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_中国报告文学奠基者

《晋阳学刊》1999年第1期

梁启超:中国报告文学奠基者

丁晓原

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江苏苏州　215006

提　要:晚清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期。此时期的梁启超以其新闻

事业家、政治家(政论家)、学问家(文学家)的独特角色组合,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奠基者,扮

演着“开文章之新体”的文体实验师的角色。

关键词:梁启超　报告文学　奠基者

文章编号:1000—2987(1999)01—0087—92

一

梁启超(1873～1929)的时代,是一个能够产生、并且已经产生报告文学的时代。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每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1]梁启超之有为于报告文学,首先是因为他正好与“匆忙而多变化”的近代社会相遇合。他所处的时代,正孕育着报告文学。近代为报告文学的萌生创造了条件。报告文学的发生是由多种“合力”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其最直接的条件是近代新闻业的长足发展和与之伴生的新闻意识的日益自觉。

新闻是报告文学的母体。塞尔维亚报告文学研究者T・巴克有言:“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是报纸。”[2]中国虽然有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但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新闻却较为滞后。到19世纪,追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外国商人、教会、传教士等创办了对华的大量中外文报刊。据约略统计,19世纪百年间,这类报刊有200种左右[3]。西学东渐,风气为开。此间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主要是一些受过新学影响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者,也开始自办具有大众传播意义的近代新闻业。为其先者有黄平甫、伍廷芳主持的《中外新报》,而近代早期报刊中最具影响者是由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1874年创办)。王韬随从英国人理雅各游历西洋两年多,是中国最早创办报刊印刷企业的一位实业家兼报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有自办报刊2000余种。1918年10月4日,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组织———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宣告成立。

新闻业的长足发展,刺激与之相依相生的新闻意识的日渐自觉。所谓新闻意识,除了

新闻本体运作中应求真、务实、趋新、从速外,其主要点还在于新闻作为信息载体的传播意识新闻主体参与社会管理、干预现实的“介入意识”等。承林则徐所托,魏源编纂《海国图志》50卷,其间辑录外国新闻纸,旨在“知己知彼,可款可战”,他以为“匪证奚方,就医瞑眩?[4]新闻之用在于可通信息,是医“瞑眩”之疾的良方。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导人洪仁,在其《资政新篇》中明确倡议设新闻馆,以为“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物价是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以行其教也……”洪仁在这里首次比较具体地确认了新闻所具的诸种功能。此外,近代一些有识之士还对新闻作有专门的论述。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设《日报》篇,以为“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谭嗣同于1896年作《报章文体说》,被学者视为“成了狂飙突进的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中‘时务报章文体’的理论基石。”[5]社会对新闻的看重,促进了近代新闻的发展。

近世新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本身也得到了优化。从内容上看,由早期主要刊载教会活动、商务活动等信息,逐渐多刊载政治、社会、国际等新闻,报刊的信息负载量明显增大;从体式上看,由单一简讯式的报道,渐次变由对新闻人物、新闻事件作深度的报道,并且有评析时事的新闻评论,新闻的品种渐多。与之相应,表达的方式,也由梗概式的直叙,逐渐变为对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使新闻作品融事、理、情、形于一体,有效地增强了新闻的可读性。同时语言也由文言转至文白相间以至以白话为主,有利于新闻在大众中的广为传播。这些都从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为报告文学的萌生创造了文体自身的条件。

报告文学别解为报告(新闻)之有文学者。作为这一文体要素的文学,并不是外在的附加之物,而实是由报告者内在的文学素养而造就。从近代新闻从业者的构成看,著名的报人几乎无一不是禀具良好文学素养的硕学之士。《循环日报》主办者王韬是秀才出身,近代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生20岁中举,21岁成进士。进士及第的康有为更是一代学问渊博的大家。这一些文学之士从事新闻,自然有一种文学的质素渗入其间,自然也就渐生出一种新闻之有文学的别异文体。这里的“自然”表明其时的报告文学只是处于自发的原生状态,对于作者而言,他们也尚无自觉的报告文学的文体意识,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初具体式的报告文学已开始萌生了。梁启超生逢其时,并且也正是他以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推进着中国报告文学的萌生。

二

梁启超是近代最重要的新闻事业家。他一生与新闻有不解之缘。22岁协助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23岁主笔《时务报》,25岁在日本主办《清议报》,29岁再办《新民丛报》。梁启超主编或参与其事的报刊有十数种之多,他以报人自称,说:“鄙人二十年来因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6]梁君超所办的报刊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气候与大众的精神生活。他曾说:“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二十年来学子报》、

之思想,颇蒙其影响……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

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7]梁氏所言不无自鸣得意,然而却是实在的情形。“诗界革命”首领黄遵宪也有极言称扬梁启超的报章文才:“《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8]

梁启超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基础在于他确立了写作旨在传播的新思想。他曾说:“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9]这种“应于时势”意在流布的写作观念是颇合现代新闻本旨的。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新闻,它是一种面向大众,传播社会信息的媒体。广泛的传播性是其显见的特征与功能。梁启超的新闻传播观念包含着“去塞求通”的社会政治理想。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10]中分析了新闻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他指出,近代中国数十年积弱受辱在于’上下不通”,“内外不通”,因此“去塞求通”是强国安邦的要务。而新闻之业就是“去塞求通”的要道。对此梁启超作有详解:“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之也。”梁启超将新闻喻之为“耳目喉舌”,形象地揭示了新闻对于信息传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梁启超不仅从宏观上明确新闻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从具体运作的角度给出了新闻本体的特性及其规范。这种特性与规范得之于新闻的实践,因而对其具有理论的指导价值。又因为报告文学与新闻有着亲缘关系,所以它们也适用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梁启超既总提“报章之良”的标准有四:“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11]又分别就新闻评论与新闻纪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认为评论应该“公、要、周、适”,报道则当“博、速、确、直、正”[12]。于本世纪初始期,时人对新闻的写作规范尚少有详论,而梁启超论之且论析具体而微而颇得识见,这反映了梁启超对新闻作有细致的观察和较为深入的研究。报告文学是新闻纪事的衍生物。梁启超就新闻纪事提出的写作要义,实际上涉及了后人所论报告文学文体品格的若干重要的方面,因此弥足珍视。梁启超论道:“纪事,以博为主,务期材料丰富,使读者不出户知天下。纪事,以速为主,各处访事员,凡遇要事,必以电达,务供阅者先睹为快。纪事,以确为主,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若为访函一时失实者,必更正之。纪事,以直为主,凡事关大局者,必忠实报闻,天所隐讳。纪事,以正为主,凡攻讦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概严屏绝,以全报馆之德义。“新闻,包括报告文学,其内存主体是信息。新闻或报告文学就是关于社会信息的报道。这种报道讲求信息量,这就要求新闻作品“以博为主,务求材料丰富”,以满足受众接受新闻时对信息量的期待。而新闻载播的信息又必须是新鲜的(求“速”)、真实的(求“确”务“直”)和公正的(求“正”)。梁启超提出的新闻报道当“博、速、确、直、正”的要求,这既揭示了新闻文体特殊的文体职能,又解析了新闻“新闻性”的基本内涵。这种揭示与解析是颇为精当的,这反映了梁启超对新闻已开始具有早熟而自觉的文体意识。言其“早熟”,是因为在世纪之初一般的新闻人尚未具有比较明晰而具体的新闻意识称其“自觉”,是因为梁启超的新闻文体意识是建立在对新闻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