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艺术特色赏析

《白鹿原》艺术特色赏析摘要《白鹿原》是20世纪初问世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一经问世，便备受关注，与之相关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

本文通过笔者对小说的阅读感受，着重从结构安排、思想意蕴、人物刻画、语言运用等方面来探讨赏析《白鹿原》的艺术特色，领略作品带给人们的艺术享受。

关键词：《白鹿原》小说艺术传统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为背景，真实再现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长达五十多年里，白鹿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和白鹿村在中国社会大变革中的变故。

小说独特的结构设计，深刻的思想意蕴，丰满的人物形象，富于地域风貌的纯朴语言等，给人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艺术美感令人震撼。

一结构设计匠心独具，令人叫绝陈忠实说：“最恰当的结构就是能够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

”这部小说创作中最难的是结构，而小说最成功的地方也是它的结构，显示出作者独到的设计与安排。

一方面，作者采用多条线索，或明或暗或隐，交叉繁复，演绎绵密，使本已错综复杂的故事张弛有序有条有理；另一方面，作品的主体线索突出、脉络清晰，明暗线索或对立或平行，在对立中勾勒人物性格，在平行中推进情节发展。

内容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让表面上的家族叙事和背后的革命事件相互依存、相互映衬，但革命事件从未站在真正的前台，对其花费的笔墨少之又少。

小说还在处理复杂的社会时空结构方面，转换自如、跌宕起伏、了无痕迹，也显示出作者匠心独具的设计。

另外，小说中从村里出现白鹿，到白嘉轩发现风水宝地、县令赐碑“仁义白鹿村”、朱先生带领修县志，再到结尾重现风水宝地，都暗含着作品中的精神线索——传统文化，一直都是由这个看不见的传统文化的兴衰这条线索牵引着，贯穿小说始终，保持着富于中国传统特点的民族特色。

整部小说在传统文化的兴衰这个全书的精神主体的引领下，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展现了当时社会历史的演变，让人物、社会历史、精神文化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作品向纵深处发展。

小说在结构安排上既表现出恢宏的气势，又不失传统的古典风格。

小说以社会动荡和变化交替为纵线，以人物命运变化为横线，相互交错、相互衬托，把一系列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带给读者一种视觉意识上的冲击和心灵深处的震撼。

而且小说还有中国传统古典小说的倒序结构特点：开头交待事情结果，然后再解释展现原因经过。

例如，小说开头就说“白嘉轩一生最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然后把原因和每个女人用简短的文字一一道来。

还有第十四章开头“鹿兆鹏经历了投身国民革命以来的头一遭危机，他险些被捕”，然后对其遭遇、经历的险情等作了述说。

这样的叙述结构富于变化，引人入胜。

二内容题材丰富真实，思想意蕴深刻透彻《白鹿原》以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生活和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为题材内容，从主人公神秘的六娶六丧起笔，用硬朗恢宏的气势铺开了在白鹿村上演的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沦为匪、兄弟相残、情人反目、公公杀媳等一幕幕爱情、亲情乃至生死故事，忠实地再现了白鹿两个家族不和与纷争。

同时又通过一个小小白鹿村的变化，表现出了辛亥革命、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自然灾害、镇反运动等社会时局的大风云大变幻。

小说除了对社会的人物、事件、生活等大的方面进行描写外，还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吃、穿、用等细枝末节，甚至还有露骨的性描写等方方面面，这些都在这小舞台上得到了生动展现，真实再现了中国特殊时期生活在封闭落后关中平原上人们，对自然和社会事变的抗挣与困惑，更体现了人们在自然性和社会道德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实变革上的矛盾，让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新生更替中引发人们的阵阵心痛。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抑或可以说，白鹿原所展现的两个族群为中心的五十年跌宕起伏家族史既是一部家庭兴衰史、民俗风物史、个人命运沉浮史，又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命运史和充满苦痛与折磨灵魂秘史。

