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领导和管理的要素哈佛大学的经验

国家一流大学的特色以及成功领导和管理的要素：哈佛大学的经验1

哈佛大学名誉校长内尔·陆登庭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阎凤桥译

Title: Distinguished Features of A National Leading University and Elements for Successful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Harvard Experiences

Author: Neil L. Rudenstine, President Emeritus of Harvard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marks have been organized into two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contains a few points related to the current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hen viewed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ways in which most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re structured and financed are highlighted.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are stressed.

In the second part,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special purposes and most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universities of international standing. A university can be only as great as the absolute quality of its faculty evaluated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首先，我衷心地感谢教育部长陈至立女士邀请我参加这个重要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能够在这个以高等教育和优秀大学2研究工作为主题的系列演讲和讨论中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我的演讲分为两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我将从国际或全球视角发表一些我个人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在此，我先要谈一谈当前世界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以及科学研究问题。其次，我还要重点讲一讲多数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财政制度。最后，我要发表一些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变化前景的看法，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变化和稍纵即逝的历史发展阶段，教育必须创造性地适应这种变化的环境，否则的话，教育质量和效益将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在第二部分，我将描述一下具有国际水准的优秀大学的特殊使命和它们的本质特征。当然，我不会把大学的这些特殊使命和特征当作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来进行讨论，而是把它们放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作为艰难发展过程的结果来看待，其中包括很多张力和挣扎，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

如果说一些杰出的大学和它们的先驱者在创立和保持其最根本的办学目标和特色方面已经经受了种种的阻力，那是因为它们坚信这些特色给它们和它们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理解真实世界和宇宙本质最好的方法。过去的经验表明，当这些大学在提升这种理解中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时，社会就能够更好地创造、发展和保持一些给人带来愉悦的、高效的、富有人情味和能够更持久的价值观、公民机构以及生活和行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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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将进入演讲的第一个话题，我要表述一些我认为是正确的观点，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在此展开做详细的论述。

首先，不论根据什么标准看，世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实际发展水平都远远地低于它们应达到的水平。当然，各国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把握地说，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是令人满意的。

另外，即使在这为数不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还有一些高等教育系统根1为本文集的出版，作者对原演讲稿做了部分补充和修正。译者是根据修改后的英文稿翻译的。译者注。

2作者在演讲中有时使用“major universities”，有时使用“excellent universities”和“great universities”，从上下文看没有含义上的差别，因此在翻译时也没有对它们做区分，均翻译成“优秀大学”。译者注。

本没有能力去迎接重要的挑战，因为它们面对着各种不同的压力。有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能够很幸运地在改进高等教育系统方面采取一些重要的步骤，包括创建一些新型的学校，如私立学校。但是，更多的国家则不准备对其优秀大学进行大量投资，或者没有资源这样做。这类优秀大学正是我们今天这个论坛要讨论的对象。另外一些国家对这类大学所采取的做法，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是采取敌视的态度。

这是在创建优秀大学过程中步伐缓慢的几个原因，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明显得不足。我还想再重申一遍，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学校来说，它们的收入差异是很大的。但是，从全球看，现实离所我们需要达到的标准还相差很远。即使在高等教育投入比例正在增加的地方，如果从它占GNP的比例来看，投入增加的幅度仍然是相当小的。同时，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有几十个国家，甚至包括在历史上曾经是领先的国家，根据适当的测量标准看，它们减少对高等教育投资的事实也是确凿的。

当我们描述高等教育的困境时，所有人都不情愿使用一些夸张的词汇。然而，我相信，缺少优秀高等教育和研究是全球面临的最严重危机。如果我们相信教育不仅是有用和重要的，而且是绝对必需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低估现有危机的严重性。

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是接受过人文教育和创造性培训的智力资源。当智力资源对社会的发展比其他资源所起的作用更重要时，智力资源的稀缺性就会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从本质上讲人类的使命是极其复杂的，从程度上看是重要的，其需求是无止境的。

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现代社会不同学校的数量、职能、社区、系统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上述方面在国际间是互动的），我们马上就会发现，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并能够有效地领导和管理这些组织和过程的人才是不足的。从人力投入成本来看，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的状况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因此，在教育方面出现的任何一个失误，绝不仅仅只是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机会，而且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无法从低水平中摆脱出来的代价。这会给世界带来灾难。它增加了机会稀少、能力低下、缺少信息以及故意破坏行为对我们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危险性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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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暂时抛开其他因素不考虑，单从财政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教育危机存在的原因。第一，现代高等教育和研究开支是极其昂贵的。事实上，它本身就包含着社会难以克服的问题，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不例外。

第二，在过去几十年中，政府和其他机构需要持续不断地增加对许多重点发展项目的资助力度。如我们所知，其中有一些重点资助项目是紧迫和不宜拖延的。饥饿和饥荒、贫穷、疾病和缺少医疗条件、住房短缺、人生安全问题、国家和全球环境保护等，它们都是严重的问题，这里仅仅列举了其中的部分问题。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对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呼声常常显得既不紧迫也不重要。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其他资助机构常常把对大学甚至基础教育的投入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政策选择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研究和教育投入不足的结果是，社会不能从根本上和从长远来对待出现的紧迫问题，只有对诸如食品不足和环境等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认真的研究，并采用有效的解决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处境。

但是，从目前的状况看，通过最基本的财政计算就可以直接看出，不仅高等

教育的成本性质是特殊的，而且它的上涨幅度超过了一般的通货膨胀值（在美国是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来衡量通货膨胀的）。让我再对此略做一些说明，看一看美国优秀大学近几十年来的实际支出。至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优秀大学的实际支出是以直线方式提高的，这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话题，各方意见无法达成一致。

高等教育的支出为什么会增加得如此之快呢？如同其他情况一样，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并不难讲清楚这个问题，例如，书籍、期刊和其他图书馆资料，也包括数字化资料在内，它们的购置费用陡然增加，这对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成本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样不难让人理解的是，在一个国际化的世界中，大学需要教授学生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这样做就需要花钱招聘更多在这方面训练有素的教师，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术休假，要允许教师到国外去开展研究工作，要为有兴趣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供他们到国外接受部分教育。

大学甚至需要为学生开设一些新的课程和讲座，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教学资料，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为我们需要对过去的教学内容进行重新的构建和定义，或者调整对某一些问题的看法，重新设计各级教学课程，以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世界。

