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2013 群众路线专题

回到群众中去[1]为人民服务，简简单单的五个大字，承载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感，焕发着共产党人的生命力。

历史告诉未来：植根人民，是我们特有的政治优势；现实警醒人们：脱离群众，是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

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今天的社会大众，利益结构在分化，权益诉求在增强，自主发展、自由流动、自我组织的空间在扩展。

却有一些党员干部，无视现实，不恩进取，群众观念在淡化，奢靡之风在蔓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的现象在滋生。

网络不时曝光问题官员的“放大效应”，一再引发干部队伍的“形象冲击”。

社会转型中的干群关系，正经历严峻的挑战。

看一看群众眼里的不少官员是什么形象：整天忙忙碌碌，却又高高在上。

一是跑上面多，跑饭局多，跑基层少。

上面有项目审批，有政策倾斜，有转移支付，自然要全力公关，跑部钱进。

饭局上有客商投资，有领导接待，有圈子营造，君不闻“一晚八顿饭，回家还要煮面条”？身体毕竟不是铁打的，还有多少精力去跑基层呢？二是说官话易，说洋话易，说白话难。

讲真话需要良知，有风险，讲新话需要思想，又不会，讲白话需要生活，不深入。

既然如此，官话、套话、空话便百说不厌，言不由衷，奈何？现在干部的学历文凭也高，出国考察也多，遇有外商投资，简单的外语随口也能说上几句，这也是知识化国际化的进步。

可是，久而久之，不会说群众听得懂的话，跟他们拉不了家常，心思也就很难再贴到一起。

三是与领导亲，与老板亲，与群众远。

领导决定自己工作的评价，仕途的升迁，老板影响自己的政绩，经济的数字，哪一方面都含糊不得。

对基层的老百姓呢？也就显得越来越冷漠、疏远了。

于是，干群关系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许多矛盾也在不知不觉中生成、积累。

一边是维护稳定的任务越来越重，一边是越级上访的人员不曾停息，而且其中的许多问题日积月累，利益纠缠一时也很难理清。

于是，上访和截访，成了一个矛盾的螺旋。

一边是经济发展需要征地拆迁，一边是群众不满被动上楼刨坟，尽管工业化城镇化声势逼人，但老百姓更为看重的还是一家一户的日常生计。

一边是批评群众思想落后，送出“刁民”称谓，一边是诘难干部部违法违规，生出“仇官”心态。

错位化的利益冲突加上情绪性的话语表达，损害了应有的鱼水关系。

由此，政府的公信力一再受到社会的拷问。

每有社会矛盾、突发事件，政府的声音发出，首先遭遇的常常是舆论不分青红皂白的质疑。

这里确实有一个走出负面思维的问题。

但是，转换一下视角，为什么群众通过正常性渠道反映问题常常被一再漠视甚至压制，而一旦发出网帖往往就能得到特别关注？是真心解决群众问题还是只为爱惜羽毛？为什么群众采取正常性上访常常被一再推脱，而一旦矛盾激化往往就无政策底线的予取予求？这种“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套路是什么导向？这种集中公共资源过度倾斜的模式可否批量复制？显然，各级干部对群众心态的变化，也当深刻反思其中的症结。

密切联系群众，传承优良作风，我们不可须臾松懈。

同时也要看到作风深层的问题，还当审视、矫正一些领导干部的行政思维、施政心态和执政理念。

毋庸置疑，当下各级干部的主流，其精神风貌是奋发激昂的，其工作状态是拼命奉献的，其发展思路是改革开放的。

但也应清醒看到，有一些不良倾向在抬头：或奉行实用主义，理想信念淡了，道德境界低了，更讲究物质生活的享受，沉溺个人利益的诉求；或特权心态膨胀，将手中的权力资源据为私有，视为身份的特殊象征，变为利益的设租寻租，用于子女的拼爹游戏：或取向短期行为，热心形象工程，炮制花样文章，陷身击鼓传花，只图任内政绩的一时光鲜，不管平台负债的压力山大，自有后任背负；不管企业污染的隐患深重，自有社会消化；不管发展资源的枯竭红线，自有子孙承受。

