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欧、亚民族大迁徙

第一章亚、欧大陆民族大迁徙
参考文献：
1．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2．《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

3．杨邦兴《日耳曼人大迁徙》，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林悟殊《古代日耳曼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5．马世力主编《世界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朱寰、马克垚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思考问题（6个）：
1．简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往的形式及其后果。

2．试析古代社会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融合。

3．简述匈奴西迁的经过及影响。

4．简述公元前后亚、欧大陆民族大迁徙的原因。

5．试析民族大迁徙对亚洲文明的影响。

6．试析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意义。

第一节文明的冲突与交往农耕文化1
农耕文化2
一农耕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
人类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在纵向和横向两个不同维度上发展，它们不是彼此割裂、分别进行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

“所谓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

所谓横向发展，是指生活在各地区的人类的活动，由相互闭塞到逐步联系，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最终走向整体、统一的历史进程。

”[1]人类自使用新石器引发农业革命起，开始了由食物采集者和猎取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过程。

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不同，人类或由采集进而种植谷物，开始农业耕作；或由狩猎进而驯养动物，开始游牧生活。

一般看来，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大河流域率先出现农业文明。

大约从8 000～7 000 BC起，形成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文明区域即农耕世界。

其中，在西亚、东亚和东南亚、中美、南美等地先后形成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业文明的中心。

如在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类通过栽培野生的麦类，使当地成为培育、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在东亚黄河流域出现了以培植谷类为主的原始农耕，而长江流域和东南亚及印度恒河一带的原始农耕，则以培植水稻为特色。

此外，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和南美洲的秘鲁，也分别发展起以种植玉米为特色的农业中心。

考古学证明，在原始的农耕中心形成之后，农业生产技术就开始缓慢地向其他适宜农耕的地区扩展。

如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麦类种植，就向东西两翼分别扩展：东北到伊朗北部、阿富汗一带；东南到俾路支及印度河流域；向西进入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再深入中欧、南欧和东欧地区。

中国和东南亚培育的小米、水稻，中美、南美培育的玉米，也逐步向各自周围地区扩散。

在经历了数千年的缓慢发展后，到了上古时代晚期，亚欧大陆的文明区域由最初围绕大河流域出现的一些孤立据点，已经发展为一个东起亚洲的日本、朝鲜，经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到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和小亚细亚，再接东南欧、东欧、中欧、西欧，直到不列颠的广阔的农耕世界。

由于作物培植对土壤质地的特殊要求，农耕世界的人类逐渐定居下来。

定居农业的出现，使得生产的增长率有了较大提高，也使人类自身的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增长。

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和人类自身生产即人口生产的增长，使农业文明区域的人类社会纵向发展的能力和速度大大提高。

丰饶的食物、众多的人口，使更多的人民可以从事农耕以外的活动，如手工制造、金属开采和冶炼、开凿河渠、土木建筑、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等。

但是，定居农业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农耕世界各个部分彼此之间缺乏经常的联系，处于一种相对闭塞的状态。

二游牧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
[1]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总序言；马世力主编《世界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游牧世界1 游牧世界2
在农耕世界的北方，存在着另一种适宜于人类游牧、半游牧的广大区域。

这里雨水较少，地域广阔。

到了春季，皑皑的冬雪融化之后，滋润着丘陵、平原和草地。

一到夏天，花草茂盛，游牧地区就成为动物的生存与繁衍的理想之地。

于是，在东起西伯利亚、蒙古草原，经中亚细亚、黑海、咸海和高加索，直至黑海北岸的喀尔巴阡山麓，水草丰美、适于畜牧的草原地带，形成了一个大体与农耕世界南北平行的游牧世界。

北方的游牧世界，由于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民族众多，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

有的是在大漠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纯游牧部落，有的则已开始半牧半农，并逐步转向定居生活的部族。

从总体而论，游牧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农耕世界。

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畜牧业生产，零星散布的农业尚不占重要地位。

以金属冶炼和制造技艺为主要内容的手工业生产虽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其总体水平仍无法与南方的农耕地区相比。

由于物质资料生产水平相对低下，游牧民族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对缓慢，而且经常依靠对农耕世界的掳掠以补充其匮乏的物质资料来源。

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游牧世界，其社会分工和社会阶级分化也相对滞缓，原始的社会组织牢固地存在。

至公元前夕，游牧世界各族社会发展还大都处于部落联盟时代，基本上还没有形成文明更高阶段的国家。

有的民族虽因斗争的需要组成了国家，但它们仍带有浓厚的氏族残余。

在世界历史发展上，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影响比较大的游牧民族主要有喜克索斯人、匈奴人、日耳曼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月氏人等。

