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内容摘要：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关系是学术界和实践界探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及东中西三个区域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实现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城镇化协调发展
引言
十八大以来，中央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新时期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举措。

城镇化对稳定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现行的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对于城镇化发展的误区较多。

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过分地追求“摊大饼”，而没有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使得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力减弱，有些地方因为过分追求速度，地方负债过重，最终对经济的增长十分不利；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动力并没有达到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要求，如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而以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建设较少，因此，吸纳城市居民的能力并没有与之提升，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鬼城”，造成“伪城镇化”，不仅浪费了区域内大量的土地和资源，而且造成了城市的很多弊端出现。

基于上述部分客观因素，就有人开始就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开始持怀疑态度，而现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到底该如何推进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这些都得靠数据去检验，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希望对我国城镇化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机理做一个实证研究。

为此，本文在梳理现有的文献基础上，探索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并提出两者协调发展的支撑策略。

文献回顾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对于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做
了众多有益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
在国外，许多学者研究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Berry（1965）、Moomaw and Shatter（1996）、Vemon Henderson（2000）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推进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反过来城镇化的建设对于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作用也十分重大。

而Dharmendra Dhakal（2010）的研究更是得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

另外，国外学者还探讨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Henderson（2003）认为城镇化率的提高，意味着人才、资金、信息的汇聚，因而，城镇化率提高必然给区域带来更多的资源，从而增强区域的竞争力，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能力。

Dharmendra Dhakal（2010）、Bruckner（2012）研究认为城镇化建设，必然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国内研究
在国内，夏永祥等（2002）、郭松（2006）研究得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都发现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超过0.85。

而张宪平等（2008）、苏剑与贺明之（2013）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对于自然城镇化率提升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一个地方经济增长之后，对于城镇建设的投入也会增强，从而提高城镇的载体和容纳功能，进而促进城镇化的质量提升。

（三）研究述评
然而，无论是国外研究还是国内研究，都侧重于研究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关系，对于如何促进两者协调，其协调的程度如何缺乏研究，尤其是定量分析。

大多数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或某个特定区域与省份来研究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关系，缺少从区域差异视角的分析研究。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城镇化水平也相差较大，不同地区可能呈现不同特点。

因此，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了解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及样本分析
（一）变量选取
根据上述分析，选取城镇化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而从上述文献来看，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可观因素主要有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以及居民可收入增长比率等，这些因素直接可反应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势或情况，而还有一些是通过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如年度科技投入占当地国民收入的比率，这既是索罗模型对科技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解释的提炼，也是现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同时，还选择了居民受教育水平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率的因素来作为解释变量。

这些变量符号及定义见表1。

同时，基于以上分析，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Y=a0+a1 x1+ a2 x2……anxn
其中，Y表示城镇化率；x1……xn表示与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的因素；a0……an为系数。

（二）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全国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相关联因素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1省市。

由于西藏部分数据缺失较多，所以本文没有将其纳入样本考虑，最后本文共得到30个截面样本。

本文的样本期间选择2000-2012年，主要原因是国家统计局在1999年发布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对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统计口径做了新的规定，不同于以前的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

以往的许多研究多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分析城镇化，事实上非农人口比率与城镇人口比率两者存在较大差异，用非农人口比率衡量城镇化率并不合适。

所有的数据来自各省的统计年鉴，没有城镇人口数据的省份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获得数据。

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区域实际固定投资额数据，数据来自CCER中国经济
金融数据库。

各变量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估计结果及分析
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发现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限于篇幅有关报告表格予以省略。

经F检验与LM 检验说明模型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Hausman检验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分别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

从全国样本来看，模型的拟合系数较高，各系数都显著通过统计检验。

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的系数为正，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比率、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比率等，说明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为正。

从东部地区的样本来看，模型拟合较好。

X1的系数、X2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增长对城镇化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各项系数都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说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在东部地区，居民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的教育水平提升对城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东部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高于全国，其对城镇化影响也大于全国水平。

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东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

整个东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近十多年来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而某些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多年还是负值，所以，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中部地区样本来看，模型整体拟合较好。

X1的系数、X2的系数均为正，但并不很显著。

这说明经济增长对中部地区城镇化具有正向影响，但其效果不如东部地区显著。

然而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开始增大，这取决于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对中部地区吸引投资、人才、资源等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合理匹配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

不同于东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中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但低于西部地区，没有负增长，近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上升，但其处于较低的水平，其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明显。

从西部地区的样本来看，西部地区的模型同样拟合较好。

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一样，经济增长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受
教育水平以及科技投入等方面却对城镇化建设起了一定的延滞作用。

并且西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与西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而且近年来不断上升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本研究还进行了变量内生性检验。

区域经济增长对城镇化产生影响，同时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也将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如果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率之间存在变量的内生性，将会使得上述回归结论受到质疑。

为此，本文对上述变量进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其原理是将自变量作为因变量，考察原因变量的滞后期的对原自变量的影响，限于篇幅，仅报告全国样本中因变量为经济增长的X1的自然对数的检验，见表4。

由表4可知，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率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其他变量与城镇化率之间也存在同样关系，变量间没有内生性，其因此表2的回归结果是可用的。

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也使得城镇化对经济转型发展受到影响。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0―2012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以下结论：在全国层面上，区域经济增长会对城镇化带来显著正向影响，而区域经济增长对于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影响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有赖于科技投入以及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要创造条件，努力争取一些优质资源，夯实自身基础，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因此，笔者认为，要实现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施路径步骤，即实施聚集、聚合、聚变三个步骤。

聚集阶段重点是调整人口资源，组织开发空间，制定相应时间实施的措施，以政府为主的政策来实施。

聚合阶段是聚集各类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按照发展规划，组成产业链，将城镇建设体系合力发展，以达到生产力的聚集，环境整体增效的目的。

通过上述的资源组合，从最初的聚合、聚集到最终的
聚变，真正实现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提升，为实现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创造基础条件。

二是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增强城镇的生产后劲。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应立足自身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因城而异，因地制宜，做好产城融合以及产业对人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尤其是通过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三是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相协调。

城镇化不仅仅是在土地上或是景观上实现了城镇化，而且应该强调相应产业和人口支持。

要规范土地征用，建立合理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四是城镇化要走内生型金融支持之路，多途径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扩大融资的渠道。

需要将城市内的生产要素转化为金融资源，发展绿色金融、产业金融以及社会创投等新金融模式。

五是加快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要加强城镇交通路网建设，形成城乡便捷的交通网络，以城镇带动乡村交通的快速发展。

组成新城与乡镇、乡镇与村、村与村之间的道路体系。

利用区域各自条件统筹协调，努力提高供水、供电、排水、垃圾处理、网络通讯、供气等配套体系并完善基础设施。

推进重点镇和一般镇（乡）的生态环境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同步计划的实施。

此外，各大区域城镇化推进的策略：在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强城镇之间的网络化联系，有序推进城镇群内部的城镇之间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着重提高城镇化质量；在中部地区要把县城建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中小城市，同时提高小城镇发展动力，完善城镇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

在西部地区要重点发展工贸、旅游和边贸小城镇，完善公共服务网络，提高为周边农村地区服务的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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