小说不仅讲述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还通过对人物的刻画，深刻剖析了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并作了客观中肯的评判。

白嘉轩和鹿子霖都是历史转折期的农民典型，虽然一个仁义宽厚，一个狡黠奸诈，但都带有封建文化的烙印。

他们在新旧思想的碰撞交替中，没有明显的变化，可他们的子女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作者在对新一代的觉醒、反叛与进步上，无论是黑娃和小娥冲动盲目的反抗；还是兆鹏、白灵从不自觉到自觉、由朦胧到清醒的反叛，作者在字里行间和感情偏向上，都给予了褒扬与赞美，并用悲剧作为颂赞他们的庄严礼仪。

对试图竭力维护关中平原死水一般平静与延续恪守封建家长制传统安宁的白嘉轩，作者不吝笔墨，浓墨重彩，对此作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对其因循守旧、畏惧变革的复杂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驳。

作者在完成白嘉轩和朱先生人物塑造的同时，我们仔细地品鉴小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白嘉轩、朱先生身上所展现的复杂性以及传统伦理道德传统文化的某种认同与欣赏。

白稼轩虽然代表的是旧思想，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式统治，但他的仁义宽厚、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率先垂范等人格魅力是伟大的。

朱先生在小说中作为“最后一个圣贤”，他智慧、仁爱、孱弱、坚持，成为了民族文化之灵光的化身，传统文化和扬弃进取思想成就了中国民众性格，使得历经磨难却能够顽强生存，那“不折腾”的观点，不但对饱受动荡折腾的白鹿村人是一个很好的劝谏，对于中华民族实现自己的梦想应该也不例外。

三人物刻画真切生动、个性鲜明《白鹿原》这部小说以陕北大地上普通农民百姓的生活为原型，成功刻画出了一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有正直善良，有阴险狡诈；有自私自利，有为大家谋福；有荒淫荡妇，有重情意男……他们个个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具有各自独特的个性，几乎没有重合模糊之处，又与时代和环境相得益彰，契合得严丝合缝，没有一点点造作。

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精神的传承者和捍卫者，有着双重性格、两面角色，身上充斥着历史进程中的沧桑与悲壮。

作为传承者的族长，他修祠堂立乡约、反抗赋税、筹建学堂，可谓是有眼光、有远见。

作为封建儒家思想的捍卫者，他有权威、有正义，敢于用族长的权力和威严，来维护和传承自己的思想和坚持，有时甚至有点残酷：对儿子违反规定，他毫不留情地用刺刷抽打；对女儿反叛，不惜断绝父女关系；对妻子诀别想见女儿一面，他都找理由拒绝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他仁义正直、坦荡做人；他坚强倔强，虽然历经诸多磨难，从没有一丝畏惧和退却，这些美德和修养，闪耀着巨大的人格魅力。

在小说中，白嘉轩是一个悲剧人物，复杂的人物性格和传统的文化熏陶，映射了全面的历史传统文化，表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精神肯定中有否定、赞赏中有批评的态度，正如批判家雷达所说，“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孩子，他向往自由、桀骜不驯、豪爽仗义、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他不大愿意上学；他讨厌白嘉轩那挺直的腰杆；他不畏别人议论；为了感情，他听信鹿兆鹏闹农协、搞起义；胜利后当了副县长，却被杀害了。

黑娃是个既自卑又极其自尊的人，没有目标与追求，对时局认识不清，处在一个混沌状态。

黑娃无意识的性格缺陷，使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选择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彷徨、失落，时时希望从传统文化精神中寻求某种慰藉，也正因如此，使他后期的生活经常处于一种极端松弛无序的状态，当危机来临时自己毫无准备，以至于最终成为一个阴谋牺牲品。

