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记忆弗拉基米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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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记忆弗拉基米尔之路

1892年夏天,32岁的列维坦住在下哥罗德大道旁的波尔季诺。

木心也许想象或者来过这个村落,他在《雪橇事件之后》中写道——
一八二一年冬季来了
普希金拟往彼萨拉亚小住
驿站憩歇,等早餐
从口袋里掏出纸片,写
诗人多半是不用书桌写
一八三六年夏,波尔季诺村
这里的野地多好呀
大片草原接大片草原
纵马驰骋,尽兴而返
这里的“野地多好呀”在189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列维坦眼里是另一种色调。

那时,天空阴郁,云彩凝重,他和一个女孩打猎回来,走上一条荒凉的古道。

也许是累了,他停下脚步,向远方眺望。

突然,他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喊出声来:
“这不就是弗拉基米尔路吗?”
弗拉基米尔之路(列维坦,1892年)二
2002年,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杰弗里·普尔曼站在《弗拉基米尔之路》的前面。

他说:“我凑得很近,把耳朵贴近画布,但是,什么也没听见,颜料、画布、镀金画框都和地面一样静默无语。

我只闻到画上颜料的气味。

”但是,当他离开画,往前走了几步,却不由自主地转回头,凝视着画的时候,他看见了画外——
那些可怜人,成千上万的可怜人,他们被扔进了俄罗斯东部的慢慢长夜,一路上受尽了欺凌、折磨。

他们之中最弱小、最年幼的孩子和病人踉跄着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

他们的肢体失去了知觉,意志消磨殆尽,在这肮脏的路上孤独地熬过人生的最后时刻。

最后,是死神收留了他们,把他们——他们的白骨、血肉和灵魂——送回俄罗斯黑色的土地上。

很久以前,他们就来自于这黑色的土地。


2015年8月17日上午,在阴凉的风中走了十多分钟之后,我走进莫斯科的特列恰科夫美术馆,来到列维坦展览厅。

我想在8月18日来到这里的。

8月18日是画家的生日。

我是
被一条路引领过来的——弗拉基米尔之路。

这条路,我看过太多遍了——起伏不平的荒野中间,被踩出一条土路,路上散落着一些被风雨侵蚀的碎石块,路的两旁各有一条不宽的土路,弯弯曲曲与中间的路伸向远方;一个黑衣女人孤独地出现在右边一人多宽的小道上,她的右边立着一个遗弃的路标;路消失的尽头,是青灰色的天,天空中看不见一丝蓝色,满是灰白色的云层,几朵云彩乱而凝重;云的下面横着一排参差不齐的树,左边树的远处隐约可见教堂的白色塔楼……就是这样一条路——没有花。

没有马。

没有孩子。

没有池塘。

没有白桦。

没有草垛。

没有秋日的金黄。

不要问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条通向西伯利亚的路。

我走向这条路。

我走得不能再走近了,似乎走上了这条路,我也就听见了镣铐的锒铛声、病人的呻吟、女人的叹息、狱卒的呵斥。

我闭上眼睛。

之后,我的心头骤然涌起大提琴的轰鸣,柴可夫斯基《D大
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像一把锋利的刀,从画面划过,破碎之处悲伤成河。

我任泪水流下来,接续着托尔斯泰的眼泪:“我已接触到苦难人民的灵魂的深处。



列维坦就是苦难。

1860年8月18日,列维坦出生在今日立陶宛的吉巴尔特小镇。

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

父亲受过高等教育,精通德语和法语,在一家法国铁路建筑工程公司工作,整天忙忙碌碌,不安分又急性子,总是变换工作,全家跟着他四处折腾。

后来,他们全家迁居莫斯科。

列维坦13岁时进入了莫斯科绘画雕刻学校半工半读。

很快,他就展示了绘画天赋,在艺术课上名列前茅。

列维坦在绘画中找到了清贫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

可是,1875年时母亲去世了,两年之后父亲也告别人世,列维坦陷入了忧伤与绝望之中。

不久,学监在课堂上宣布他必须放弃学业,因为没有交纳学费。

列维坦忍住泪水,收拾画笔、颜料和书包。

但是,同学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大家凑钱,帮助列维坦回到学校。

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列维坦刻苦学习,用成绩赢得同学和老师的敬重,也让校方看到了一位未来的画家影子。

列维坦连续三年获得免交学费。

但他还是无家可归,当同学们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常常在落满灰
尘的画布或是肮脏破旧的工作室道具中找一个睡觉的地方……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恩师萨夫拉索夫——这位俄罗斯现实主义风景画家的创始人之一,在1871年就画出了杰作《白嘴鸦归来》。

《白嘴鸦归来》,萨夫拉索夫,1871年自此,列维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萨夫拉索夫把自己的经验和探索慷慨地教给了学生,使得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开始体会将绘画的文学性与风景的抒情性结合起来。