经营粗放是游牧世界各民族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

在大漠草原放牧畜群，各游牧民族随季节变化逐水草迁徙。

而作为生产资料的天然牧场，其资源相当有限，只能承载一定数量的牲畜和人口，如遇人口过量增长，或自然灾害的侵袭，某些游牧部落便难以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

除了尚武好战外，这也是导致游牧世界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两个世界人类文明的交融
南方农耕，北方游牧，是人类早期自发形成的最主要的社会生产大分工形式。

南北两个世界虽然都有各自的主要生产形式和主导产品，可以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但无法满足生产与生活的全部需求。

一方面，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农耕世界为例，生息繁衍在这里的各农业民族，经常在牲畜、皮革、毛类、乳肉制品及战马等方面要仰赖游牧世界。

另一方面，游牧世界虽然有的地区也兼事农业，但其主要生产部门为畜牧业，手工业更是微乎其微，这样，游牧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主要就得靠从农耕世界输入。

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这种因自发分工而形成的经济的互补性，随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而更加凸显，彼此之间的交换与交往通过多种手段逐渐发展起来。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经济文化的交流”，[2]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成为农耕、游牧两个世界关系的主流。

农耕世界先进的农产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输往游牧世界，随之南方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也传到北方，这不仅使游牧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而且促进了北方民族游牧文明的全方位发展。

游牧世界的牲畜、皮革、毛类、乳肉制品以及战马、乐舞等也经常输入农耕世界，同样丰富了农耕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

长期以来，在双方接壤之地，来自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世界的广大民众，以日常交换、商队贸易等方式进行着广泛的民间交流。

有时，双方的国家政权也会介入其中，甚至成为彼此交流的主角。

无论是民间自发的还是官方组织的，物质交换和人员交往对于两个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与和平友好并存，也时常发生两个世界之间的互相敌对、彼此侵略[2]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上卷第195页。

和征服。

北方游牧民族或因人口过量增长，或遇自然灾害严重侵袭，在其内部斗争加剧的情况下，为寻找新的生活资源，便向外侵袭扩张。

尤其是当这些游牧民族强大之时，便不断向富庶的南部进攻，屠杀人民，劫掠财物，虏获工匠。

游牧世界具有一个农耕世界无法与之比拟的特点，这就是它的流动性较高的机动能力。

在军事上，这个特点非常重要。

有了这个特点，机动性强的少数就能制胜安土重迁的农耕世界的多数。

自从战车和马匹进入历史之后，游牧世界的各部族本来就已具有的机动性，更成倍地得到增强。

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往使农耕世界的文明先进的国家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

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农耕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国力进行防御建设。

秦汉中国在北方兴建的长城，罗马帝国在多瑙河、莱茵河之间，及不列颠中部所修筑的边墙，都是出自于这种战略的考虑。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关系，不仅表现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和征服，同时也有农耕世界对游牧世界的入侵和征服。

农耕世界的国家和民族，则往往以上国或优秀民族自居，蔑视周边的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称其为“蛮夷”。

文明大国一旦富强，就以绥靖边疆为由，以武力掠取、征服游牧民族的土地，或置“藩属”，或抚其民为“同盟者”，征收贡赋，实行长期统治。

公元前后，东方的秦汉帝国就曾对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进行广泛的经略，西方的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对亚、非、欧广大地区也进行过大规模的征服战争。

这类劫掠与反劫掠、征服与反征服，往往在两个世界各民族间引发广泛的、经久不衰的战争。

但这些暴力冲撞也是人类接触与交往的一种方式。

两个世界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不断交往的结果，打破了彼此间的闭塞状态，扩大了人类的文明区域。

先进的农耕民族对落后的游牧地区的经略和征服，使文明区域的周边地带逐步地被纳入到文明社会体系之中；在条件具备时，落后的游牧民族则以暴力手段冲入农耕世界，而后以定居或建立新王朝统治的方式，融入文明体系之中。

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人类全球化过程是从古代社会两个世界的交融开始的。

公元前后数百年间，这种情形在东西方都曾多次出现。

例如，秦汉时期中国对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经略，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对亚、欧、非广大地区的征服，都使这些地区逐步进入文明社会。

再如，AD 1世纪中叶，中亚的大月氏贵霜部攻灭大夏王国，联合吐火罗人，形成庞大的、具有高度经济文化水准的贵霜帝国。

这个帝国的版图北起花剌子模，南抵印度半岛的文迪亚山，是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并定居以后建立的具有高度经济文化的文明古国。