黑娃的枪决，是他个人人生的悲剧，又是那个特定时代和社会极端混乱状态下小人物生活情状的缩影。

从艺术欣赏的角度，黑娃形象的塑造，富于悬念和出人意料的人物命运安排，也正是作家的高明之笔。

田小娥也是小说着力刻画人物的代表。

出身书香门第、纯朴善良的她开始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这点起码的要求却难以得到满足。

无知的她，先是被父母“卖”给郭举人而成为一个可怜的性奴；天真的她，为了追求爱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跟随黑娃；无助的她，为救黑娃成了鹿子霖的猎物；无辜的她，受了诱骗利用成了害人凶手；劣迹斑斑的她，在用自己的身体进行抗争时，成为了千夫所指的“荡妇”，最终被自己的公公杀死……田小娥是新生代女性的代表，有着传统与新型女性的特点，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敢于追寻自己爱情的悲剧性人物，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牺牲品，是封建礼教对女性人性压榨的产物，体现了复杂社会环境下复杂矛盾对女性的人本追求的打击与毁灭。

四语言表达通俗纯朴，地域特色浓厚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

如果我们把结构当作是作品的骨架，把思想看作是作品的灵魂，那么语言就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血肉，能给作品带来生命的灵动。

高尔基说：“真正的语言艺术是非常生动形象的，而且几乎是肉体可以触摸到的。

”《白鹿原》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和富于个性化的语言中洋溢着浓郁的地域农村生活的乡土气息，的确让人感觉到有着一种“可以触摸”到的真切之感。

例如：“白嘉轩双手拄着拐杖站在地头，瞅着鹿三，一手提着犁杖，一手扬着鞭子，悠悠地翻耕留作棉田的地块黄褐色的泥土在犁铧上翻卷着；鹿三和牛的背影渐渐融入西边的霞光里，又远远地从霞光里迎面奔跑到他眼前来。

”这段描写把现代书面语言与传统的民间俗语完美地糅合在一起，勾勒出一幅夕阳映照下，一人拄杖观望、一人扶犁扬鞭赶牛的农村翻地劳作的生活场景图。

语言虽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却把场景表达得淋漓尽致、生动逼真，引人遐想和想象，给人以美的享受。

再如，对白嘉轩和仙草洞房夜的描写：“猛的，仙草一把一个扯掉了腰带上的六个小棒槌，‘哗’地一下脱去紧身背心，两只奶子像两只白鸽一样扑出窝来……”这段描写运用富于农村方言传统的称谓，加上贴切形象的比喻，通俗直白，甚至还有点低俗，感觉都有点让人脸红，却真切恰当地表现了主人公的豁达性格。

小说在语言表达上不仅形象生动，还富于展现人物个性。

如白嘉轩在女儿违背他的意志后回答亲友问及女儿下落时说：“死了，甭再问了。

”一个“死”字，体现了他对女儿愤恨的程度，也揭示出他威严冷酷的性格。

再如，黑娃被辞退，又回去打听小娥下落时，在一起干活的长工李相说：“你龟孙子把人家日了，郭举人早把她休了，还回来个球。

”还有黑娃决定要娶小娥做媳妇时，年龄大点的孙相说：“娃娃，拉光身汉也不要这号二茬子女人，哪怕办寡妇，实在不行哪怕到城里逛窑子，也不能收拾这号烂货。

”同样是朴素直白的短短一句话，同样出自长工身份的话，同样是土得掉渣儿的俗语，表现出李相的年轻粗犷、直截了当，而孙相却让人感觉是有一定阅历的年长者模样，说话也很直接，却显得苦口婆心、语重心长。

这种个性化的语言，让主人公的形象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真实可感。

此外，小说的语言大量运用带有鲜明的关中方言腔调，体现了独特的地域语言习惯和语言感觉，向读者呈现了关中人独特的生命感觉、色彩、质地和力度。

诸如“咋了”、“做啥”、“弹嫌”、“狗日的”、“去球”等地域俚语俯拾即是，表面上感觉显得比较粗俗，实际上是作者借用本士方言来展示秦人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