如果有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的话，对于这类问题的讨论就会变得容易一些。我相信，与25年前相比，今天追求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卓越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同样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投入水平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多数“商品和服务”投入水平的增加速度。

我所提到的与人文学科及其相关领域有关的成本增加情况，对于基础自然科学、工程、医学、技术等相关领域也同样成立。要想在这些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就需要获得持续和大量的经费投入，以购买新设备，扩大实验室、教学和辅助场地，购买新的实验材料和技术系统，聘用技能娴熟的研究助理以及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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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科学教育和研究、医学研究、经济学、工商管理、工程、技术以及其他密切相关的领域，就会有不少人同意我在上面做出的分析。但是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是，对于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而言，情况也是近似的。

我本人想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不同的研究和教学领域，成本支出肯定是有差异的，但是成本支出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差异并不象人们通常所描述的那样大。造成差异大错觉的主要原因，与人们对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以及期望值有着直接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学科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对它们提供的投入自然就要少于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投入。不论何时，一旦对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投入相对不足的情况在优秀大学出现时，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因为这些学校除非在各个重要的学科领域都竭尽全力，包括对于探究人文价值、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等多种社会形态以及人类传统、文化和世界观起核心作用的人文学科领域，否则它们就不可能真正成为杰出的大学。

应该高度重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我可以提出一些理由。例如，在各种学科中，有关知识的方法和形式被看作是相互关联性最强的一个方向。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在一些重要学科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并有所收获的话，那么就必须对这个领域多投入一些。我在后面还要再讲这一点，现在只讲一个我所熟悉的例子。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在哈佛大学建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和教学计划，

它的名称为“思维、大脑与行为”（Mind, Brain and Behavior）。它涉及多个学科的教师与学生，从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医学院、商学院和其他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3到一些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再到技术和其他领域。

哈佛大学的做法是：各个学院负责学术工作的院长和几十名教师参与了这一项目。如果我们不采取一种比以往更全面和更统一的研究方法，很难想象我们能够一步一步地加深了对人的智力过程、人体生理学和行为方面的了解。

参与项目的一些教师积极探索在大脑成像技术中人获取知识与分子和亚分子生物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性。这项工作与其他一些人创立的大脑和脑功能精确模型或“图象”的研究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外一个研究小组进行实验，分析从我们吃的食物到各种药物是如何影响我们大脑的功能和行为的。

于是，在诸多学科研究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密切的学术联系，他们包括医学家，实验心理学家---特别是从事意识本质、记忆的本质、活动和精确性研究的教师，以及语言学家---包括研究语言使用和发展的起源和过程理论的教师。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举其他很多学术联系的例子，特别是在关于大脑概念与思维哲学之间的联系，在进化理论、人类发展理论与人类历史概念（包括历史学中的理论研究工作）之间的联系。最后，历史学的理论工作与更一般的解释理论联系在一起，它们又与文学、宗教和社会行为中的意义理论（theories of meaning）和其他“象征”（symbolic）行动方式发生联系，“象征”包括不同社会成员的“世界观”（world-views），这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内容。

我想说明一下，哈佛大学当初并没有期望这个研究项目能够产生一种“大综合”（grand synthesis）或者对一些重要问题找出立竿见影的答案。但是，我们确实希望骨干教师能够成为跨学科研究团体中的一份子，在重要的研究领域制定一些新的研究计划，出版一些对知识进步有所贡献的新论着，在不同学科之间发现一些富有成效的合作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作有利于产生新的见解。从本质上讲，这种新的见解既是“基础性的”，又是“实用的”或者说应用性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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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提到的关于建立不同知识领域之间重要联系的看法外，还有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它促进了哈佛大学在人文学科、艺术和社会科学方面所进行的大规模投资。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原因。

如果最优秀的大学都不能以一种开放和分析的方式提出与人类文化、宗教、哲学和艺术、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学等有关的问题，那么与这些生活重要方面有关的思想的发展与传播的使命，将会落到那些对于严谨的、不带偏见的和探索性研究没有什么兴趣的人身上，结果会产生对事物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和需要对错误认识进一步澄清的必要。我们不能把人文学习的重要责任，简单地推给那些并非倾心于最严肃学术事业的人或只关心信仰而不关心分析的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有过于简单化地讨论各种国家或国际问题倾向的时代。显然，我们既不能允许这种肆意歪曲事实现象的存在，也不能允许各种各样无知和滋养这种无知的行动的存在。

我们也同时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许多人充满激情和偏执，他们愿意为某一种特殊的信念、特殊的政党、某一块领土、某一个民族和其他特殊目标而奋斗献

3在本文中，将“profession”翻译成专业。它是指研究生层次的学术训练，如法律、医学、工商管理等。译者注。

身。

幸运的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们思想解放，关心各种不同群体的利益，他们不相信某一种思想力量或极端效忠行为能够代表我们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他们相信，人类能够从更为复杂的、更具有知识性的、自我意识更强的、更愿意表达一种“诚实的怀疑”（honest doubt）、具有思想性的国家或国际交流以及影响着人类共同行为的对话中获益。

当然，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证这种自我批判意识和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智慧，可以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得到提升。在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信息、认识、情形和信念方面的差距常常是巨大的。自古以来，良好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营造一种氛围，提供更多的机会，使理智的力量能够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为经过时间考验的各种不同观点提供表达的场所，因为任何观点都必须接受事实和辩论的挑战；提醒社会成员，我们有时也会不遗余力地追求一个错误的目标。

如果我们要想提高未来领导人有效和明智工作的能力，我们就不能把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这些核心领域的教育责任，留给那些对世界优秀大学里的这类教育和研究工作不感兴趣的人。相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带头帮助我们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提高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想象力，学会发现和鉴别事实真相，坚持对事物进行严谨的分析，在不失事物复杂性的前提下，探求对他们所遇到的各种情景最透彻的理解。

遵循这一原则，并不意味我们必定要丧失自己的价值观、信念和做出道德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合理判断的能力。情况恰恰相反。

但是，它的真实含义是，在我们做出结论和开始行动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做出选择之前，有各种各样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当情况的平衡状态发生变化时，我们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来调整我们的观点，改变我们的想法；对于我们将要采取行动可能带来的危害和收益，我们有责任做出最准确的估计。

