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幽默”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黑色幽默”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黑色幽默”文学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与当时美国矛盾重重的社会历史分不开的。美国在50年代侵朝战争失败后，又发动侵越战争。到了60年代，侵越战争升级，美军伤亡惨重。这种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政策，引起了国内广大人民的不满，全国各地反战运动高涨，使整个国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同样发生在香港也不是偶然的，香港长期被殖民，多少也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从上世纪到21世纪，黑色幽默电影就层出不穷，包括最近上映的《家有僵尸少爷》，香港的编剧导演们从未停止过追求黑色幽默的探讨。说回美国，由于长期种族歧视，美国黑人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杀害。饱受欺凌的黑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权而奋起反抗，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一浪高一浪。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加深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危机。美国在外交和军事方面节节失利，国际上热核战争的威胁使美国人民深感不安。加上美国物质文明日益发展而精神文明危机日显，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进一步变成了机器的奴隶，人的异化现象严重。许多人物质生活虽然富裕，精神生活却愈来愈贫乏空虚。人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丧失了个性和自我。人的内心象大旱之后的田野，成了枯燥的、寂寞的、缺乏生机的荒原。美国学者奥尔德曼说：“荒原人的特点是神经过敏的浅薄卑劣，肉体和精神都十分衰弱，缺乏创造性，没有热爱和渴求的能力，以及充满恐惧的愿望。他们……疏远一切，毫无目的，厌倦人世，飘忽不定；他们渴求逃脱，盼望死亡。他们沉溺于重商主义和物质主义；他们生活空虚、虚伪、没有意义。他们相当迟钝呆滞，在社会准则全面瓦解的情况下，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奥尔德曼《越过荒原·序》）当时的美国，内外交困，问题成堆，社会上邪恶势力横行，社会风气败坏。整个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统治阶级关于自由、平等、正义、爱国的谎言被戳穿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了，许多人对真理产生了怀疑。置身这种社会环境的知识分子们心烦意乱，无所适从，四顾茫然。感到世界是荒谬的，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失望、愤懑、悲观、痛苦。这种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反映在创作中，就形成了“黑色幽默”文学。

“黑色幽默”文学形成的理论基础，是现代主义反理性的种种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弗洛伊德主义早在战前就传入了美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理性认识的贬抑，在二次大战后，加深了美国知识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怀疑和否定。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和“艺术即做梦”的说法，使“黑色幽默”作家获得了理论上和表现手法上的新武器。柏格森关于“心理时间”的说法，促使“黑色幽默”小说家大胆破除传统小说以时间先后为序的叙述方法，而采用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颠倒、彼此渗透的结构。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自由选择”、“他人即地狱”等观点在美国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特别拥有市场。它不但促成了美国的存在主义，还成为“黑色幽默”的主要思想理论基础。“黑色幽默”作家大都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小说中那些光怪陆离、艰涩难懂的寓意，基本上脱胎于存在主义哲学。在他们看来，宇宙和人类的存在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人类的处境总是冷酷而荒谬的，无论是自然、社会，还是人类本身，都在迫使人失去自己的本性，因而，人由于始终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而带有孤独、焦虑、痛苦、迷惘和恐惧感。存在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诺曼·梅勒在他著名的《白色黑人》中宣称：“社会是谋杀者”，“对人的信仰已经消失了”，人类接受的唯一命运就是“死亡”，“不是由原子弹造成的立即死亡，就是由作为一个集中世界的国家造成的较快的死亡，要不就是对内压制人的一切创造和反抗本能的那种顺从性所造成的慢性死亡！”这种思想来源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却又超出了存在主义，这正是“黑色幽默”文学的精髓。

“黑色幽默”文学在60年代初兴起后，很快就厕身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重要的文学流派的行列。它之所以能得到社会的重视，除了它深刻的思想内蕴和审美价值以外，还表现为它在创作手法上的独到之处。综合起来，具有如下艺术特色。