1877年3月13日,第五届巡回画展在莫斯科开幕,吸引了众多的观众。

在希什金和萨夫拉索夫风景画的展览大厅不远的地方,悬挂着学生们的作品,其中就包括列维坦的两幅处女作,且被报纸上被评论——《俄罗斯新闻报》上说:“……风景画家列维坦先生展出了两幅作品,一幅是《傍晚》,另一幅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春日》。

画面上明亮的阳光透过白桦树叶,照耀在几棵小白桦树和木头建筑上,阳光、树木、绿草、房屋,这一切画得很出色,处处流露出画家的感情及对大自然的感受。

这种感受无疑是很贴近生活的。

从这两幅画来看,列维坦先生的天赋是很高的。


列维坦永远不会忘记17岁时被人称为“列维坦先生”的那个
时刻。

阳光灿烂的日子·春日,列维坦,1876年
1879年,莫斯科再次发生谋刺亚历山大二世事件,犹太人被驱逐出莫斯科,列维坦只能和哥哥、姐姐离开,在城市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住下,坚持画画。

两年后,他的《秋日·索科里尼基》被收藏家帕·特列恰科夫先生看好,支付了在19岁的画家眼里好像“巨大的财富”——100卢布。

秋日·索科里尼基,列维坦,1880年
自此,列维坦的名字和画进入画廊,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

后来,他与同年同月生的契诃夫成为朋友,当然是时有吵架、绝交又言归于好的真挚朋友。

再后来,列维坦爱上了契诃夫的妹妹,并在莫斯科郊外的巴布金诺向玛莎求婚,玛莎不知如何是好,跑掉了。

当天,契诃夫这样回答了妹妹的求教:
“当然,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嫁给他。

不过提醒你一句,他需要的女人是巴尔扎克笔下那个年龄的,而不是你这样的。


玛莎回忆道:“我羞于承认自己不懂得‘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个
年龄’的含义,实际上我没有听懂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意思,但我感觉到他在警告我什么。

我对列维坦没有说什么。

大约一个星期的样子,他呆在巴布金诺像个阴郁的幽灵似的。


列维坦的传记作家波罗洛科娃说道:“契诃夫本想保护妹妹免受可能发生的痛苦。

但他的谨慎使妹妹也失去了幸福。

”后来玛莎身边不乏追求者,却终身未嫁。

而列维坦因为这次不成功的求婚,在一生中留下了痛苦的痕迹,“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寻求家庭生活的幸福”。

那么,绘画成就可以弥补心中的伤痛吗?23岁时,列维坦首次参加了巡回展览协会的画展,1891年成为正式成员,再后来成为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的教授。

……1892年夏天的这个傍晚,列维坦望着遥遥无尽的长路,一股悲怆伴着苦楚油然而生。

回去后,他急遽地画出了一幅小画稿,第二天便带着一大块画布再次来到这里。

几天之后,完成了《弗拉基米尔之路》的写生习作。

画,完成了,列维坦感到欣慰,但等着他的却是一个耻辱:亚历山大三世签发命令,所有犹太人必须在1892年7月14日前离开莫斯科。

大家开始为列维坦奔走,终于迫使当局批准了著名画家可以留在莫斯科。

但是,几个月来的悲愤、郁
闷、无奈,已经深深地伤害了这个本来就体质多病的躯体。

但他必须站起来,即使是为了家庭:被驱逐的姐姐、妹妹需要他活着,他必须忍着伤悲作画,他的每一次描绘里都有着外甥们的教育费。

他不能不回望那条路——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被驱赶,被流放。

列维坦
1893年春,《弗拉基米尔之路》在巡回展览中展出。

这样一幅题材敏感的风景画,舆论的反应十分谨慎,倒是《彼得堡报》旗帜鲜明地给予了嘲讽:“俄罗斯的大自然是画作的题材。

这里选择了最为不起眼的‘平淡的’的主题。

还有什么能比列维坦先生创作的《弗拉基米尔卡——一条大路》更为枯燥无味呢……”还有一些艺术界人士绕过了风景背后的思想,故意淡化题材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倒是一些观众“走上”了这条路,也就体验到了走向黑夜的凄凉和寒冷,他们用久久的凝视回报了画家的勇敢和良知。

还有一个人在这幅画前沉默不语,他就是帕·特列恰科夫先生——他明锐的目光这一次变得凝重。

他不是没有看到《弗拉基米尔之路》对风景画的“突破”,而是注意到了画面上毫不掩饰的“倾向性”。

可以想象他环抱双臂,又用细长的手指捋
着胡子的犹豫。

他没有收购这幅画。

列维坦没有抱怨,他必须为民众留下这条路。

1894年3月11月,他给帕·特列恰科夫写信:“《弗拉基米尔之路》近几天就会从展览会拿回来,请您收下它,使我和它都得到安慰。

”列维坦无偿地将画送给了特列恰科夫美术馆。

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能站在这幅画的前面了——站在不是树的树,不是草的草,不是云的云,不是天的天——的前面:是同情、忧虑、控诉、反抗;是风景背后的冤屈坟塚,是金色画框之外的沉重宽度。