如果不进行这些严格的估计，我们就可能做出后果对他人有不利影响的错误判断。我们也会出现对自身影响以及我们所拥戴价值观的判断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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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演讲到现在，我一直在阐述这样一个观点，不仅现代高等教育的成本昂贵，而且我们应该象投资自然科学、技术和重要专业教育一样，尽全力对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提供经费支持。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良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事业的花费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在建设国际水准的优秀大学时，世界上只有很少国家能够在最初少量投入之外，还能持续地提供大量的经费资助。如果我们不忘记国家各项事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和优先发展重点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少量的初始投入也是难以做到的。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但是至少应该允许我们阐明基本的观点。首先，我们明白，除了个别例外情况，完全或主要依靠中央或地方政府获得经费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系统，是不太可能成功达到国际优异水准的。如果大学实现了这一目标并且要继续保持这种水准，它们肯定会面对经常出现的、棘手的并且是令人灰心的局面。

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史上，肯定会有这样一些阶段，需要政府的大力帮助来启动或推动教育系统的发展。也可能会有一些特殊时期，需要类似的非同寻常的政府干预来重建或推动教育系统的发展，帮助它渡过快速变化和创新阶段。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明智地预料到，在多数情况下，“混合模式”（mixed model）和“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才最有可能保证优秀的高等教育和研

究系统的基础优势、质量和可持续性。

但是，要想实现这种具有多种可靠经费来源和财政援助的“混合经济”，并非易事。

在高等教育系统发展过程中，做出如何和何时实施这种系统变革的判断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取决于很多社会因素。

确定政府应该持续提供大量经费支持的关键领域，是同样重要的。

如何建立一个大学层次的管理系统，它不仅能够保证学术活力和大学使命的完整性，而且可以提供适当的监控，这是大学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

最后，创建有效的大学行政和管理结构和程序，允许不同形式内部领导体制和问责制4的存在，对于大学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两难选择。

无疑，对于大学如何迎接上面提到和没有提到的诸多挑战，我们并不能开出一个清楚的处方。在每一个社会中，在各种不同情形下，有经验的人在获得足够信息的情况下要做出判断，看一看在特定的时间里能够实现哪些目标。我们能够提供的一般性建议是，要建立成熟和复杂的模型，总是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包括采用试错法，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另外一个论点也越来越被人们认可，即随着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大学必须提高自身的自主能力，不能再过分地依赖于政府或某一个资源渠道。学校有更大的责任来确定行动路线和自身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必须保证大学具有履行这些责任的独立性。反过来，大学必须确定什么样的社会服务形式是最有价值的和益处的。在大学的能力、办学目标和社会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是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为了找到这个合适的交叉区域，我们必须要了解大学使命的本质，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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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优秀大学的办学目的，是一件让人感到愉快而轻松的事情。但是即使在美国，在某些方面，一些州立“赠地学院”的特许状（charter）及其表述目标，与私立大学的特许状是不同的，私立大学之间也不完全一致。象Notre Dame这样由教会建立的大学，其办学的基本目标就有另外一些特殊性。

如果我们想在即使某一个国家找到一个关于大学的一般性概念，我们会发现不同类型大学之间具有一些重要的相似性，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在有些时候是更为基本的。

在下面的演讲中，我想重点谈一下大学这个概念，我认为大学这个概念对于哈佛和美国其他一些与哈佛类似的大学来说是相同的，这些学校包括芝加哥、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斯坦福、伯克利、哥伦比亚、耶鲁、密西根等。世界各地的很多传统大学都有近似的概念。在这里，我只谈一谈我最熟悉的一些大学。我想补充说的一点是，它们都是非教会学校，都从事广泛领域的教育事业，学科范围涉及文理和一些专业教育。所有大学都设有独立的董事会，包括州立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从联邦政府机构或立法机构获得的经费只占学校总经费的一个较小比例。包括哈佛在内的这些优秀大学的主要特点和办学目的的文字表述形式是什么呢？它们又是如何随时间演变的呢？

首先，哈佛和与之类似的大学具有某种结构，学校的创立、组织和管理方式与社会中其他组织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由大量专门和特别的学术单元组成的“有机体”（organisms），每一个单元都有高度的独立性，每一个单元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单元负责人的领导能力、学术天才甚至个人品质。

4它对应的英文是“accountability”，在有些地方，也把它译为“责任制”。译者注。

与其他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大学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教师是不能从一个单元“转移”（transferable）到另外一个单元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所具有的知识是高度专门化的，需要用终身的时间去掌握。在每一个特定的领域，杰出学者和教师的供给数量都是不多的，因此聘用优秀教师的选择余地是相当有限的。

因此，一所优秀大学的领导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学院院长及其同事的能力，他们以团队方式开展工作，不是以“命令”（order）的方式要求其他人去完成学校的教学和研究任务，而是采取一些措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与教师通力合作，为他们提供广泛的学术领导并指明奋斗的方向。

我想补充说一点，只有受教师高度尊敬的学者和与教师志同道合的人，才有可能在优秀大学中承担这种领导角色，因为校长、教务长和院长的大部分工作都与对严肃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本质的理解有关，以及与了解如何在发展过程中评价不同学术领域的重要性有关。

当然，对大学来说，还有其他的领导方式。但是，我相信，教师只有最充分地施展他们的创造能力和才华，在学校扮演适当的角色，他们才能够最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通过下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大学有机体本质的复杂性。在大学中有很多学生，学生所扮演的角色与教师不同，他们也是大学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充满了活力，有着自己的抱负和身份认同。

除了教师，一些规模较大的美国大学还有为数不少的非学术性的管理人员、工人和一些官方或非官方团体机构，它们包括：独立董事会，对于像哈佛这样学校的正常运转和学术质量的保证，董事会负有托管（fiduciary）和法律责任；数以万计的毕业生（即校友），他们受邀为母校发展提供资金和建议；社区政府和成员；一些较大的国家公立机构，包括无处不在的新闻媒体、基金会、商业机构、非营利性协会、工会、联邦政府机构、公共利益团体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组织。可以看出，大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组织，幸运的是美国大学采取了比较集中的管理方式，与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美国大学承担较多的管理职能。然而，大学仍然是一个高度分权化的组织，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它们的运行取决于学校领导者和教师激发数以千计推动学校发展的人员的兴趣和调动他们能力的本领。

