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城乡分割建立全国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中国信息报/2005年/01月/12日/

打破城乡分割建立全国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孙志强专家都阳

13亿人口日的到来,使我国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凸显。业内专家认为,流动人口、老龄人口即将进入高峰期,劳动力人口剧增给充分就业增添了明显压力。其中,尚待转移的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如何认识我国的劳动力迁移?如何顺利实现我国的劳动力转移?本报记者采访了我国人口与劳动经济学专家都阳先生。

记者: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我们面临哪些问题?

都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虽然中国已步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未来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人口仍将以每年800至1000万的速度递增,预计2032年左右达到约14.7亿的峰值。中国现已进入为期10年的劳动力高峰期。在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这一时期就业压力巨大。

同时,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明显增加,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农村劳动力中还有1/3可能转移出来,成为流动人口。对于如此庞大的流动人群,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也是当务之急。需要社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在政策、制度方面加以调整,提供多种服务,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记者:如何认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流动?

都阳: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流动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现阶段的中国具有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双重特征,劳动力的流动也就更为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集权经济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相应地压制了城市化水平,因此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改革以前体制扭曲的矫正。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使城市地区产生了不断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并成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认识,在社会各界和各个时期都不尽相同。但其变化过程,反映了我们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受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影响,有些人对农民进城的现象不以为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以及由于对在一些国家出现的“城市病”的恐惧,“离土不离乡”曾经被奉为独特的中国城市化模式。到了90年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涌动的民工潮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已经得到政策制订者的充分重视,例如,2004年初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充分强调了农村劳动力在增加农民收入过程中的作用。劳动力流动不仅是伴随经济发展必然发生的规律性现象,而且会由于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特殊艰巨性而长期存在。它不仅具有一般的发展效应,而且是解决多年累积的“三农”问题的根本举措。

记者:那么,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经济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都阳: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实施的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1997年至2000年调查农户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

重,由18.1%上升至23.6%。根据另一项统计调查推算,2002年中国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9400万人,比上年的8961万人增加约470万人,全年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就业的人数比上年增长5.24%。尽管这些调查的口径和范围不尽相同,调查方法和结果也有略差异,但却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迁移数量巨大并逐年增加的事实。从农民的收入构成看,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已经成为农户收入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同时,劳动力流动也成为解决农村贫困的重要途径。贫困地区的农村与全国的其他农村地区一样,劳动力流动同样呈现出快速增加的趋势。根据《中国农村贫困调查课题组》所做的两轮农户抽样调查,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比例由1997年的19.9%上升到2000年的25%,涉及的家庭更是由1997年的39.9%上升至51.1%。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收入业已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并进而成为脱贫的最重要的手段。

记者:就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迁移问题而言,哪些人、什么样的家庭构成了迁移的主要群体?

都阳:通过对一些农户调查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年轻、未婚和男性的劳动力是迁移的主要群体:

首先,男性在迁移劳动力中仍然占多数,不仅表现为男性劳动力的迁移数量要大大高于女性劳动力,还体现为数量的增长也更快。这一特点在各年龄段和各个教育水平上的劳动力都有所体现。

其次,从各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迁移情况看,接受初中教育的劳动力的迁移比例最高。有人认为,有更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当地也会获得很好的就业机会,因而倾向于在本地从事非农工作。不过,我们同时也发现,受初中以上教育的劳动力的迁移比例在2000年有了显著上升,这似乎表明异地非农就业的重要性相对于本地就业而言也在增加。因此,即便是更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迁移的方式获得就业机会。

第三,通过对劳动力的分年龄分析,我们发现,36岁以上年龄组的劳动力的迁移比例也有显著上升。这也与迁移就业的相对重要性上升有关。一般认为,这一年龄组的劳动力往往是家庭中农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对农业活动在家庭收入的重要性也给予更高的主观评价。因此,这一部分劳动力的迁移比例上升,实际上显示了迁移就业相对于农业活动的重要性仍然在逐渐增加。

记者:劳动力迁移对于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增长,实际产生了多大的作用?

都阳:我们可以根据农户调查的分析结果来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比较迁移家庭和非迁移家庭的情况。从总体上看,迁移家庭的禀赋条件更为优越,如家庭中最高受教育年限,迁移家庭为8.1年,非迁移家庭为6.4年。家庭中劳动力个数,迁移家庭平均为2.8个,非迁移家庭平均为2.4个。而收入及其构成情况则更能反映两者的差异。迁移家庭的人均收入为1067元,其中43.6%来自于迁移收入的转移,非迁移家庭的年人均收入为698元,由此可见,迁移家庭的人均收入要显著高于非迁移家庭。

其次,我们比较一下迁移家庭中,迁移人口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福利关系。如前所述,迁移人口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实际上属于不同的消费群体。他们的福利应该分开予以比较。在收入转移前,2000年迁移人口的人均收入为2907元,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为602元。二者之间的差距甚大。如果以当年农村贫困线来计算,迁移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为17.5%,而后者的贫困发生率为67.1%。在迁移收入转移之后,迁移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为1928元,而其他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增加到1067元。贫困发生率也有显著下降。可见,迁移对于缓解农村贫困的确有显著的作用。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衡量迁移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时,使用的是农村的贫困线,如果我们根据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来衡量迁移人口的贫困水平,那么贫困发生率将会显著提高。

此外,能否通过迁移行为改善贫困家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