帕·特列恰科夫

我很想摸一摸这条路上的土、荒草、碎石块;摸一摸画布——我知道,列维坦喜欢用粗糙的画布作画——我想摸一摸它原初的样子。

其实,我已经探明了一种“原初”,即勇气。

一次,尼古拉二世也来看巡回展览画派的展览了。

这位沙皇看着列维坦的一幅风景画,说:“这幅画显然是没有完成的作品。


列维坦立刻回答:“不,陛下,我的画已经完成了。


不卑不亢正如画框一样:方方正正。

在沙皇专制统治时期,只要是一条路,而被赋予“弗拉基米尔之路”,就是一个禁忌,就需要一种勇气。

列维坦站了出来,32岁的他,其胆量和良知,超越了64岁的托尔斯泰,超越了52岁的柴可夫斯基,超越了48岁的列宾,超越了44岁的克拉姆斯柯依。

这条路是一个画家的良心。

这是一条饱经磨难的路。

我希望法兰西院士让-吕克·马里翁是看过这条路的:“画家把另一种现象加给可见者的不确定的川流。

他完成世界,正是因为他没有模仿自然。

”于是,列维坦只在那天傍晚的路上“画上”了一个黑衣女人,我们就看到了她旁边还有:囚犯拖着脚镣,女人搀扶着丈夫,十二月党人悲愤的吟唱——千里迢迢的路途在低垂而阴郁的苍天之下,展现了俄罗斯的苦难记忆。

是的,专制可以抹去这条路,任其荒芜,再另辟一条隐蔽之
路延续统治。

但现在因为“这条路”,悲惨、苦难、血迹、呻吟、哭泣、尸骨、仇恨——就碾压成了俄罗斯民族历程中的一条心路。

这条路是一道伤疤——不曾愈合。

列维坦和帕·特列恰科夫绝不会想到,在自己的祖国,“1930-1952年,竟有78万多人因‘反革命及叛国罪’被处以死刑。

……在1930-1953年,几乎每一个家庭——尤其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家庭——都至少
有一个成员遭受了牢狱之灾,或是被流放到令人绝望的不毛之地,不断忍受着疾病、残疾和死亡的威胁。

想象一下这些数字背后人们所经历的忧虑、悲伤和肉体上的折磨,可以看出,在那二十五年间,苏联人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痛苦之中”。

专制与独裁,总是偏爱制造这种痛苦——各种各样“弗拉基米尔之路”——不止在俄国,不止在苏联,不止在俄罗斯——遍布人类所在之处。


那位法兰西院士说:“如果画作在问世之后仍然顺从其画家——无用的仆人,被制服的驯养者——那么它就会立即丧失它作为摆脱了未见状态的奇迹般的获救者的荣耀。

它就退化
到简单对象之列,成了适于消费的令人愉快而实用的景象。

”从俄罗斯回来之后,我体味着这番话,再一次回望那个展厅——我发现,如果这条路不叫“弗拉基米尔之路”,而是叫“荒野之路”、“古道”、“望不到尽头的长途”……这就是一幅风景画,与画家的那些草垛、溪水、教堂、河流、白雪、森林,别无二致。

但它恰恰就叫“弗拉基米尔之路”,它就摆脱了列维坦,摆脱了列维坦的“风景”,也就实现了列维坦的语言:
“要了解俄罗斯,你必须了解这条路。


于是,凝视者也获得了启示和拯救。

2004年的一天,杰弗里·普尔曼走上了这条路。

他是看着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之路》之后,走上这条路的。

于是,我与他同路——
这同一条路,领着我们出发,也引着我们回家。

这同一条路,归还给我们所有的爱。

但请注意,对于这同一条路——那条路,那条弗拉基米尔路,那条经历过无数人脚印踩踏出来的横跨大地的路,就像一条不断转变和扭曲的充满苦难的丝带,不会永远存在于那里,
最终,将肯定会回归到大地发端初始时期的样子,然后,所能留下的将是不断变冷的心灵记忆——这种记忆和心声,除非我们选择倾听它们,否则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在他们身边,除了大地、风声以及冬天的满天飞雪,将会什么也没有留下。

今天,是健忘的。

春天来了,路边开出各种颜色的小花,面对着默默无语的那些碎石块,在情侣们的眼里,这都是风景;秋天来了,一些画家会追随风景画大师的色彩,从这里经过,在画布上留下秋日私语;冬天来了,人们纷纷回到家里,在茶炊旁也许会想起那条路上的短暂或者漫长,以及弯弯曲曲地隐没在看不见的尽头……
但,我怕忘。

所以,我没有拍下《弗拉基米尔之路》的照片。

我告诉自己:要把这条路,记在心里。

列维坦雕像列维坦的几幅作品
列维坦之墓,位于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图片提供:宁宁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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