得意地大叫：我尿了

乡约一脸。受过的种种屈辱，在那一刻获得了彻底释放。

在和白孝文的关系中，田小娥得到了另一种释放。本来只是计划毁灭白家，但是知书达理的白孝文却打动了她，破烂的砖瓦窑本来是村里的禁地，任何正常男人不会来这里，可是白孝文却完全被勾走了灵魂一样不断地拜访，被礼俗控制的白孝文由不行到行，他自己的解释是不要脸什么都好了，事实上，更多的是田小娥的肆无忌惮的个性激发了他，两人不顾所有礼法在窑洞里抽大烟，扯面，“头脑里除却了一切生活的负累，似有无数的鲜花绿叶露珠滚动”。

此时的田小娥被整个村庄视为异端久了，村庄的歧视已经不在她的眼界之内，来了个白孝文，曾经的族长候选人，却甘于在青天白日下与她放肆地过活，对于田来说，与白孝文的自然而然滋生出的情感，意味着她的觉醒。她被传统文化所抛弃，但是反过来，她用自己的身体，给这个文化以极大的破坏。

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田小娥肯定不是王宝钏，她的天性是尤物，是规范的破坏者，也是爱情的滋生者，如果白孝文没有因为鸦片的吸食而彻底丧失了生活在村庄的能力，很难说他们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叛逆到底与回归

被鹿三扎死的那一刻，田小娥空洞地回过头，叫了他一声“大”。这个村庄对她的惩罚到了顶点，按照鹿三的逻辑，这个毁灭了两个男人和两个家庭的女人实在该死，可是田小娥的逻辑更为强大，在她死后，始终不肯散去的亡魂附体在鹿三的身上，开始发表自己的演说。白鹿原就在长安城的附近，古往今来，这里目睹了无数贞洁烈女或者淫妇荡娃的故事，传奇在这里是最普遍的，恍惚唐人传奇里那些不甘死去的女子鬼魂的再现，陈忠实用非常实在的笔法描写了田小娥死后叛逆到底的折腾。

她附体在鹿三身上，在整个村庄目睹了鹿三由稳当持重到了疯狂轻佻的时候，发表演说：“我在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的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推搡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何容不下我住？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子里住不成，我和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她不仅是对自己生前的不平在控诉，更是对死亡的意外到来在控诉，尽管有头裹红绸的“法官”来对付她，可是田小娥的幽魂已经化为厉鬼，掀起了一场白鹿原上的瘟疫。

这场瘟疫，连村里的冷医生也对付不了，一贯强悍的白嘉轩也无从应对，并且在瘟疫中丧失了他妻子的性命，尽管白鹿原并不是一本民间神话传说，可是在瘟疫凶猛扑向村庄的那一刻，确实犹如白娘子水漫金山一样，一个生前被人看不起的女性在死后，用神秘的方式替自己复了仇。在窑洞外点燃了星星点点的烛火拜祭她的村民们，显然是被她征服了。憎恨她的世界反过来被她报复，尽管是病态、疯狂的报复。

田小娥在村庄里的消失，是在白嘉轩建立起六棱形的砖塔镇压她的亡魂之后的事情。那塔下是她用瓷缸封死的骨头，不过，她并没有那么容易屈服，雪后的蒿草丛中，忽然飞出来五颜六色的蝴蝶，被称为“鬼娥儿”，表达着她最后的一丝存在。

而她真正的消失，是她曾经深爱的黑娃决定放弃她的时候。经历了从土匪到保安团团长的身份转移后，黑娃决定找一个知书达理的女人来管管自己，当他的良家出身的娘子坐在他面前的时候，尽管小娥的面容不断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还是觉得与小娥的只是“见不得人的偷情”，并且在第二天早上向新娘忏悔：我以前不是个人。他的“自然人”的身份逐渐消逝，变成了传统伦理中的“浪子回头”的典型。

不过，尽管有“浪子回头”的表面故事，可是黑娃并没有成熟世故如白嘉轩或鹿子霖，

和他早年生活一样，他的无目的的生活贯穿了始终。当土匪的时候，他有过深深的难受，觉得白鹿原上终于出了他一个土匪了，可是，这不妨碍他做一个凶暴、鲁莽的土匪，包括指挥手下打断了白嘉轩的腰；之后的回归保安团，加入主流社会，包括进了朱先生的学堂，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可是他仍然是茫然而厌倦社会的，他的理想不过是去做一个教书先生。

他的热衷于和不热衷于是对等的，做出种种判断，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更多是本能的回答：包括放游击队过界，惩罚叛徒，最后平静地起义，因为他单纯地以为他性格中的暴烈因子可以通过善因子的替换而能扫除他今后的人生障碍，所以，他才忽略了解放后自己可能的悲剧性命运。一点都没有注意别人对他的警告。

田小娥和黑娃，一个彻底叛逆，另一个在人生的中途寻找自己的新方向，可是都无从改变他们的“自然人”的属性，他们的故事，比起循规蹈矩的白嘉轩来说，更加轰轰烈烈，也能引起更多的共鸣。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09-10/ 年期号36 /总期号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