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大爱铸就了永恒的美丽

秦怡:大爱铸就了永恒的美丽作者：胡凌虹

来源：《上海采风月刊》2011年第07期

在文联举行的各种活动中，经常能碰到美丽优雅的秦怡老师，于是趁机会赶紧约专访，秦老师一口答应，只因她的日程一直排得满满的，具体的采访时间难以确定。终于，在一个温暖的午后，我们应约来到了秦怡老师的家。洒满了阳光的客厅有些局促却温馨无比，二三十座奖杯井然有序地摆放于桌上，其中包括首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世界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中国十大女杰奖、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国家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奖等等。墙上的水粉画和照片，记录着秦怡年轻时的修眉大眼、千娇百媚，让人惊艳，而如今面前的秦怡老师银发矍铄、红唇印染、风姿卓越，显示着岁月沉淀后的别样美丽，历久弥香。

紧跟时代的步伐

“一生都在追求中，活得越老，追求越多。由于时日无多，也就更加急急匆匆。”这是1997年秦怡为自己的《跑龙套》一书作自序时写的一句话。十几年来她确实是这么做的，各种纪念、庆典、慈善、义演等会议、活动，都能看到她美丽的身影，听到她激情澎湃的声音。即便今年已经是九十高龄，她依然风风火火，马不停蹄。

记者：昨天，5月27号，您在浦江镇的艺术馆开幕了，场面很热烈，最初是怎么想到建艺术馆的呢？

秦怡：是上海创意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导演佟瑞敏最先提出这个设想的，本来我是不想做这种事情的，用不着去留什么东西，但他们非坚持，还说活着的时候建艺术馆特别好，领导也来劝我，我就只好同意了。前一段時间我主要在忙这个事儿，包括口述我的艺术史，与一些艺术家搞搞互动等等。之前浦江艺术馆周边还很乱，都是乱石堆。所以我还带了一群人去了趟苏州，找我苏州一位搞园林的朋友帮忙设计。这位朋友在篆刻、书法方面都极有修养，原来是我儿子的监护人，我儿子还没有去世之前呢，他曾对我说，你不要担心，万一你以后先走了，我们一定会负责他的养老的。后来“小弟”先走了，他就说，这样，我和“小弟”同年，以后你的事情也由我来负责。我有什么事情去找他，他总是帮我办好，不过我尽量不麻烦他。那么，昨天，5月27号，艺术馆开幕了，也是赶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恰巧是上海解放日这一天。开幕式气氛很活跃，很多人发来了贺信，参观者很多，把艺术馆挤得满满的。现在艺术馆里主要放着我的一些剧照、生活照，我写的一些发言稿等，还有一间房间专门滚动播放我演过的电影的片段，大家看了还挺满意。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些毕竟是外表的，还要不断完善，如果艺术馆要成为文艺工作者跟观众交流的平台的话，还要请别的艺术家，包括电影导演、演员、编剧等，其他领域的专家以及有自己观点看法的观众去讲，还可以跟国外搞一些互动，这样慢慢使这个平台更为活跃。我觉得有艺术馆这个平台也挺好，可以讲讲自己的工作，可以做很多事情。

记者：之前一直忙艺术馆的事儿，现在顺利开幕了，您总算可以休息一阵了吧？

秦怡：啊呀，还是忙，接下来要忙庆祝建党90周年的事儿，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下一个月我要去三趟北京。我自己呢，也要学习学习。今年我还想拍戏，耽搁了十几年了，但拍戏很困难，首先是钱困难，需要很多钱，真是麻烦死了，但是再麻烦也是我自己的事业。

记者：看您这边茶几上放着那么多的报纸、杂志，有时间看吗?

秦怡：别看我整天在外面忙忙碌碌，我也是喜欢安静的人，希望多呆在家里看看东西、写写东西，有时四张报纸我要看几个小时，看到晚上12点，我不是光看标题，文章里的一字一句我都会仔细看。前一阵利比亚打战的新闻我都看好半天。从我们国家的政策到国外中东局

势，我都要看，时事最要紧，看了之后才知道我们生长在怎样的环境里头。虽然我们中国现在很好，但是我脑子里一直有“居安思危”这四个字，一个人想不到哪天会发生哪种意外，真的很难讲，所以一直要居安思危，那么到时候碰到问题了，才能冷静对待。

记者：我还清晰地记得，您在我们文联60周年纪念活动时发言说，“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可以为我接触实际、了解社会、加强学习创造条件，使我年迈的双足尽可能地去跟上时代的步伐。”让大家很感动。

秦怡：我一直受到各种活动的邀请，人家需要我，我又抽得出时间，我就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其实我去年才离休，一直有工作，到现在也是几乎一天都不空。人家老骂我，你活该，自己老说累累累，你自己要去做（笑）。我说，现在好像没觉得累得马上要死，脑袋身体也还能活动，我就去做。目前体检情况还好，基本上还正常。等到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做不动了，我就歇下来。