4世纪东亚北方的诸多游牧部落，在与两汉帝国的反复冲突之后，利用汉末、魏晋之际的内乱，攻入中原，建立起诸多国家政权，即“五胡十六国”也是游牧民族在农耕世界建立的国家。

总之，亚欧大陆上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既相互交往，又彼此渗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打破了闭塞的局面，促进了不同民族和文明的汇合，开始了人类全球化过程。

第二节亚、欧民族大迁徙
一、亚洲东部的游牧民族
3 BC世纪末～AD 3世纪初，亚洲东部大部地区隶属中国的秦、汉帝国的版图。

中国的中、南部为汉族和其他农业民族的聚居地，北部草原、沙漠地带则是各游牧民族生息活动之地。

在北方游牧世界，包括许多民族在内的鞑靼族称霸一方，他们被称为“胡人”或“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1]，其中的匈奴人（Huns）影响最大。

正是这个游牧民族的发展和游动，导致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亚欧大陆民族大迁徙。

在公元前后数世纪内，亚洲东部的民族大迁徙几乎都与匈奴民族的活动有关。

东胡在匈奴东部，中国春秋时期称其为山戎，战国后统称东胡，语言为蒙古语族的一支，
[1]古代中原民族称西方异族为“胡”，北方异族为“狄”、东方异族为“夷”、南方异族为“蛮”。

葱岭一带即是“胡”地，葱就原产于此。

葱以、胡瓜、胡椒、胡萝卜、胡琴等都是从葱岭东传来的。

即后来的鲜卑语。

东胡原驻牧于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汉初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其中一支退居大兴安岭的乌桓山，故称乌桓；另一支退居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山，故称鲜卑。

北走的鲜卑，初因乌桓阻隔，未能与汉朝联系；后来势力日渐强盛，匈奴西迁后，其尽占匈奴之地。

匈奴的西部是月氏和乌孙。

月氏人和乌孙人居于“敦煌、祁连间”[2]，乌孙人大体上分布于肃州（酒泉）以西至敦煌之间；月氏人大体上分布于肃州以东至张掖之间。

在月氏人的南部为另一游牧民族羌人，在乌孙的西北为塞人。

在匈奴北部为丁令和坚昆。

丁令又作丁零或丁灵，春秋战国时分布在贝加尔湖地区西至阿尔泰山以北。

公元前后，东部丁令曾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西部丁令则游牧于额尔齐斯河至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均属匈奴统治。

后来联合乌桓、鲜卑等族夹击匈奴，迫使北匈奴西迁。

坚昆，又作隔昆、结骨或居勿，属突厥部落之一，西汉初受匈奴统治。

1 BC世纪70年代，乘匈奴势衰，脱离其控制，移居叶尼塞河上游，创立叶尼塞文字。

匈奴西迁后，势力有所发展，但至AD 3～4世纪又处于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

中国北方诸游牧民族中，势力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匈奴。

据文献资料推算，汉初匈奴强盛时人口约有200万，后来由于内争和分裂，有所减少，但也不少于150万。

我国史书中对匈奴有大量记载，春秋时称他们戎或狄，战国以后始称匈奴或胡人，秦汉以后才逐渐统称为匈奴。

匈奴人原兴起于黄河河套地区以及阴山一带，后来不断南下侵略。

秦统一六国后，曾派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并筑万里长城以阻匈奴的骚扰。

西汉初年，匈奴发展至鼎盛，控制范围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形成囊括大漠南北、蒙古草原的强大国家。

据司马迁记载，匈奴人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产，牲畜有马、牛、羊、骆驼等。

在和汉族交往的过程中，某些部落发展了农业。

另外也出现了手工业，如铁制武器、生产工具、制乳、制陶等行业，但多数手工业品仍靠和汉族互市获取。

在和汉族的贸易中，匈奴主要输出马匹及其他牲畜。

匈奴帝国
和汉族的频繁交往，不仅丰富了匈奴的物质生活，而且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3 BC世纪，匈奴人在早已存在氏族、部落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了部落联盟，并产生了总头领—单于。

“单”是匈奴语“大”的意思，“于”是部落联盟的首领。

部落是部落联盟的基本单位，一个部落多达3 000~4 000人。

部落的基层单位是“帐”，相当于农业居民的户。

[2]参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

一家老小同住一个帐篷，约5至6口人，是为一帐。

私有财产已经出现，俘虏不再被杀死，而是当作奴隶在生产和服务中使用。

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匈奴社会分裂成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社会集团。

