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中的民族化问题

艺术创作中的民族化问题

孙伟科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艺术学系北京100027）

[摘要] 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必然带来人们对于文化和艺术创作发展趋势的关注，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文化和艺术的命运：是否文化和艺术也将像工业产品和经济规则那样具有世界的普遍性而没有了民族的特殊性，即文化与艺术创作将取消其自身固有的民族性？这样，对艺术创作提出民族化的命题，就成为必然。那么，什么样的艺术创作才是民族化的？如何实现民族化？民族风格与个性风格的关系问题，就成为我们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艺术创作；民族化；个性化

一、民族化问题的提出

民族化问题的提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世界文学的出现；二是民族文化与民族艺术的创作受到了挑战。

世界文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携带着欧洲文化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入地渗透的产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与商品的流散，伴随着黄金与白银向西方国家的流入与汇聚，他们输出的却是西方文化。由此，与资本主义民族相结合的文化也成为强势文化，被殖民民族被迫接受西方的“文化馈赠”——我们可以理一理那些被称为是世界文学的作品，是不是都来自于西方？又有几部东方的艺术作品被称为是世界文学？显然，在被殖民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这种被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服饰、文字、礼仪、节日、癖好的痛苦记忆。

当然，这不是说接受西方文化与观念完全和自始至终是被动的和不情愿的。东方国家为了免于民族灭亡，首先是向西方学习技术和兴办产业，以便富国强兵、坚船利炮，但是这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在这个学习的起步阶段，他们就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老师的教训”，就是到了产业上和西方国家接近的水平，依然是在殖民战争中、对抗中屡战屡败。于是，在“事事不如人”的民族自卑心理中，东方人不得不向西方人学习政治、伦理和国家管理，从技术层次到管理层次再到观念层次，从而自发地要求从物质到精神彻头彻尾地“西方化”。

资本主义民族不仅击垮了东方的民族国家，也俘获了不屈的民族自信心。

资本主义生产，使文化交流突破了地域、语言、民族、时代、国度的种种障蔽，通过霸权，使强势文化（强势文化是靠强势经济、强势军队获得逻辑认同的）居高临下，使东方民族对之顶礼膜拜。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文学艺术似乎也找到了“世界标准”。本民族的文化在西方丑化和自我丑化的双重压力下，丧失了自信心。向“世界标准”看齐，不知不觉中，本民族的文化与艺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当这些成为既成事实的时候，东方民族惊呼：我们的民

[1]（P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卷，第55页。

族如何实现身份的自我认同？在与西方的多重交流中，无法融入和不准融入的双重无奈，使东方民族重又回到民族文化中寻找自我身份的确认与自信。

向“世界标准”看齐，带来了文学艺术的“欧化”倾向，其表现为：一是大量引进西方艺术形式，抛弃传统形式；二是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与审美要求被弃置不顾；三是由于它们是移植的所以根基不稳。最重要的表现是脱离群众、脱离大众。我国的三、四十年代，这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于是，人们提出了“民族形式与民族化”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上述矛盾更加尖锐。西方经济依然是强势经济，西方文化依然是强势文化。这种情况的表现是：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产业充当着世界文化生产的领头羊的角色，攫取着全世界范围内的最大文化利润，一方面是经济运行规则与体制对于这种生产模式和利润获取的保护。

情形稍有改变的是：西方的文化策略发生了改变，即发生了从丑化异族文化到保护异族文化的改变，他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正在于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单一文化所蕴涵的价值的彰显依赖于多种文化的存在与多种价值观的渗透。但是，这种改变依然来自于西方立场：他们只是感到文化雷同化的世界更是可怕的才采取这一立场的。正是这种西方立场的原因，东方文化又面临着被神奇化、迷彩化的倾向和危险。“在西方话语中心看来，东方的贫弱只是验证西方强大的工具。与西方对立的东方文化视角的设定，是一种霸权文化的产物，是对西方理性文化的补充。在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如气功、八卦、迷信、风土、民俗充满异国情调，这正是西方人所没有而感兴趣的。于是这种被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的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给东方，使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利结构，从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2]（P428~429）

二、民族化与艺术的审美价值

1.民族化成为一种价值标准

如果要将民族性与世界性当作是一个理论课题来研究的话，那么就不能不讨论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一，究竟是先有民族性还是先有世界性？或者说，何者是本源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不证自明的。既然民族性在先，那么对于世界性追求还有什么意义？是的，世界各国对于文化生产、艺术生产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国界，它要求我们再也不能闭门造车了。我们创作的作品不仅要对本民族、本国的接受者有意义，而且还要对世界各民族、各国有意义。我们不能设想，在当今时代，在我国被认为是杰作的作品，但是在其他民族、别国看来，简直不能理解、不可理喻；第二，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凡是被命名为经典和“世界文学”的作家作品，首先他是属于一个民族的。歌德、布莱希特属于现代德国民族，普希金、契诃夫属于现代俄罗斯民族，之后，他们才是属于世界的。换而言之，没有被本民族所认可的文学、戏剧，是不可能被世界所接受的。没有民族特点，在当今世界背景下也就意味着创作的雷同化，所以，鲁迅曾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后来这一说法演变成为“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

关于二者的关系，还是别林斯基说得深刻：“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3]（P93）

为了避免对民族化的错误认识，有必要对于“伪民族化”进行罗列：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见《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