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语言的音乐

毕竟，音乐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然而非理性并非就意味着它始终是无节制的，人们可以用节奏和词语来驯服它由疯癫转向理智，使它不仅是灵魂的喧腾，同时也是培育公民美德的优良手段。阿兰布鲁姆之所以推崇十八世纪的古典音乐，正在于其间的音乐以近乎完美的韵律达到了与政治哲学的统一。音乐与政治哲学有些天然的联系，这显然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理论不言自明的传统。苏格拉底主张剔除音乐非理性的因素，这是符合他节制是达致善不可或缺的美德这一美学信条的。但普罗大众是不会信奉此种类似于禁欲的教义的，然而理性逐渐驯服音乐却是苏格拉底以降来不争的事实，以致规训的效果渐趋庸俗。古典音乐的辉煌终究抵不过世俗的侵袭而式微，音乐俨然已成为世俗权力的奴隶和贵族的玩物。瓦格纳的出现无疑在一段时期遏制住这一颓势，《尼伯龙根之歌》等杰出作品的出世有力地呼应着那引申开来。延续千年的传统。然而他终究顺利的被招安了。作为曾经的知己——尼采痛斥瓦格纳媚俗市侩的行径，他将个人的际遇作为哲学思索的突破口，他认为严谨的甚是呆板死气沉沉的音乐束缚了现代人的灵魂，故而他不遗余力地试图唤醒沉睡已久的疯癫因子——即所谓的酒神精神。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他不仅将音乐与时代精神状况之间的联系呈现在世人眼前，更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割裂这一哲学命题。然而古典音乐最终衰亡了，前苏格拉底时代的音乐似乎也没有再现人间。

苏格拉底有关音乐的政治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或者说音乐的政治教化作用是难以大有作为的，尼采在承认音乐的政治关联性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场以苏格拉底为靶子的反叛运动。现实证明，苏格拉底的音乐观只属于少数人，它只能是高尚人士自觉选择的生活方式；而尼采的音乐观却阴差阳错地与以后的时代精神内核结合在一起而影响着整个世界的风气。尽管二者在音乐的本质与形式上存在诸多分歧，音乐却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响着世界。

古典音乐的陨落正如精英政制的没落，音乐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走入民间，政治的民主化导致音乐的民主化，音乐以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从爵士乐到民谣，从摇滚到流行，音乐的主流形式或许格调不够高雅，却更容易迎合大众的口味，它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来影响政治。

当安迪沃霍尔组建地下城丝绒时，他能准确的预言这支乐队对后世音乐的影响，但绝不可能想到它能深刻的影响东欧政治。布拉格之春后，诗人兼钢琴家，政治家瓦拉茨夫哈维尔在天鹅绒金矿的音乐得出灵感而发动颜色革命，这场运动由捷克蔓延到周边各国并引起了政治格局的调整。我们当然过分夸大音乐对政治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音乐这次真真切切地影响着这场蔚为壮观的政治运动。

上述事例告诉我们: 音乐在民主社会下有可能影响政治生态，摇滚乐则是这股力量的杰出代表。而在民主氛围尤为浓厚的美国，摇滚与政治的联系更为紧密。

反战运动与民权运动背景下的美国并不太平，在那个意识形态氛围凝固的时代，反抗精神是时代的主旋律。与大西洋彼岸的五月风暴遥相呼应，美国本土也爆发学生占领康奈尔大学的运动，艾伦金斯堡以长诗《嚎叫》控诉一代精英被摧毁，阿兰布鲁姆也抨击封闭的美国精神。在马丁路德金号召下的游行运动的宏大背景下，一位民谣歌手完成了人生的转折，他就是鲍伯迪伦。在此之前鲍伯迪伦在苏西罗托洛的引导下由纯粹的民谣转向抗议歌曲，在游行期间，他也曾唱过两首抗议歌曲。在他的作品中，有反战题材的《blowing. in. the. wind》，有呼唤自由与和平的《chimes of. freedom》与《knocking on. heavens. door》，有隐喻性极强的《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以及关于非法拘禁的《Hurricane》。在古巴导弹危机和核裁军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比听《A hard rains gone 》和《Master of war》更为令人振奋的了。他的作品不仅反应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更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政治观念。此外，我们同样不能忽视鲍伯迪伦将歌词对歌的影响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Mr tamborine man》与《Desolaion row》中如展开的诗卷般的句子，他将众多典故揉和成丰富多彩的意象集，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嗅到埃兹拉庞德和艾略特的气息，毕竟他可是两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候选人。尽管鲍伯迪伦本人也坦言音乐改变不了世界，但他的歌曲毕竟与政治交织在一起而促发着人们的政治觉醒与政治思索。艺术家甚至哲学家的使命是提出问题以及思考问题的思路而非解决问题。在这层意义上，鲍伯迪伦更贴近于苏格拉底精神的歌手与诗人。

民主的显著特点就是政局稳定下的思想不统一，摇滚不可能只有一种形式，随着重金属摇滚以及华丽摇滚的风行，摇滚逐渐变得更侧重于感情的宣泄和对社会底线的试探乃至违逆，性欲，毒品与暴力成为摇滚的代言词，摇滚的形式大于内容，终究与流行音乐混为一体。鲍伯迪伦作品中的带有哲学思索的气息消失了，非理性的肉欲挣脱理性的束缚，音乐无可挽回的走向庸俗。阿兰布鲁姆曾严厉批判米克贾格尔为流氓，仔细想想，确实有几分道理。当看到琼贝兹的身影穿梭在冷战时期的战场，波诺试图与各国政要交谈勾销第三世界债务，甚至杨祖珺林德夫歌唱《美丽岛》来反抗国民党独裁时，我们不由得惊叹，尽管他们决定不了政治走向，但绝对践行了公共知识分子臧否人物，评议政治的职责，他们以音乐来进行政治教化，人们通过聆听音乐直接参与政治生活。

在苏格拉底的眼里，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理性与激情的秩序统一。音乐不应仅限于娱乐，而应在有助于个人德行的提高的同时促进我们更充分地理解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