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音乐与媒介传播的良性互动

第33卷第5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3 No.5 2012年5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y.2012
绿色音乐与媒介传播的良性互动
田秋霞
(华南农业大学 珠江学院，广州 从化 510900)
摘 要：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向的今天，环境生态的重压、消费娱乐的冲击、精神信仰的缺失等等问题浮上水面，寻找一种简单易行的社会净化方式已成为众人之愿。

文章以跨学科视域，从深层结构上审视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音乐及其与媒介传播的关系，发现二者互动的社会文化价值，假设一种理想型的净化模式以实现二者的综合价值增值。

关键词：绿色音乐；媒介传播；良性互动；净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2）05-0190-03
随着一个技术逻辑、消费文化、媒介信息统治的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对文化的颠覆与反思也牵引着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型。

音乐也正式以其独特的艺术性和结构性特质承载起生态主义的理念与实践，标上“绿色”的注脚。

[1]而促进现代社会和谐化发展，则有三种主要的机制：权利制度机制、文化价值机制、传媒舆论机制。

[2]绿色音乐的媒介传播正是将后二种机制予以协和。

如今，绿色音乐正不断通过媒介传播强大的辐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净化”我们的社会生活；而这既有益于生态社会的构建与形成，也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一绿色音乐媒介传播价值的社会文化学解读
（一）绿色音乐：艺术审美与心灵净化
默里·布克金认为：“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文化与个性的改变与我们实现一个生态社会的努力同步。

”绿色音乐正是作为这样一种新的文化出现在现代人的视野之中。

孔子曾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说：“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

作为蕴涵创作人自然情怀、和谐思想的声音客体，绿色音乐在听者的感性直觉进程中，通过个人意向逐一显现其意义，使受众接受之后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一定程度上避开波兹曼所称的“伪语境”，从娱乐→认知→审美逐层递升情感的层级，潜移默化中向“绿色”靠拢，审受生态艺术的
收稿日期：2012－03－02
作者简介：田秋霞（1984－），女，湖南湘潭人，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艺术与人文系新闻学教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研究。

美，净化媚俗之心。

国内经典绿色音乐作品《万物生》的演唱者萨顶顶曾称，“我意识到，音乐中，实际上只有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人们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

（二）媒介传播：文化装置与拟态环境
“传播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十分强大的商品，因为它除了能生产剩余价值外，还制造了符号和形象，其意义能够塑造人们的意识。

”[3]
一方面，“媒介是信息”，是人体感官的延伸。

首先，媒介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进行文化传播议程设置和文化规范的特殊“文化装置”，强大的社会功能导致大众文化的兴盛，使一切社会封闭状态、一切传统的价值意识建构得以打破；其次，媒介对市场经济的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制造着“娱乐至死”的媒介景观，并担当着新文化格局中良好文化生态的维持责任；再次，媒介传播文化也创造“媒介文化”，在信息化时代，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及其内含的隋性因子、消费文化的蔓生和多元价值取向都通过媒介文化予以展现。

另一方面，媒介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环境决定其制度与经营、生存与发展；而媒介则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并在全球化的网络中提供给人们一个“拟态环境”，间接地模糊着社会的现实。

大众传播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长度，转变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封闭状态，使一切遥远的关系变得近在咫尺，随着“界限的消失”，带着所谓“电子乌托邦”的希冀，部落化社会的重归已指日可待。

（三）绿色音乐的媒介传播：社会净化与沉默的螺旋
绿色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信息，蕴含着特定的意境与艺术思维，这种特质一方面是受社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一方面又是对社会、文化的反映和牵引。

而媒介则成为这一艺术信息的载体和渠道，经过多媒介传播的强大渗透力使以往阶层化的受众得以改变，音乐成为大众共享的艺术。

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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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碎片化的趋势又使适应不同受众口味、不同媒介特性的绿色音乐类型，成为不同媒介、不同“把关人”选择的内容信息，以传递给最小单位的“社群”。

同时，这种传播也影响了包括媒介人在内的社会人的价值观发生生态化转变，催化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型，并促进媒介对绿色音乐的进一步大规模、大范围传播。

2007年美国副总统戈尔发起的全天24小时Live Earth 环保音乐会系列覆盖全球逾20亿观众；2009气候峰会举行前夕，全球合作的音乐作品Beds are Burning及其MTV在网上的下载用户可以把名字添加到数字请愿上，以要求全球领导人达成一项广泛的环保公正协议，据统计超过130万人签名支持。

