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关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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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11月 Vol. 33 No. 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11 ──────────

收稿日期:2011-08-30

作者简介:张玲(1979-)女,天津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69-

秦汉关隘研究述评

张 玲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回顾建国以来秦汉关隘研究的成果,将其分为历史地理层面、制度层面、关隘扩展问题层面三大类进行综述,并结合时代背景评析前人研究的得失,提出这一课题未来研究的空间所在。

关键词:秦汉;关隘;制度;关隘扩展 中图分类号: K 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1)06-0069-05

A Commentary on the Strategic Passes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ZHANG Ling

(Facult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ree categories of issues a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 geography, the pass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extensions of pass by retracing the studies of strategic pass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future research sphere is provided by combining historical backgrounds with the remarks on the merits and faults of the former studies.

Key Words: Qin and Han dynasties; strategic pass; system; pass expansion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转折阶段,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许多制度都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而一系列社会变革也对各种制度的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厘清这些制度的内容和历时变化脉络,对于研究秦汉社会史、制度史和探索制度内部发展规律及流向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关隘是人们利用自然条件构筑的人工建筑,并作为机构由专人管理,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军事防御。在秦汉时期,关隘的军事功能不可小视。作为维护统治的“铜墙铁壁”,若遇外敌入侵或叛乱,关隘的屯驻军队就会闭关禁行,并出兵防御。而在和平时期,关隘还有控制人员往来、检查违禁物品、缉拿罪犯、征税等作用。关隘是统治者进行有序统治的重要机构,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控制人口流动、调控经济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隘如此重要,但文献中却罕有对它们的专门记载,近年考古发现的简牍材料为研究秦汉关隘提供了新的契机。关隘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实用价值,较早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由于史料及学术背景的局限,在材料的运用上,前辈

学者与现今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20世纪50、60年代的学者主要是在研究秦汉长城时涉及关隘,多是利用当时可见的居延及敦煌汉简资料,从历史地理及长城调查的角度,考证玉门关等关隘的所在,如罗哲文[1],陈梦家[2],吴礽骧[3]等。由于早期简牍材料的发现地多为西北秦汉边疆地区,因此这一时期对少数著名边关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对一般边关和内地关隘则基本上没有涉及。

20世纪70、80年代,云梦睡虎地秦简、疏勒河流域汉简、敦煌汉简等几批简牍材料的发表,为秦汉关隘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从历史地理角度考证潼关[4]、武关[5]、虎牢关[6]、蒲津关[7]以及洛阳八关[8]的位置和沿革的文章相对较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关隘制度的专门研究尚未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仅见彭年的《汉代的关、关市和

关禁制度》

[9]

,分析了汉代关隘的设置、关市的起源与兴盛、并从符传、禁运物资和关税征收角度探讨汉代关禁制度。胡锦贤[10]论证了传的形制和功能。季德源[11]对边防军的系统研究为深入了解关隘制度中守吏的职官制度奠定了基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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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问题研究还有秦汉黄河津渡的分布[12]、汉代兵制[13]、邮传制度[14]和符信制度[15,16]。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文献对汉代关隘制度进行初步探讨,也在兵制、邮传制度、符信制度的研究中涉及关隘制度的内容,研究成果比较零散。

一、20世纪90年代,秦汉关隘及相关问题研究 1. 依据文献史料和野外实地调查报告对关隘进行历史地理研究

研究范围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所扩展,包括西北及北方地区的河西汉塞[17]、

长城沿线秦汉关隘[18-22]、以及对玉门关[23]的专题探讨,关中地区的萧关[24]、大散关、斜谷关、骆谷关、子午关、峣关[27]、函谷关[28,-29]、孟津关[30],西南地区的灵关[31]、岭南地区的横浦关[32]、阳山关、湟谿关、严关[33]等,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其中对西北地区及关中四围之关研究相对充分,在萧关、函谷关等名关的探讨中甚至出现了争鸣,但由于材料所限,对西南及岭南地区关隘研究却十分薄弱,甚至只是泛泛而谈,缺乏扎实的研究成果。