人们很容易夸大优秀大学和规模大的学校之间的明显差别，当大学发展时，我们也很容易抱怨它的结构和组织特性。但这并不是我想要表达的目的。

尽管我相信大学面对着一些特殊和异常复杂的组织性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其他许多机构，包括大型公司，也在按照分权的方式重新调整其组织结构，减少管理的层次，使组织结构向“水平”（horizontally）方向发展，它们也面临着多种十分复杂的“多顾客”（multiple constituency）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倾向把相对分权模式的一些特征看做是大学的一个基本优势，而不是它的劣势或不利条件。这就是我认为大学最富有创造性、能最有效地履行其基本职能的原因。在大学中心领导和管理层与权利下放责任之间存在着一些有利于大学发展的张力，这种张力是由于组织内部成员的积极合作和相互呼应产生的。在集权和分权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学中找出很多的例子，一些大学过于分权，造成学校领导层或其他管理层缺少主动和有效采取行动的能力。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反的例子，管理过于集权和科层化，教师和其他人的创造性和领导才能被窒息了。

美国优秀大学至少还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即创造各种符合学院特点的合作计划和咨询形式，在一定自由度的情况下，学校能够最有效地调动教师和管理人

员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使学校其他成员的聪明才智和敬业精神得到发挥和施展。

如果大学能够采用这种咨询方法，它就一定能够通过建立一种结构合理的过程来挑选和鉴别学术和其他方面的发展重点；在了解情况的条件下，做出哪些学术领域应该得到优先发展这样困难的选择，对为什么这样做做到心中有数；确定学校发展的一般方向，评价学校所取得的进步和实际的教育质量。

在这些方面，学校一级的学术管理层显然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承担着主要的责任。它必须能够获得不同学科领域相对重要性的信息，然后为学校未来的发展制定一个全面计划。

对于如何有效地开展大学内部的合作，学校领导层要有一个清晰的想法，以便使总体大于部分之和。换一句话说，大学必须制定一个被多数人信服的未来发展远景，它能够激励教师、学生和其他人员在实现学术和学校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其创造性。

但是，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也无法根据一些抽象的思想和社会所期望的目标来确定大学学术发展的重点，或者做出明智的选择，因为社会所期望的目标未必与某一所学校的优势相一致。因此，事实又一次使我信服，尽管最终的决策是大学学术领导团体和董事会的责任，但是只有得到教师的配合，所制定的战略计划才能被最彻底地贯彻和执行。

没有向教师进行咨询，一个人就很有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他还可能丧失其他关键要素：人员的积极参与---所有参与者的智力、驱动力或者承诺---这是大学走向成功的关键。

当我们将上面讨论的各种因素都予以考虑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有机体”这个词是描述像哈佛一样的大学“组织”比较恰当的词汇，而“领导”（leadership）是描述指引这类机构行动的一个合适词汇。

当然，任何管理者都必须对系统和组织实施有效的管理---这是一个明确的责任，在大学中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但是，有效管理（good management）并会不超出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即按照规定的确定程序明确目标，在特定的范围内，使事情正常而有效地运转。管理本身并不能产生引人注目的研究结果，或者使教学变得更具有启发性。这些学术成果来自于教师不懈的追求，超凡的智力，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理解，在新知识和真理的发现过程中，对成功的目标充满势不罢休的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去探索事实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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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最后一部分内容自然引导我对优秀大学的主要特征做一些评论。我的评论很简单。只有教师的绝对质量达到了国际水平，一个大学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优秀大学。如果我们要创建一所具有国际水平的优秀大学，那么我们就必须意识到，在文理和各个专业学术领域，对教师质量测量的主要指标是具有原创性的学术工作和研究工作的质量。

在强调学术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时，我并没有忽略形式多样的优秀教学对于大学使命重要性的意思。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在任何杰出的大学，教学与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最优秀的研究和学术工作中获得的、在最佳的学术期刊发表的和由最着名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重要思想和发现，是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源泉。

这是优秀大学中的教学与其他类型大学中教学相区别的一个方面。

由于教师在大学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所以我在前面演讲中强调指出，在制定学术计划时，管理人员要与教师合作，共同确定大学的学术发展方向。由于教

师是大学教学和研究活动的原动力，所以在确定大学研究和教学发展方向时，管理人员必须与教师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因此，大学如何选择和聘用教师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其他重要的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教师及其研究成果，如何分配研究经费，如何保证教师中有合理的流动，以便使一些有才华的年轻教师总有较多的机会进入最优秀的大学和从事学术职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但这已超出了本文所允许的篇幅，我只能简短地说几点意见：

第一，在大学中，没有比发现和聘用高级教师更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有相当比例的高级教师应该从校外聘请。从校外聘请优秀的教师以及从学校内部通过严格的程序选拔晋升一些高级教师，是既能保持活力又能够保证质量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请全世界的专家对候选人进行评价，是保证每一个领域都能招聘到最优秀人才的关键所在。

在做出高级教师招聘决策时，一定要认真考虑候选人所在学校最优秀教师对他的看法。我相信，最后的决定应该由系之上的校长或教务长来做出。

第二，按照我的看法，如果一个学校年轻或初级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例在25%到35%的范围内，那么这个比例是合理的。5到8年实习期结束后，应该对初级教师的研究和教学做一个评价。只有很少的人，10个人中有2-3个人可以获得晋升的机会，晋升的唯一标准就是他的学术绩效。对于没有获得晋升机会的人，学校应该在一年之内帮助他们在其他使命不同于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学校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

除非建立了这样的程序，否则一所大学就存在着对所有教师都实施永久性聘用的危险，虽然有许多人可能是相当不错的，但却未达到杰出的标准。没有适当的聘用和晋升机制，学校势必会很快走向平庸。

除非大多数年轻教师在试用期内就离开学校到其他地方去谋职，允许学校每年都不断地聘用新的年轻教师，这些新人把他们的新思想和他们受到的最新培训带到学校里来，否则学校就会很快变得停滞不前。理想的状况是学校各级人员不断更新，在许多领域知识变化迅速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第三，如同应该采取开放的和持续的方式招聘高级和初级教师和在质量评估基础上建立真正的竞争机制一样，大学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程序进行研究经费的分配。

