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梭人的婚姻家庭形态与农业生态的关系——以永宁八珠村为例

摩梭人的婚姻家庭形态与农业生态的关系——以永宁八珠村为例
在农村社区中，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消费单位，在进行生产劳动和一系列消费活动过程中，必然对社区周围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因此。

这一过程也是村民以家庭为单位同社区生态环境发生关系的过程．但是，不同类型的家庭所进行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过程及结果都不一样，对社区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一样。

本文试图以丽江地区永宁乡八珠村为例探讨不同的婚姻家庭类
型与农业生态环境的关系。

八珠村西距永宁乡政府约6，9公里，东南距泸沽湖16．8公里，是永宁乡泥鳅行政村辖下的一个自然村。

八珠村东与则波自然村和格姆女神山——狮子山相邻，西与打波自然村相毗连，南面靠金处山，北面是耕田。

在历史上，曾有数位八珠村人进入土司统治系统担任伙头。

管辖一个至几个毗连的自然
村，因此。

八珠有“头人村”之称。

此外，八珠村还负责为历代土司办理一切重大节
庆活动，因此，也被称为土司府的“歌舞团”。

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村子，八珠村至今仍较为完整地保存着摩梭人的
母系大家庭和阿夏婚姻。

同时，村中杂居的少量汉族、彝族、普米族家庭使我们能对不同民族的婚姻家庭形态与农业生态的关系
进行比较研究。

八珠村共有72户家庭，397人，其中摩梭人40户，242人；普米族16户，77人；汉族16户，76人；彝族、傈僳族各1人。

在242名摩梭人中，有婚史人数134人，其中有7人为异居婚，占有婚史人数的53％；43人
为同居婚，占有婚史人数的32％；20人为
一夫一妻制，占有婚史人数的15％。

村中汉族的婚姻形式主要是一夫一妻制。

在全村76名汉族中，有婚史人数35人，其中30人为一夫一妻制，占有婚史人数的86％；4人为异居婚，占有婚史人数的11％；1人
为同居婚，占有婚史人数的2．896。

村中普米族也有同汉族相似的情况．全村77名普米族中，41人有婚史，其中有6人为异居婚，占有婚史人数的14．6％；5人为同居婚，占有婚史人数的73．2％。

显然，由于长期与摩梭人杂居，汉族、普米族的婚姻形态也受到了摩梭人的影响。

从家庭形态方面看，在40户摩梭家庭中，保持着摩梭人独特家庭形态的家庭有33户，占摩梭家庭总数的82．5％，其中26户为母系大家庭，6户为双系家庭，另外7户为父系家庭，1户为独户。

16户普米族家庭，16户汉族家庭则全部为父系家庭。

摩梭人独特的婚姻形式“保留了若干的群
婚实例和血缘婚残迹，与典型的对偶婚也不一样，显然还处于初期对偶婚阶段。

”汉族、普米族的婚姻形式属于专偶制婚姻．即一夫一妻的婚姻形式。

摩梭人的母系大家庭是一种联合家庭类型。

“即由(父)母和多个已婚子女甚至包括已婚的孙女组成的大家庭”
汉族、普米族的一夫一妻家庭基本上是扩展家庭或是核心家庭。

这两种不同的婚姻家庭形式对社区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力资源的合理安排；薪柴与森林及生态；土地占用与土地资源合理使用；森林管护等四个方面。

1、人口数量的控制及人力资源的合理安排。

人类是生态运动的能动参与者，但过多的人口只会破坏人口、资源、生态三者之间的平衡运动。

控制人口，将人口数控制在该社区的生态、资源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同时合理安排使用现有的人力资源是保证该社区内
的居民能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前提条件。

就摩梭人而盲，独特的婚姻家庭形态使摩梭人在人口数量控制，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方面比同村的汉族、普米族都表现出更多的合理性．
从控制人口数量方面看：1970年八珠村摩梭人共30户，计210人。

(5）到2001年1月，全村摩梭人有40户，共242人。

年平均人
口自然增长率为o．474％；而普米族、汉族人口增长比较快，1970年普米族有7户，计47人，后来由于儿女结婚分家，先后由原来7户普米族家庭中分出了9户普米族家庭。

到2001年1月，全村有普米家庭16户，计77人，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6％。

汉族和普米族相似，1970年，全村汉族有9户。

计45人。

由于不断分家，到2001年1月，全村有汉族16户，计76人，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76％。

造成摩梭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1)子女共有观念对人们生育行为的遏制。

在母系大家庭中，各姐妹团结友爱，共同生活在一起。

她们的孩子由姐妹共同抚养，视为姐妹共同的儿女，不会产生只有亲生的才是自己的后代的意识。

所以即使是小孕妇女。

只要姐妹中有人生养孩子，也就等于自己生养了孩子，自己不一定再要生养一个自己的孩子。

(2)独特的家庭结构对人们生育行为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