2. 运用汉简材料对关隘及相关制度进行初步探索 黄今言等[34]利用《史记》

、《汉书》和居延汉简的资料,对汉代边防军的结构和规模、养兵费用以及该费用占国家财政之比重进行深入分析,获得了对关隘屯戍士卒军费来源及使用的认识。程喜霖[35,36]和唐晓军[37]倚重汉简材料对关传向过所的演变进行了剖析,厘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虽然只涉及关隘制度中的某一方面,但就其所用材料及深度而言,仍较前代有所进步。

3. 对关税的研究

王亚春[38]从探讨汉代关禁制度入手,对汉代关税产生时间、税率作了考释,认为关税是货物税而非人头税,汉关税率在10%-50%之间。高税率是由于重复设关的累进税制造成的,可能与汉代中叶抑商政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不是以关隘制度为主体,但其视角和方法的拓展具有借鉴意义。

这一时期的秦汉关隘研究初步展开,除了对关隘的历史地理研究之外,在关隘及相关制度研究方面能够运用简牍材料,另外在关税研究方面注意到了文献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但其中依然存在地区之间研究的不均衡问题,缺乏对秦汉关隘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二、21世纪,秦汉关隘及相关问题研究

进入21世纪,秦汉关隘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特别是2001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的公布,人们对关隘有了更多制度层面上的了解。除了文本年代考证与释读[39]之外,以张家山汉简为主体材料对关隘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分为三大类:

1. 历史地理方面

王子今等[40]以《津关令》中列举的扜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五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所处位置的考察,分析当时区域地理学“关中”概念的涵义以及区分“关中”与“关外”的界线,并从中探索当时人的方位意识,继而提出五关位置大略形成一条南北轴线的观点。

2. 制度方面,包括关隘制度、马政等内容

李均明[41]从出土简牍材料及现存遗址的实地考察情况出发,认为汉代关隘都有一定的建筑形式,设有管理机构和驻防人员;关隘在军事防御、控制人员往来、检查违禁物品、缉拿罪犯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人员出入关隘都必须出示证件并通过检查,常用凭证有符、传、致、节等;汉初诸侯在关中地区买马需诏令特批,关隘守吏进行过关登录及检验,并逐级汇报其通关情况;法律规定对无证出入关塞、诈伪符传、盗出马及黄金等禁运物资之类的犯罪处以相应刑罚,对守关吏卒的渎职、失职行为也作出明确界定。陈伟[42]对文本中涉及“越塞阑关”的四则令条进行考释,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关塞的内涵、构成和出入凭证“符”与“传”的区别,并对前述令条的结构、适用范围、汉初关塞的建设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董平均[43]以《二年律令·津关令》为研究对象,认为文本中所见的扜(扞)关、郧关、武关、函谷关和临晋关,都是出入关中的重要关隘,与黄河渡口共同构筑起一道由南而北的军事防线;西汉政府设置“五关”,实行关禁制度,严格控制马匹、黄金、铜等战略物资流入关东地区,防止关中吏民叛逃至诸侯国,与其强干弱枝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这五座关隘在汉初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中,对于加强军事防御,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汉王朝统治核心地带关中地区的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杨建的《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44]是近年来以《津关令》为主体材料进行制度层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三大部分,从分析汉代法令的形成及制定过程入手,讨论了《津关令》的主要内容、形成时间及其在汉律体系中的地位,之后对人员及马匹、黄金、铜器等战略物资的出入,通关文书的分类、申办程序及使用流程等制度作出初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汉初津关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津关防范的主要对象、津关制度所反映的汉初高祖、吕后年间(公元前206年-公元前180年)政治形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陈伟[45]从文本讨论入手,对相关马政令文进行了释读,之后对在关中地区买马的程序、通关制度等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了汉初马匹通关政策的“强本弱末”内涵。而龚留柱[46]指出,陈文对《津关令》“涉马诸令”原简的重新编排,涉及到对汉代律令文的文本格式的认知和对“计献马”、“马价讹过平论”等内容的不同理解;结合相关资料研究可知,西汉初“禁马出关”令起始于高祖时期,吕后时的《津关令》是其延续,文帝时被明令废止,景帝时该政策又以“马弩关”令的形式出现,一直实行到汉昭帝时并最终被取消;从整个实行过程的背景来看,这里的“关”主要指的是函谷关、临晋关、武关等内关,其扼制对象是关东诸侯国,而不涉及境外的敌对民族政权。陈蓓[47]论证了“禁马出关”令中所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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