在美国，每一个教师或研究小组都通过大学研究办公室，向政府机构、基金会、公司和其他实体提交详细的研究计划报告，申请研究经费。“同行评价”系统对这些建议书进行评估，一般的规则是，许多不同的资助机构根据申请者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计划书的质量，将研究经费直接拨给教师本人或研究小组，很少有拨给大学的情况。

与其他人为系统（human system）一样，研究经费评审系统也不是完美无暇的。但是，它是相当有效的。我认为它只是我们设计的质量保证过程中能够满足评价指标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们评价一个系统的指标包括，同行评价要超越学校的范围，竞争性应该体现在全国范围内。这就要求教师或研究小组撰写详细的研究计划，专家可以根据此项目建议书对它的可行性进行评价。它还允许由校外专家组成的评价小组，在项目评审结束后进行实地考察，对研究结果做出评估。这对避免在许多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的经费分配中的偏袒行为，具有很大的阻止作用。最后，年轻教师和中年教师可以独立申请研究经费，而不是把获得经费的希望寄托在他们所在学校资历更强的教师或管理人员身手。

与隐含的原理相比，评审过程的细节并不十分重要。评审过程及其原理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教师的研究质量是大学质量的重要试金石。因此，没有什么比发现最佳研究质量的保证方法更为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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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谈一谈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优秀大学其他方面的一些特征。这与论坛组织者要求我讲的一个具体问题有关联，即如何在一所大学中形成或完善良好的“学习氛围”（climate of learning）。

为了回答与学习、研究或其他教育思想有关的问题，我们至少先要对教学和研究的不同方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不幸的是，或许也是幸运之事，我们今天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层面的讨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了解一下在这个问题上有哪些主要观点，同时我不能奢望今天在场的所有人或大部分人会认同我将要讲的内容。

在本演讲中，我希望能够做到的是，对一些主要原理及其相关目的进行一些描述。对哈佛和其他类似的大学来说，这些原理是最基本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历史上其他方法曾经对于其他类型的学校和在其他社会环境下发挥过作用。

我以为哈佛大学所采用的有特色的方法，可以清晰地做如下的表述：

1、它们既是一种理论，也是复杂和曲折历史发展的结果。哈佛大学曾经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一所优秀的大学是一个社会中单一（single）和特有（unique）的学校。在特许状中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在各个学科领域发现新知识；保留、解释和重新解释现有的知识；帮助学生掌握方法、知识、技能和探究问题的习惯，这样他们将会终其一生而不断地追求学问，领导社会向前发展。

2、对探求、发现和解释知识作用的强调，意味着大学的所有成员都接受这个基本命题，即各种思想和假设，所有的哲学系统和科学理论，所有的宗教、政治、文化和世界观，以及所有的“事实”都是可以被质疑和向其提出挑战的。事实上，它们有待于各种方式的检验，包括系统分析、研究、实验、论证和辩论。

我们并不期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得出意见一致的结论或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的真理。但是，最晚从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开始，时间也许还会推到更早的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和其他人文学者生活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期望，即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许多问题可以被越来越精确地界定；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更坚实的事实基础或推翻已有的事实基础；对一些现象所做出的不同解释，可以解释为不断分析的结果；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但不限于此，通过不断测试和实验，能够建立更完善的理论。可以直接采用这个过程的结果，对社会产生直接的益处。

从18世纪以来，“启蒙”概念的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二战之后，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后现代理论对它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极端怀疑主义。各种宗教、政治、文化等“绝对教条”（doctrinal absolution）受到了人们的攻击。然而，在哈佛这样的大学中，启蒙思想却包含着最连贯的和内涵最丰富的有关学习方法的原理和观点。

这种方法本身有一些哲学上的问题，它蕴涵着一些制度和社会风险。但是，它延续下来了，由于各种原因，它获得了有力的支持，今天我只能讨论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要讲的这个原因是实证原因。它根植于这样一种看法，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一些人发现了大量的科学理论以及为数更多的“事实”，此外，还有各种哲学系统、对历史的解释、宗教系统以及社会经济或政治理论，事实证明，它们要

么是有偏差、不恰当和不完全，要么干脆就是错误的；在有些情况下，它们与现有的广为人们接受的观点存在着分歧；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们的主要基础是一些主张、信念、灵感、对各式教派盲从的形形色色的“权威”，或者是在个人或市民生活各方证据基础上做出的论证。

如果我们接受上述观点，那么就会自然地假定，各种命题、理论和信念都应该受到挑战和得到检验，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才鼓励和赋予人们一种责任感，去正视人们天天遇到的关于自然和生活思想中确实或可能存在着的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过程也鼓励人们对自身的思想和信念做出评价。

采用这种教育和学习方法的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当人们参加这个过程，他们就可以修正甚至摈弃他们的某些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增强，他们也更容易接受这样的思想，即与他们所持世界观迥异的世界观是值得加倍尊重的，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事实真相的了解。这种情形在今天表现得更为明显。

同时，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开的辩论，还会出现另外一种可能性，他们对自己的原始信仰变得更有激情，对于学术上（有时是个人之间）的坦诚讨论和分歧感到恐惧或者常常有被冒犯的感觉，而不是善于从不同见解中受到启发，从不同观点中拓展自己看问题的视野。

当然，在哈佛大学，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相互对峙的事例以及其他反应形式。这所大学面对着的永恒挑战，就是保持健康的学术氛围。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有时会导致冲突的出现，当冲突主导了学术气氛时，就会对大学团体的人文价值观构成威胁，最理想的结果是促进了对不同民族和文化差异的相互尊重和理解。

事实上，我们今天面对着很多两难境地，其中之一是如何保持最大程度的自由探索和允许多种观点并存，同时还要保持一种团体凝聚力、认同感和共同的基本价值观。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把哈佛这样的大学看作是一种从事十分严肃的学术和人文多样性冒险事业的“实验室”。看一看，要想在大学中实现多样性，有多大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在大学中，既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又存在着潜在的相互融合，有意识地把各种人的能量和价值观汇集在一起进行相互碰撞。从这种冒险活动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学术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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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绝不能做一个简单被动的观察者。它必须有意识地鼓励争论，增进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它必须对个人和团体的一些行为做出规定。大学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来保护这些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大学内部很容易就此达成一致。但是，风险总是难以避免的，情况也总是复杂的，必须机智地和采取理解的方式处理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但不一定赞同）上面概括出的关于知识本质的原理以及对发现和研究所持的态度，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更容易地讨论一些教学思想，包括造就促进学生有效学习“氛围”的各种方法。