记者：您整天忙碌，身体依然很好，气色也很棒，有什么保养的秘诀？

秦怡：我从小体质好，因为小时候喜欢运动，喜欢打篮球、排球；会爬竹竿，喜欢玩单、双杠等，还有跳平台，在学校时我可以跳最高一层。影片《铁道游击队》里有一个向下跳的镜头就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没有用替身。我妈妈非常会烧菜，我小时候吃得也比较好一点，营养也够，加上运动也够，据医生说，一个人小时候基础打好了，各方面都能好，长大了会长寿。我现在九十岁了，骨骼还可以。之前到医院里检查，医生说，哎呦，你的骨骼好得来，像三十几岁（笑）。不过，这段时间我自己感觉没以前好，九十岁以后不好起来很快的。

记者：我看您心态也很好。

秦怡：一个人的心态跟性格很有关系，跟认识问题的方式也有关系，如果对事物有着分析的眼光，就不会急躁。我经常会用斯大林的名言“我们不理睬他”鼓励自己，以此来应对各种无端的谣言。

从“为谋生”到“为理想”

秦怡，原名秦德和，出生于上海南市老城厢一个封建大家庭，是上海城隍老爷的后裔。16岁时秦怡为参加革命离家出走，辗转来到重庆。当无依无靠的她正为生计发愁时，遇到了史东山、应云卫两位大导演，在他们的邀请下，迈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中万剧团的大门。然而，动荡的时局，不幸的婚姻让秦怡的生活始终如同踩在钢丝上一样，随时有坠落的危险。不过，对生活的无比向往和热爱，让秦怡经受住了磨难，并把这种人生体验化在了表演艺术中，形成了炉火纯青的演技。

记者：十六岁您为革命离家出走后，一直意外不断，经历了种种磨难，但您总是临危不惧，在关键时刻，果断地做出判断，小小年纪，您如何有那么大的主见？

秦怡：我相当的乐天派，碰到再大的事情，再急的事情，我会忽然很镇静，一个人越是有急事，越是要镇静，这样才能去想办法来应对。我觉得人是要有思想基础的，如果我真是糊涂到了没有思想，我可能早就死了。也就是说，这个思想基础让我在最困难的时候，能辨别一些事情，我应该呆在哪里，我应该去做什么工作。比如，我17岁的时候进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时厂里有规定参加厂工作的人必须集体参加国民党，但我就是不参加，集体参加就是签上一个名，但我就是不签。因为我大姐很早就参加革命，她最喜欢我，我小时候也受到她的一些影响。那时南市还有一个少年宣讲团，经常演一些进步的话剧以及其他的文艺演出，我去看过一些，也经常去听宣讲，潜移默化地也受到一些影响。

记者：据说您一开始当演员时并不顺利，再加上婚姻的不如意，您几乎认为自己不是当演员的料。

秦怡：是的。刚开始时，我像个傀儡似的，导演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机械地表现喜怒哀乐，让我悲哀，我就皱紧了眉头，让我害怕，我就瞪大眼睛，张大嘴，这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信心，断定自己走错了路，绝对不是当演员的料。另外，我的第一段婚姻也不如意，因此我把一切都归咎于进了“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生完孩子后，我决定第一离婚，第二离厂。我先把孩子寄养在奶妈家里，趁前夫出去拍戏，逃到了成都，并让人家帮我介绍了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但是前夫拍完戏回重庆路过成都，知道了此事，大闹了一场，加上朋友也劝我，我只好又回到了重庆。

记者：那您如何又恢复了演戏的热情呢？

秦怡：那段时间我患了恶性疟疾，虽然离开了“中制”，但生活没着落，暂住在“中制”的家庭宿舍（纯阳洞五十一号）中的后楼里，一天隔一天高烧四十度，人病得不像样了，孩子出院后三天两头病危，前夫又每日烂醉如泥。就在我心灰意冷、对一切失去信心时，我发现五十一号这幢房子里经常有文化艺术界的精英来往，有吴祖光、陆志祥、黄苗子，徐迟、金山，叶浅予、戴爱莲等等，夏衍他们也来，不过少一点。我没想到前楼是如此精彩，我不甘心就这样生活下去，所以每当自己高烧退下一点时，就爬起来到前楼和他们一起谈话，听他们议论，并向他们借阅一本又一本的文学著作。小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五十一号我又更多地看了高尔基、谢德林的作品以及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的诗集，之后的几十年里我还能滚瓜烂熟地背诵许多诗。这些文艺作品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让我逐渐懂得了怎样去选择、取舍，懂得了善和恶、爱与恨，甚至形成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所以说看书、周围的环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住在五十一号的那段日子的生活积累，成为我日后当演员最需要的情感宝库。后来我的疟疾病慢慢好起来了，我又接到了角色，是在曹禺同志的独幕剧《正在想》中扮演一个古怪的老小姐，化妆师把我的外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