社会是人的社会，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双重作用下，绿色音乐以“创新扩散”逐步形成“沉默的螺旋”。

它以一种生态艺术的美感，唤起人们现代生活审美的艺术化；以一种生态文化的姿态，抚触社会人的心境。

听众在消费绿色音乐的同时，既消费了艺术，又消费了生态，也消费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从而一定程度上促成社会文化规范的新转变与新成长，促成社会的生态化生存与发展，实现社会内部和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从社会的心灵开始净化。

二一种理想的社会净化模式
（一）社会文化系统
在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中，系统要持续有序发展就必须各个子系统之间、各个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保持信息交换关系。

本文重点关注与绿色音乐媒介传播最为相关的社会子系统：文化系统、大众传媒系统，以及内属于文化系统的绿色音乐系统。

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4]。

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雷蒙德·威廉斯更将其视为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

庞朴先生在“文化结构三层次说”中，将文化系统的各要素按其相似性和由弱到强的稳定性划分为由表及里的三个层次：人工创造的器物—理论与制度—价值观文化心理。

[5]绿色音乐是人类自然生态理念在音乐符号上的一种寄托与理解，也是蕴涵于生态文化系统中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文化形式；其属于生态文化，是人类价值观的一种特殊表现和心理转向，可以认为是文化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组成部分。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系统中一个具有自我特点和结构的子系统，在本身的各种要素之间，在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大众媒介成为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渠道与手段，也是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互动的一种信息载体和交流方式；同样的，媒介本身也在各种互动关系所构成的传媒生态中生存与发展。

（二）理想的互动模式
一方面，直接渗透。

绿色音乐通过媒介的传播直接与社会进行互动，这种互动直接将绿色音乐内化为媒介文化的一种，这种媒介文化的渗透如同一阵激流将绿色音乐直接打碎、吞噬、融合，“把传播与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6]。

另一方面，间接渗透。

绿色音乐以一种间接形式，通过媒介的传播首先与社会各层面文化进行互动，形成一种更为社会化、大众化的生态文化，再通过媒介传播与社会大系统发生互动影响，以缓慢渗透的方式最终融入社会群体之中。

同时，大众媒介本身以及直接、间接互动关系的发生与发展都被社会这一复杂的集合体所包围，“在场”于社会，同时受到各种不同社会因素的影响与不同程度的制约。

可以认为，绿色音乐系统、文化系统、大众传媒系统之间，各子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联系主要通过媒介系统来进行，并形成一种特定的绿色音乐媒介传播模式。

绿色音乐所蕴含的生态价值体现和生态功能发挥，都必须经过大众媒介的选择、议程设置再传递、扩散，经过社会的接受、抵抗、反馈以及与文化的冲突、融合，并在这一模式中循环往复。

（三）噪音
大众传播学中，噪音在通常意义上是指任何非属信息来源原义而加之于其信号的附加物。

噪音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增加了被传信息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信息误差的产生。

在绿色音乐与媒介传播的互动模式中，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噪音，制约着二者形成理想的净化模式；而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媒介传播文化的失范与传承功能的失位。

让·博德里拉曾宣称，“没有进入传媒的现实就不是现实”，现如今媒介在消费社会的规训力量作用之下，配合商业与娱乐在当代奇观社会中的相互勾结，产生了一种“娱乐经济”。

绿色音乐的媒介传播也似乎脱离了本身的跑道，整体倾向于大众化、流行化、西方化；同时，传统音乐艺术精神、民族文化之魂与原生态音乐缺失，在“文化工业”的转向中造成艺术创作与传承的历史断裂。

如米兰·昆德拉所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了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

”
2.社会主体缺乏明确的生态意识。

目前，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思维形成尚在起步，整体倾向于一种生态意识淡漠。

首先，社会公众生态意识不足且缺乏生态艺术鉴赏力，受众对绿色音乐的整体接受程度仍较低。

其次，传播主体媒介素养偏低且生态传播实践力不强。

传媒以绿色音乐为主题的甚少，音乐娱乐元素盛行。

再次，音乐创作主体的生态理念不足且创造力偏弱。

在“观演分离”的今天，音乐词曲创作者部分缺乏民众基础，缺少生态理念和民族音乐之魂；部分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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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一种生态审美艺术意识和艺术美感。