从本质上讲，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学习思想的变化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形成了一条稳定而清晰的发展轨迹。如果允许我们做一个简化的话，哈佛大学的教学从以知识“传授”（transmission）为基础，转变为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虽然这是一个简化，但是它却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哈佛大学仍然认为，学生应该很好地掌握现有的各种知识、信息和理论，这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奠定：讲座、阅读、使用专门设计的课程资料的信息技术和其他方式。但是，与一个世纪之前的方法相比，大学目前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使学生能够及早成为参与发现、解释和创造新知识或形成新思想的成员。

从这个角度看，哈佛和其他大学的本科生被看作是处于实习阶段的学者和研究者。和教师一样，他们主动参与探索未知的事物，或者检验现有的假设和对事实做出解释，这样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否能够经受得起严格的训练。

在指导学生成长方面，教师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为学生设计课程，开设讲座，组织研讨，就学生研究题目提出建议，为学生的实验方案或研究论文的写作提供咨询，引导学生开展正式的与非正式的讨论，邀请研究生参与自己主持的研究项目，对学生的学习和工作效果做出评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们的系统中，学生的教育活动是精心设计的，在每一个环节上，教师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学生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他们同时学习几门不同的科目，选择他们愿意学习的课程和参与他们愿意参与的研究项目。

学生的选择自由也是学校有意识安排的，它与大学的一般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大学对学生的选择范围有一定的约束，但是学生的选择范围仍然很大。大学的基本信念是，如果学生有根据自己的天赋和直觉做出选择的灵活性，他们将会对学习充满活力和兴趣，孜孜以求。

最后，教学场所和形式的变化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我回顾的一般发展趋势相一致。结果，教师把很多的时间花在了研讨课、个人或小组辅导、计算机网络交流、实验室工作、（通过学生）查询档案资料和专门图书馆资料，教师对学生的考核不再使用常规的考试方式，而是采用研究论文形式。学生花在课堂外的时间更多，他们独立探询未知的事物。这种做法强调了大学对学生的重视，我们要尽可能地把他们看做是大学主要活动的年轻合作者。在大学中，所有成员，甚至包括年长的教师，都是学习者，所有人都是发现者和解释者，所有人都在向别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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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转到另外一个关于学生学习的话题，这个话题涉及大学如何为帮助学生的职业发展和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做好准备。一般来讲，哈佛大学较少为本科生提供职业教育或训练。在本科阶段，学生不能学习法律、医学、商业或技术性很强的工程专业。但是，哈佛希望文理类本科生教育使得学生能够发展多种技能，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再加上在一些基础学科领域的集中学习，他们可以为今后终身的工作和进一步学习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即使在专业学院，对学习法律、商学、教育、医学、政府管理和其他学科的学生来说，他们也应该集中精力学习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学习非常专门化的专题或培训内容。所谓基础学科领域，是指那些能够提出最根本和复杂问题，从而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才能解答的领域。再重复一遍，教育的前提是提出问题和集中注意力寻找未知问题的答案。

建立在社会需求和人力分析基础上的本科生或专业教育的概念，根本不是美国优秀大学的教学方法。由于多种原因，人力预测（manpower projection）一直不能算是一种成功的做法，未来10年的预测都是不准确的，更不用说对未来20、30年做出预测了。结果，即使在专业教育方面投入很大的那些美国大学，也相

信只有培养未来社会的领导人，大学才能最好地为社会服务，这样的毕业生能够及时地发现未来一段时间内他们想要从事的工作类型。在未来，会有很多人在一生中至少要改变一到两次主要职业，他们可以成功地调整自我，因为他们过去受到的教育或训练不是过份专门化的或狭窄的。在未来，这种适应性将会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世界正在快速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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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就未来大学学术发展重点这一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看法，来结束我的演讲。我并不否认大学之间存在着差异。每一所大学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目标，它在社会文化中都占据着特定的位置。所以，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可以为所有大学所共同依循的方案。

但是，一个或两个学术领域和思考学术方法的多种途径，是值得我们做一般性讨论的，我现在将把重点放在这些问题上。我在下面将会直接谈到哈佛的经验，希望哈佛的一些做法对你们有参考价值。我想要谈的是从1991年到2001年在哈佛开展学术和学校计划的主要方法。

我和我的同事，尤其是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在90年代初见面时就开始讨论大学的未来，最后我们决定在哈佛进行一些结构性的调整。

一开始我们的思想就很清楚，许多最重要的学术领域和最重要的社会挑战，需要采用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的方法才能应对。当然，学科的专门化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总需要在特定的知识领域进行深入的探索。但是，如同我前面提到的，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哈佛并没有建立有效的组织，特别是从整个大学范围来看，鼓励跨学科的合作变得尤为重要。

接下来，我们意识到，自90年代初期以来，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变成提升研究和教学水平最强大的新“系统”和工具。我们也知道，要想使新技术的潜力变为现实的话，我们需要获得大量的财政资源，进行大量的实验工作，大学内部不同部门之间需要具有强烈的合作和相互学习的意愿。

再接下来，事实告诉我们，在世界上各个主要专业领域以及多种非营利性组织中，处于职业生涯中期和从事高级管理工作的人有继续受教育的需求。由于制度和专业方面的变化，对于数以万计的想要更新知识而不能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的人来讲，他们十分需要大学为他们提供从一、两周到两、三个月不等的短期强化课程。

最后，我们相信，即使美国社会的多数人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是相对发达的，不需要进行大的更新，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面临着许多教育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全校范围内的学术和学校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今后10到20年制定的。之后不久，我们启动了一个为期5年的筹款计划来支持这项活动的开展，最后我们筹集到了25亿美元，它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计划。