各集团财富的多少、地位的尊卑差别十分悬殊。

平民从事生产劳动和服兵役，有的平民也蓄养奴隶。

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匈奴的扩张性和掠夺性更加强化，他们以暴力夺取财富和掠夺人口为荣。

[1]
长期以来，匈奴是中原的北方边患，燕、赵、秦三国不得不在北方分别修筑长城，进行抵御。

匈奴与中原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就有匈奴人与燕、赵、秦三国交往的记载。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连接和扩展三国长城，建起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并派蒙恬率军防御匈奴。

209 BC，匈奴太子冒顿在一次围猎中用鸣镝射杀老单于头曼，自立为撑犁孤涂单于，即天子之子之意，习称冒顿单于。

随后他对不肯听命的王亲贵族、同胞兄弟和幕僚大臣悉数诛戮，以确立新单于的统治地位。

秦汉之交，冒顿利用楚汉相争，竭力向外扩张，成为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一股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

206 BC，冒顿单于举兵突然攻击东胡，以报东胡利用匈奴宫廷内争，占领匈奴东部土地之仇。

东胡无备，全军溃走，人口财货多被掳掠，东胡部落联盟随之分裂，被迫北徙，退至大兴安岭一带。

长期游牧于河西走廊地区的月氏和乌孙的迁徙，也是由于匈奴的攻击而造成的。

3 BC世纪，月氏是游牧民族中比较强大的一支，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

当时匈奴势力较弱，依附于月氏，头曼单于将其长子冒顿送到月氏作人质，受尽凌辱。

后冒顿在匈奴进攻月氏时逃回匈奴，登位后不断进攻月氏，以复前仇。

177～176 BC ，终于打败月氏，迫使月氏西迁。

在此之前不久，月氏曾战败其西邻乌孙，乌孙首领难兜靡被杀，牧地被占，部民四散。

这样，月氏西迁的道路就打开了，被匈奴战败后，遂率部西迁，首先到达天山北伊犁河上游地区驻牧。

后乌孙王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收罗乌孙部将和散民，并取得了匈奴的支援，139～129 BC西击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骨为饮器，并夺占伊犁河流域。

月氏只得再次西迁，过大宛（今锡尔河中游费尔干纳盆地），占据阿姆河北岸之地。

少数未曾西迁的月氏人，留在河西走廊，与祁连山地区的羌族融合。

习惯上把西迁的月氏称“大月氏”，留在祁连山的残部称“小月氏”。

1 BC世纪初，大月氏南下征服阿姆河以南的大夏（巴特克里亚），统治此地200余年的希腊人被迫迁到兴都库什山以南。

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

约AD 1世纪初，大月氏五部落翕侯（酋长）之一的贵霜部翕侯邱就却（约AD 16～65年）消灭其他翕侯，统一月氏，并联合大夏的吐火罗人，共同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

秦王朝灭亡后，匈奴乘机渡过黄河，进入河套以南地区，对新建的西汉政权构成重大威胁。

汉初与匈奴交兵，屡战屡败。

200 BC，汉高祖亲自率军抵御匈奴，被冒顿单于率领的40万精兵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七天，后采用陈平所施“重贿单于后宫”之计，方得解围。

此后六七十年间，汉王朝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图安宁，但匈奴并未停止对中原北方地区的骚扰。

至汉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开始对匈奴进行反击。

133～119 BC，汉将卫青、霍去病屡败匈奴，深入其境1 000余公里，收复被占领土，巩固了北部边防。

与此同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大宛、乌孙等，夹击匈奴，以断其右臂。

又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割断匈奴与羌族的交通。

匈奴在强大汉军的打击下屡屡败北，受奴役的少数民族乘机摆脱其控制，匈奴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又不断加剧。

匈奴统治集团内外交困，内讧不已，最终分裂为南、北两部。

51 BC，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

北匈奴郅支单于被迫西迁，36 BC被西域汉将所杀。

在汉的帮助下，呼韩邪单于统一整个匈奴诸部。

后来汉元帝以宫人王嫱（王昭君）嫁于呼韩邪单于，从此保持了汉匈两族较长一段时间的宁静。

北方的游牧民族的盛衰在当时是由草原的茂盛情况所决定的，一旦发生蝗灾或是旱灾，则只有迁徙或是掠夺。

AD 46，蝗旱两灾并至，草木皆没，人畜饥瘦。

此时，匈奴遭到乌桓
[1]参见《史记·匈奴传》。

的乘机进攻，被迫向北迁徙。

AD 48年，匈奴爆发内讧，再次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投降汉朝，北匈奴与汉朝对立。

