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部分专家论中医药理论体系创新.

我校部分专家论“中医药理论体系创新”

2007年4月4日下午2点，在科技处的组织安排下，“中医药理论创新”座谈会在仙林校区315会议室举行，会议由段金廒副校长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校党委黄成惠书记以及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

首先段金廒副校长介绍此次座谈会的目的，近日就“中医药理论体系创新问题”，国家科技部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国家16部委又联合下发了《中医药创新发展纲要》，我校也已将“中医理论体系创新”列为2007年党政工作要点，科技处召开此次座谈会，其目的在于提炼专家的思路和方法，更好的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创新献言献策。

与会的专家纷纷就中医药理论创新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和要求：

汪受传教授：

1.中医理论创新难度很大。

中医理论的创新是由中医大家的产生而形成的，像张仲景一千多年才出现，而我们从建国到今天才五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从中医体系自身来说，想改变这种格局尤为困难，

2.目前中医界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老中医强调辨证论治传统观点，而年轻中医都强调中医要与现代医学，药理学相联系。

3. 现代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要在实验、临床等多方面的视角来衡量的，不仅中医认可，西医也要得到认可。

4.传统中医学创新的困难还在于其很难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

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创新既保持其传统特色性，又要与自然科学相互融合、共同协调发展，话说起来好说，但做起来很困难，任重而道远，需要几代人共同奋斗，目标遥远，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七十年代江老提出了运脾学说，可以说是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虽然通过了一系列的临床试验验证，但是并没有得到人们的一致认为，所以新的理论提出要经历很多的困难，而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则更是需要经过全国中医人士的共同努力。

陆平成教授：

中医药理论创新很迫切，目前我们在整理和继承古代文献方面做的工作已经较为全面和完善了，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对中医药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也就是中医能否脱胎换骨，做出新东西。

针对近期有人提出了中医不科学的观点，首先，我表示反对，一个对中医不了解的人没有资格去谈论其是否科学，而中医经历了几千年的历练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其具有科学性，但是目前中医始终出不了新东西，没有突破性进展，这方面也值得我们反思。古代中医的发展是用的“试错法”，西医也是用“试错法”（现在只不过改在动物身上了），现代医学的介入，使中医已经不可能沿用古代的“试错法”来进一步发展了，因此、目前中医的发展十分缓慢；相对于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人们迫切要求中医也能有一个迅速的发展。

此外、疾病谱的变化，也促使着中医需要发展，目前新出来许多

疾病，如艾滋病、疯牛病等，尼罗热、艾博啦等等。面对疾病谱的改变，我们中医应如何应对，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

中医理论的创新面临的问题是，中医理论要客观评价，找出不足，不要认为是老祖宗的东西就不能变，现代医学每一次大的发现都存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成书于两千年的《内径》，以及以后的一些著作也应该存在不足之处，但是那些不足之处却没人敢提出，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观念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医的现代化创造新理论需要从整体来看，中西医沟通很必要，现在国家自然基金的招标都要先建立假设，而目前提出的仅仅是局部假设，需要一部分人从全局对中医进行把握，从一定的高度建立宏观假设。如果没有宏观假设那么中医的发展也将会走向死胡同。对此，我认为非医攻博的学生可能会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和发展中医。

蒋明教授：

在中医理论的创新工作中，我想首先需要区分“需要做什么”与“能够做什么”的问题。“需要做什么”回答的是方针与策略，“能够做什么”回答的是技术与方法。需要做的事情即使暂时没有能力做也不应放弃不做；暂时不需做的事情即使目前有条件做也不应作为主要研究内容进行。

那么在中医理论的创新问题上我们首先最需要做什么？需要创新是因为存在不足，不足可以是枝节的，也可以是危及根本的。从中医学在理论问题上所存在的混乱现状的程度来看，中医学在理论上所存在的不足是严峻的。

为此我们需要首先“对中医学的既有主体理论进行评价”。即找出问题的根结。这是创新得以实现的前期基础工作。中医学的主体理论就是辨证论治问题，这个问题很敏感，但无法回避它所存在的重大问题，而不得不对其进行再评价。举例说一般而言都认为《金匮要略》是讲辨证论治的，但在《金匮要略》中并无一处原文出现这一词汇。相反在《内经》关于肺系疾病仅一处“咳嗽”病名的基础上，《金匮》又独立出肺痈、肺痿等病种。虽然肺痈、肺痿病人也咳嗽。因为唯其如此，在见有痰热蕴肺表现的时候，由于是肺痈病，“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才能使得苇茎汤中活血化瘀药桃仁的应用在理论上有解释的可能。如果是咳嗽病，则只宜清肺化痰。类似此类的事例证明在中医学存在辨病论治。至于辨病论治是否是中医学的本质内核则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至少应该承认中医学不仅有辨证论治。只有在承认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分辨哪些是辨证论治，哪些内容不是。这就已经在步入创新了。

其次我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做的事情还有“中医脏腑的物质基础问题”。一直以来中医的脏腑都是功能意义上的。但在哲学上我们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唯物主义者认为，功能必须藉由物质产生，那么中医功能意义的脏腑是否就一定会有一个物质基础呢？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问题之所以认为它重要，是因为这一问题不获解决，所有的关于中医理论的推进就几乎都是徒劳的。因为它直接限制中医理论的再分化与再深入。

另一个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关于中西医学理念的比较”问题。

目前的科学研究中所用的研究指标几乎清一色都是西医的，这固然是因为中医学理论倾向功能化的原因（如功能性质的脏腑），但如果中、西医学理念存在重大差异，西医理念不能与中医理论完全、彻底的匹配，则这种以西医指标取代中医指标的做法不仅于中医理论创新无益，甚至尤会训导中医学的理论发展方向。

至于目前“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只要我们明确了我们的方针与策略，相信一定会有能人接招。我个人的认识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目前都已具备了开展的条件与可能。在相关的论文中我已经有所讨论，时间原因这里不再展开论述。但我想就研究这些问题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再做一番强调。这个原则就是“源于临床、尊重临床”宗旨。中医学是以临床经验为主体内容的医学，其较有价值的理论主要是来源于对临床经验总结的那部分。如“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既往的研究采用了如钳夹动物肠系膜造成肠损害的模型以观察肺的病理变化的方法，该方法首先将中医的肺、大肠与西医的肺、大肠对等，形成设计上的漏洞；其次它没有尊重中医学临床对这一理论的运用范围，故这类研究难以深入，也不能揭示这一问题的科学内涵。根据“源于临床、尊重临床”的原则，则我们认为正确的研究方法是，首先进行临床资料的回溯，即从临床的角度首先揭示这一原则的临床意义是“大肠病从肺治”、还是“肺病从大肠治”？“什么大肠病从肺治”，“什么肺病从大肠治”？“大肠病从肺治时治肠的药物是否参与其中”，“肺病从大肠治时治肺的药物是否参与其中”？等问题，据此结果再设计实验模型展开研究，则可有望逐步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