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大学校长、教务长、院长和副校长组成一个管理小组，他们定期见面，在预先准备的情况下，每次花2-3个小时讨论学校的计划工作，这种工作形式一直持续了18个月。我们想要达到的是一个全校范围内的发展全景，它包括整个大学的目标以及哈佛大学每一个学院或学术单元的发展重点。我们也采用类似的方式对筹款活动进行统筹和协调。如果没有这种上下同心协力，我敢肯定，我们绝不会在制定统一的学术重点发展计划和说服约15万捐赠者以及基金会、专业团体、商业公司和其他组织为学校慷慨解囊方面取得成功。

在筹款过程中，我们吸取了很多教训，但有两点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第一，在美国，大多数捐赠者对于他们的捐赠行为都是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只有当他们了解了大学的明确目的，并且确信大学会有效地使用和管理捐赠时，他们才会对大学的募捐号召做出响应。因此，在捐赠过程中，说服捐赠者是至关重要的。与精心设计和目标明确的募捐活动不同，一般性的募捐活动常常不能唤起人们的热情。

第二，多数人捐赠的目的不是为了济贫，而是希望某项事业锦上添花。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领域的财政资助往往倾向于给那些优秀的机构，但这个规律不一定适用于别的领域。有宏图大志并且质量优异的大学比其他大学更容易获得资助。当捐赠者相信他们提供的捐赠有助于发展某项事业时，如有利于发现新知识、促进教育的发展和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他们就愿意慷慨解囊。

谈到学术内容时，我将介绍一些具体的例子，特别强调哈佛的两个发展重点。

第一，很清楚，在基础生物学和相关的医学领域，我们制定了一个宏伟规划，它涉及的范围很广，从基础研究到具体的应用，研究成果对于治愈多种疾病具有光明的前景。事实上，到80年代中期，世界上新的发现层出不穷，这在人类历史上也许是史无前例的，几乎没有哪一天或哪一周，我们听不到一个关于科学或医学重要发现的消息，或者是没有出现一种新的和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程序。

结果，我们决定对哈佛大学生物和医学领域进行一系列的大规模投资。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投资额就远远超过了1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年度研究经费和运行经费。

事情的细节并不重要，我想要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交叉学科和教师之间（或学院之间）的合作。

在优秀大学中，跨学科的研究工作在一些领域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但是规模却一直不大。建立一种有效的和广泛的行动计划，调动全校不同学术单元、学科和学院参与者的热情，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到90年代，对于越来越多的教师来说，对于一些主要问题的解决和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只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共同合作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方法才能取得成功。一些主要的基金会、政府机构和个人捐赠者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在哈佛建立一个新的合作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它的规模是以往从未设想过的。

规模最大和最有抱负的计划，是在哈佛医学院、公共健康学院、文理学院中几个基础科学系、哈佛大学的所有附属“教学医院”和一些特殊医学研究所之间的合作项目。

一名负责人、教师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与几十个系的系主任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开展规划工作。最后，大约500名哈佛大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共同成立了一个癌症研究中心，它的目标是精确诊断诱发不同癌症病变的机理，然后再对不同病变设计出具体的治疗方案（或其他干预措施）。

经过一个激烈的竞争程序，国家健康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及其他捐赠机构最后决定，对哈佛大学的研究计划予以资助。现在大学承担了这项研究使命，希望在未来几年里会有新的重大发现。

我再对这个特殊的计划做两点一般性的评论。

第一，只有当足够多的学科领域以及科学家和资助机构的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达到某种境界，合作条件才成熟，否则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强迫”他们开展规模如此大和范围如此广泛的学术合作。抽象的分析和计划可能给出“正确”的（从理论上）应该做什么的结论。但是，只有当某一个特定领域的机会成熟时，以及

教师坚信复杂的合作活动有一定的成功希望时，这样大规模的合作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了解什么时候开始行动，以及知道如何去做，至少与了解为什么做一样重要。

第二，如果没有一些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具有生命力的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的大量投资，那么今天在医学、技术和其他应用领域的任何突飞猛进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除个别的情况外，只有对事物结构和过程的本质有深入的理解，才能谈得上实际应用。只有通过长期、耐心的探索和实验，才能实现对结构和过程的深入理解。为了创建一所杰出的大学并维持其正常运转，我们就应该不断地提醒自己以及经费资助机构：只关注应用研究而没有基础工作方面的突破，是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也不能有效地治愈疾病。

我并不是建议所有的大学都必须承担多数或所有重要领域的基础研究。大学必须做出选择。当然，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忽视应用科学和技术学院的建设。社会十分需要这样的学校。在高等教育大系统中，它们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它们与优秀大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不应该将两者混淆起来。

只有优秀的大学才具备基础研究的雄厚能力。因此，它们有责任把基础研究工作做好。如果它们都不能很好地履行这项使命的话，那么还有哪些学校既有兴趣又有能力来承担这项工作呢？最优秀的和规模较大的大学也有能力在医学、工程、公共健康、技术和其他领域发展高质量的应用学科。但是，如果不能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应用科学工作很快就会衰落和枯萎，因为致力于应用研究的人必须不断地与在最基础领域工作的人保持联系，前者工作的成效最终取决于后者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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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列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哈佛大学把国际与全球研究作为90年代以及未来的一个核心任务。

国际与全球研究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所有民族的所有事情”。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把这个计划看作是一个目标单一的和清晰的（或孤立的）学术计划。

国际与全球研究渗透到大学的各项主要活动，包括研究、课程、新生录取、教师聘用、信息技术系统的开发和其他更多的方面。当我们开始在哈佛制定学术计划时，我们邀请每一个系、研究所、学院和其他单元回顾和确定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它们想在国际领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又一次面临着在适当的时间在文理学院、9个专业学院以及许多研究中心之间开展合作的挑战。

下面让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哈佛新启动或预强化的项目。在结束讲话前，我想对整个创新活动背后的主要动机和目标做一些评论。

第一，我们决定，哈佛应该把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纳入其教学和研究项目，并予以加强和拓展。在90年代初，哈佛大学开设了大约60门不同国家和文化群体的语言课程。它还不同程度地为学生开设与这些语言有关的历史、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哲学以及文化和国家其他一些方面的课程。

我们决定把发展重点放在与拉美研究、东欧、东南亚和非洲有关的学术项目上。我们在东亚研究、俄罗斯研究、西欧和其他地区研究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提高学术实力不太强的一些领域的水平。这项决定意味着扩大相关学科领域教师的规模；为学生开设更多的课程；学校投入更多的