在得到东汉光武帝的允许下，南匈奴入居塞内，分布于山西、陕西北部和内蒙西部地区，与汉人混居杂处。

他们逐渐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转向农耕，实行分居。

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因原归附的鲜卑、丁零等族的反抗，又受南匈奴多次攻击，其势力大为削弱。

AD 73，东汉派遣窦固等分四路反击北匈奴，深入其腹地。

AD 87，鲜卑进攻匈奴，斩北单于后，大掠而返。

其时，北匈奴四面受敌，遂于AD 91离开漠北，向西迁徙。

二、秦汉之际的匈奴人西迁
西迁的北匈奴人数不多，约20余万人，仅占总人口的约1／4，其余大部约60余万人仍留居漠北。

西迁的北匈奴人首先奔向西北，进入乌孙之地，在乌孙西北的悦般地区（位于天山西北至伊犁河下游地区）停了下来。

AD 105和AD 106，北单于曾派遣使臣到汉朝请求和亲，汉帝未予答复，从此北匈奴便与汉朝失去了联系。

北匈奴西迁之后，北方的鲜卑人崛起，他们也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影响较大的一支。

鲜卑人原居住在鲜卑山，2世纪初时归附于匈奴人。

北匈奴西迁和南匈奴南迁后，鲜卑人势力日渐强盛，他们乘虚而起，占领漠北匈奴故地。

2世纪中叶，在首领檀石槐的领导下，鲜卑人建立空前强大的部落联盟，东起辽东、西至敦煌，拥有精兵10万之众，不断攻掠东汉边地。

已处末年的东汉，国势衰微，难以抗衡。

檀石槐死后，鲜卑人联盟瓦解，但仍是漠北一大势力，并在后来的南迁中他们扮演了主要角色。

北匈奴受鲜卑的威胁，被迫于2世纪中叶放弃驻牧70年的悦般地区，西走康居。

此次迁徙因征途险阻，只选精壮善战者前往，老弱仍留悦般旧地，他们后为柔然所并，并融入其中。

康居位于中亚细亚锡尔河流域，与占据阿姆河流域大夏的大月氏人为邻。

迁居康居的北匈奴在此停留了一个世纪左右，至3世纪中叶，可能因受到贵霜帝国和康居民众的联合攻击，又被迫迁往粟特。

北匈奴在粟特停留也将近一个世纪，约于4世纪中叶（约350年左右）再次西迁至东欧顿河流域。

此时，占有东欧黑海北岸和西亚一带的主要是阿兰人[1]。

进入欧洲的匈奴，首先进攻阿兰人，两军激战于顿河之上。

阿兰人战败，国王被杀，国土被征服。

部分阿兰人逃散，大部并入匈奴，成为“同盟者”。

4世纪中叶后，欧洲历史学家才有关于匈奴人的记载。

他们所说的匈奴人，就是北匈奴的后代。

汤普逊认为，从人种方面来说，匈奴人属于鞑靼族；从社会方面来说，他们是野蛮人；从经济方面来说，他们是游牧民族[2]。

匈奴的西迁不仅席卷中亚，而且深入欧洲腹地，受到匈奴西迁压力的其他游牧、半游牧部族，先后涌入亚欧大陆农耕世界，开创了亚欧大陆历史的新局面。

三、3至5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
从公元3世纪起，在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强烈吸引下，居住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五胡”不断向南迁徙。

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大兵源等原因，也往往强制他们迁居内地。

至3世纪末，内迁的南匈奴大部分集中在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匈奴羌渠的后裔羯胡已由西域迁居山西东部武乡一带（西晋上党郡）；鲜卑已分为东部鲜卑与西部鲜卑，东部鲜卑迁至辽西地区，西部鲜卑则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原居青海和甘肃一带的氐族和羌族，部分迁入甘肃东部和陕西境内，部分南下四川。

到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乌桓等族人口达40多万，迁入关中的氐、羌族人口达50多万，几乎占关中人口半数。

内迁各族的上层统治者，利用西晋内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其部族武装为基础，相继起兵反晋，建立割据政权。

从4世纪初至5世纪中叶，北方“五胡”在中原地区先
[1]阿兰人是斯基泰人（西徐亚人）的一支，因境内有阿兰山而得名。

[2]〈美〉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