3.绿色音乐及媒介的技术化脱节。

一方面，绿色音乐的创作技术方面，音乐的内容创作技术在表面的新奇、装饰、个性化背后则是风格、旋律、曲式等音乐元素的标准化与世俗化。

后期制作如阿多诺所言，“精良的录音制作设备完全抹去了它演奏状态的生动性，我们再也看不见劳动者的痕迹，看不见创作者的激情”。

另一方面，传播媒介技术方面，媒体内容表现上，对绿色音乐的选择少、品味低；相关新闻报道数量不多且报道模式化；媒介传播技术上，依然无法达到普遍性、完全人格化的传播状态，离三网融合的正式实现也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三净化模式实现的关键：除噪
（一）强化主体的生态认同感
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切利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

因此如果我们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的革命”。

1.生态传播价值体系的重建。

首先，重拾传统审美精神与文化精髓，制止文化的异化，形成一种以绿色音乐—生态文化为重要文化组成之一的社会机制；实现价值理念的单一工具理性到多元主义的转变。

其次，重新认识并确立更适合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媒介传播范式，全方位提升社会主体的媒介素养，始终坚持以社会效应为主，坚持“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坚持绿色音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传承与传播。

再次，提升生态审美艺术哲学意义，把握生态美学的三大定律，在审美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耦合共进中，促进绿色音乐表现的逐步递进。

同时，从整个文化产业链上进行消费观念的绿色化转变。

2.确立以生态为主的创作、传播内容理念。

以创作者而言，“生态危机的现实促使作家和学者发出自的声音，在自己所擅长的创作或研究领域探索地球生态和人类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出路”[7]。

绿色音乐的创作者是绿色音乐传播的起点，完成一种向理性生态人的转变，则必须从内心深爱自然，抛却世俗的经济中心观念，在艺术的高度、绿色的深度上发展。

同时，这种创作的转变又必须顺应时局与潮流，我们既需要高雅的愉悦，也需要流行的娱乐，需要“百花齐放”的灿烂而非“一统江山”。

而绿色音乐的传播者则是中枢，正是有了他们，绿色音乐才能够真正地流动起来。

新媒介文化人应形成深绿的生态意识，寻求生态化体认的诗意境界，从绿色音乐的生态传播，从传播环境的生态化，发挥媒介人的亲和力，创造“双赢”的传播内容格局。

（二）升级技术，变革格局
正如阿什德所谓技术逻辑的技术统治，绿色音乐社会效应的全面实现同样离不开创作技术的多样化发展，离不开媒介技术的优化与升级，离不开媒介传播范式的生态化变革。

1.绿色音乐创作技术多样化发展。

绿色音乐从“胸有成竹”到物化，基本上都需经过音乐本体作曲技术和音乐制作技术的双重应用。

而成为真正的经典，都必须在创作技术上做好文章。

作曲方面，将结构音乐的各种有机化材料进行有机结合与加工。

既要追求形式结构的自然和谐，也要不断丰富、多样化；既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艺术审美和精神感受需求，也要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

制作方面，加强对音乐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升级。

既要利用现代科技保存好绿色音乐传统原貌，又要强化绿色音乐的音效、质感。

同时，加强音乐存储的数字化和接收终端的高质化、便捷化，并在音乐版权保护与网络营销支持的双重支撑下完善电子唱片的发行与传播。

2.以数字化推进媒介人格化。

一方面，加速大众媒介尤其新媒介技术的优化升级。

以传统媒体而言，加强对各类系统技术的研究和改进，强化绿色音乐信息传播的效率与质量。

以新媒介而言，升级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开放多媒体数据库，加速网络的无线化、移动化，推进手机等移动数字网络终端的发展，实现搜索引擎个性化、智能化、垂直专业化发展。

另一方面，促进多媒介的融合和传媒的人性化。

整体通过网络整合其他各种媒介形态，单个媒体整合为体系化传媒，形成绿色音乐的跨平台战略传播，从而呈现终端扩大化、渠道多样化、阅听自由化的媒介景象。

同时，加速传播方式的交互化，全方位实现绿色音乐的多重感官延伸。

参考文献：
[1]高力,田秋霞.中国绿色音乐的媒介传播现状初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8).
[2]许正林.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大众媒介角色[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2).
[3][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3.
[4][英]泰勒.原始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5]庞朴.东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讲演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6]周宪.《文化与传播译丛》总序[A].周宪.审美的现代性批判[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校：张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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