经费，供教师和学生去国外旅行、做研究或学习；增加学校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馆藏；重新设计现有的课程资料，保证我们真正从国际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这里想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教师和其他人员中间达成这样一个强烈的共识，即任何关于国际与全球研究的新的雄心勃勃计划，都应该从向哈佛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工作投资开始。如果没有在语言研究、不同社会历史研究、重要文本研究方面的扎实基础，整个计划就会因为缺少真正理解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基础知识而黯然失色。

第二，为了提高大学自身的国际特色，我们积极开拓，为大量国外全日制留学申请者提供资助。到去年为止，在哈佛大学18000名学生中，有将近3000名留学生来自世界100多个不同的国家。在3000名留学生中，有1000名学生来自亚洲，而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是中国。

第三，国外留学生人数最多的群体，选择了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健康学院、商学院、法学院的法学硕士（LLM）学位以及文理学院的几类博士学位，作为他们的主攻方向。当项目开始执行后，我们毫不奇怪地发现，相当数量来自不同国家和社会背景的学生参加了研讨班和讨论小组的活动，他们很快就开始影响讨论问题的性质；他们的参与扩大了回答问题的视角；丰富了研究某些问题的方式。组织讨论课的教师发现，他们本人受到了新方法的挑战。学习情景发生了微妙而清晰的变化，这是教育活动的一个基本变化，也是我们开始时所预想的结果。

第四，专业学院以新的方式采用信息技术，并把它作为国际计划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例如，“案例分析”向学生描述的案例情形更为复杂，学生在学习案例过程中，要做出选择和决策就变得更为困难。案例是商学院的一种主要教学形式。这种方法十分有效，但是过去绝大多数案例都是涉及美国商业管理的内容，一直采用普通的书面印刷形式。

但是，在几年之前，商学院开始编写网上图象案例，它不仅包括文字和统计数据，还有一些精心设计的数据表格，这种数据表格可以交互使用。另外，还有大量的对雇员和经理访谈的录象资料。每一个被访者就公司面临着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问题形成的原因。不出所料，答案因人而异，人们对事情缘由做出的解释与统计数据及其他材料所揭示的原因有很大不同。

其中一个“案例”是关于中国的一家工厂，还有关于其他国家的一些案例。大量的案例内容首次涉及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公司的情况。通过屏幕聆听或观看不同类型组织中人的表现，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文化含义，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之间的生动差别。面对“三维”图像所表现的人的活动，我们的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含义。这样就把“国际社会”直接带进了课堂，从此在哈佛国际教育方面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我的最后一个例子与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中的几个跨学科中心有关，它们过去只从事国家或地区性的学术活动。到90年代初期，这些中心所涉及的学术范围有所扩大，表现在地域、包含的学科数量和研究问题的类型上。

结果，我们建立了一个亚洲中心，它不仅从现有的文理中心吸纳了教师，而且也是第一次从专业学院吸收了对亚洲问题有研究兴趣的教师。

对于许多研究内容，例如，快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这一专题，我们吸收了医学院、公共健康学院、经济学系和商学院、道德哲学和宗教、政府管理学院和法学院、工程和环境科学领域的教师一起参加研究。

我们努力的结果之一，是启动了一个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研究项目，即哈佛

大学环境研究计划，研究成员既有来自亚洲中心的教师，也有来自中国大学的教师。研究的目的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与经济发展和环境有关系的问题。这项研究对于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解决面临的环境问题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有大约100名研究人员参与了这项合作研究，组织工作十分复杂，有时也出现一些摩擦，但是总体效果是很好的，在研究工作基础上提出的一些建议，也被证明是有用的。

这种研究项目是教师、学生、政府代表、实践人员和来自国外人员合作开展的，它综合了不同人群的不同方法。它再次表明，教育中与人有关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学术范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增进国际间相互理解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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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基础的研究到应用性最强的工作，把国际事务作为哈佛大学的发展重点，做出这样的决策有以下几个原因。

我们做出该决策的主要原因，与我在演讲开始时讲到问题的有关。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和教育可以帮助每一个人生活得更满意；有助于建设一个高效和健康的社会；可以帮助各个国家的人民了解世界的复杂性，而不只是看到其肤浅的一面。

与巨大的需求相比，教育和学术的供给仍然是缺乏的，不仅因为优秀大学缺少足够的财政资源，而且还因为许多人甚至一些社会仍然把优秀的高等教育和真正的教育机会看成具有制造分裂的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的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良好的教育以及开启心智的学习会带来一些危险性，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人们独立思考，使之容易接受新思想，接受过教育的人的行为有时是其他人无法预测的，或者他们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不便，甚至有些行为有时是不明智的。当我们决定建立一所优秀大学时，我们就应该做好承担这种风险的准备。我们无法保证，这样的严肃事业将会严格地按照我们所期望的方式发展下去。

当考虑其他选择时，我们很难相信确实应该选择一条与目前走的路所不同的路。当我们考虑各种教育挑战时，很难相信有什么比努力提高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提高我们的理解力、关心世界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挑战更大的挑战。

在今天这个四分五裂、剑拔弩张的世界，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增进对他人的了解，学习如何与人相处，要么是相互残害，以牙还牙。

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最具融合力的教育也不能保证世界会变得和平和友善。但是，我们相信，它至少能够增加实现我们理想的可能性，减少出现重大灾难的风险。这不是一个无关轻重的事情。

哈佛决定提高海外留学生数量的主要原因，是想看一看这些海外留学生是否能够与美国学生共同学习，彼此间是否能够加深理解。这也是哈佛大学为更多本校学生提供出国学习机会以及为哈佛教师与其他国家教师开展合作研究提供资金的原因。

我想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制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也有利于整个世界。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为世界做出了重要而及时的榜样，它必将对其他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激励一些国家也做出同样的努力。

几年之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访问哈佛大学，他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就许多事情与我们坦诚地交换了看法。他还回答了一些听众的提问。我们觉得，他的来访十分有助于扩大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对话。这种对话既是一种

人际交流，也是一种智慧碰撞，对于大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这种国际交流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它的重要意义在未来将会比今天表现得更加突出。

让我再一次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今天及后续的研讨活动将会对我们共同的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