第一，特殊的幽默风格。“黑色幽默”和传统文学中的幽默不同。在西方传统文学中，一般来说，悲剧和喜剧的区分是很分明的。喜剧讽刺反面人物的丑恶和畸形，悲剧表现正面英雄的痛苦和不幸。但“黑色幽默”文学打破了这种界限，悲剧的内容采取了喜剧的艺术处理手法，痛苦和不幸也成了开玩笑的对象。即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这就给传统幽默的美学形式引进了一个新因素：认为痛苦是可笑的，对不幸采取嘲笑的态度。

“黑色幽默”的嘲笑讽刺表现得很含蓄，带有寓言性质。作家并不明确作出道德、政治的评价，而是让读者从这些冷隽的幽默和喜剧形式的笑声中，领悟出某种含蓄的寓意来。作家们不拘泥于传统的描写现实的手法，他们总是用放大镜、哈哈镜来看待世界、反映世界，采取无限夸大的笔法来表现客观事物，因而使其扩大、变形，促使那些阴暗、丑恶的东西更突出，更可憎，更可笑。尽管作家抱着冷眼旁观和不加评判的态度，然而读者却能在寻思和回味中悟出其中的深刻的寓意。

第二，“反英雄”式的人物。这些反英雄形象怀疑和否定一切传统价值，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又有一定的追求。这些人物常常嘲笑自己所尊重的，破坏自己所建树的，否定自己所肯定的，抗议自己所接受的，例如冯尼格特《第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毕利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物；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主人公尤索林是一个卑微猥琐的怕死鬼，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奥尔德曼认为，这些人是“被迫扮演小丑的角色。”产生这类病态的畸形的人物的土壤是病态的畸形的社会。

第三，“反小说”的叙事结构法。传统小说采用“讲故事”叙述法，一般都有完整的故事结构，叙事有头有尾，情节发展要符合内在的逻辑关系。而“黑色幽默”文学则彻底地抛弃了“讲故事”的老一套，改用暗示、烘托、对比、比喻、象征等手法，创造了一种“戏剧性”的新方法。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夸大人物内心世界的广袤无垠；它不再受时空的制约，可以超越社会、超越道德、超越习俗、超越理念。小说既无结构可言，也无完整的故事情节，当然也就没有严密的结构。这就明显地表明了这类小说在结构上的几个特点：它常常是采用“时间旅行手法”，打破时空观念常规。冯尼格特的《第五号屠场》就是“时间旅行手法”的样板，小说中的人物的活动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奇特交错，瞬息万变。乍看扑朔迷离，眼花缭乱，令人摸不清头绪。其实这是一种叠式和多层次齐头并进的特殊结构，它对故事情节的迅速展开和深化主题都是有用的。

结构上的再一个特点是以强化和重复代替变迁和发展。一般在传统小说里，事件的起因、发展和结局说得清清楚楚，而在“黑色幽默”小说里则不然。它不是按照事理常规做交代，而是作品中的人物情节颠倒。例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描写一个人死了又活，活了又死。这在传统文学里是不曾见到也不允许的。而在“黑色幽默”小说中则比比皆是。这正如冯尼格特所说：“让他人给混乱的秩序，我则给秩序以混乱。”传统的作家能驾驭广阔的社会画面，把千万件杂乱的事顺理得有条不紊，形成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有“秩序”的文章。“黑色幽默”作家则恰恰相反，他们本末倒置，“给秩序以混乱”，把幽默滑稽的东西和崇高严肃的东西，喜剧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完全新型的文体结构。

第四，特殊的题材。为了与“黑色幽默”整体的主旨合拍，作家们在选材上也与传统的小说不同。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科技领域里发掘题材。“黑色幽默”作家大都是大学里的教师，他们有着渊博的知识，喜欢把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概念引进文学作品。如：品钦笔下的“万有引力之虹”就是导弹发射的轨迹；冯尼格特在《猫的摇篮》里认为斗争来自“动力紧张关系”，在《冠军的早餐》中认为斗争来自头脑中有害的化学物质。

最后，“黑色幽默”作家喜欢选择意义不明，摇摆不定，似梦似醒，似大彻大悟又似隔雾看花的特殊场面。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都以二次大战为背景，但作者意图并不在写一部“战争小说”，不在真心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想以此给人以启迪，让人们从这些小说中看到当代社会的弱肉强食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