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身边的群众，看待手中的权力？我们总是习惯于单向度地想着去代表群众的利益，去推动群众的发展，去提升群众的觉悟。

其实，按照群众路线和政治文明的标准去衡量，我们还当转换思维，转变观念，充分尊重群众的自主权利，真诚呼应群众的喜怒哀乐，努力契合群众的意愿需求。

再响亮的鼓呼，再有力的动员，如果依赖的仅仅是领导的一厢情愿和政府的行政强势，也难以保证赢得群众自觉的认同和普遍的响应。

更何况，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项发展决策都是科学的，每一种利益调控都是公正的。

这方面的教训很多，需要我们认真汲取。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人民群众的正确选择，是共产党人权力来源的历史根基；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是共产党人民主政治的现代表达。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执政的政治伦理：人民的支持人民的拥戴，是共产党人执政的合法正当：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幸福价值无上，是共产党人执政的永恒信念。

我们从群众中来，还要回到群众中去。

向发展自由要活力[1]让发展自由，让经济阔步前行如何遏制经济风险的积累，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助力经济转型的启程？这是当下政府和民众都在着力求解的发展难题。

从发展自由的视角看去，我们或许能够找到求解难题新的着力点。

一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揭示的，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重要途径。

自由是秩序的基础，也是发展的真谛。

发展自由，追求的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自由，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自由。

深化发展自由，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根基，是实现发展转型的战略支点，是加快改革进程的价值指向。

显然，简单重复以往强力刺激政策的套路，演绎过去政府投资拉动的故事，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甚至还会生发更大的难题。

深化发展自由，在改革的突破中，充分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活力，释放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积蓄经济转型的深厚潜力，当是我们的正确抉择。

保障公民自由流动的权利，是发展自由本质的政治表述。

公民生活权利的扩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就是最生动的诠释和最深刻的启示。

不同的人群，纷纷从土地的依附中、从乡村的封闭中、从单位的围城中、从体制的缝隙中解放出来。

流动生成机会，流动解放梦想，流动改变命运。

如何持续释放自由流动的蓬勃活力？户籍制度和社会排斥，是必须打破的瓶颈。

中国农民硬是靠自己的肩膀扛开了城市的大门，挤进了另一个世界。

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实现期盼中的市民化，还难以全面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合法权益。

这最后一公里走得那么艰难。

而且，为了城市的形象提升和产业升级，一些地方实施“行政性腾笼”，清理低端产业；推进“城中村改造”，推高生活成本；设置“高门槛准入”，鼓励投资性技术性移民，限制低收入者低技能者。

大量进城农民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最充沛的干劲和最灿烂的憧憬，都奉献给了城市，在“制度性歧视”和“政策性挑选”中，却无法在城市找到驻足的位置，无法逃脱被城市剥离的命运。

其实，一个城市强制性的行政选择，不仅妨碍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而且不利于城市的产业生态和社会和谐。

提升底层自由选择的能力，是发展自由深层的社会内涵。

阿玛蒂亚·森把能力看做发展自由的关键，自由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能力。

发展不是资本的垄断，而是全民的权利。

发展指向的不仅是效率和利益的提高，更为根本的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和分享，是底层人群的选择能力和社会机会。

关注贫困人群、弱势群体，就应努力帮助他们培育、积累、开发发展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贫困地区的阴影依然令我们触目惊心，扶贫攻坚的工程也远没有画上句号。

还有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差距、财产所得差距及其背后的权利保障差距，亟待去加速消解。

加大教育投入，求解教育公平，实现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均等化，还需要加快脚步。

近年来为什么“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地方再度抬头？一个重要缘由是城乡教育资源失衡导致不公平竞争，青年人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高考不再被农村学生视为改变命运的途径。

底层人群的社会资本尤其稀缺。

在原子化、陌生化、泡沫化的警醒中，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去逐步发育多元、健康的专业合作和社会组织，引导普通民众在自主发展的起点上，在契约社会的选择中，在多元利益的协调中，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进程？还需有新的破题和深的推进。

拓展企业自由竞争的空间，是发展自由张扬的市场根基。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它所意味的，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经营的自由竞争和普通民众的自由创新。

显然，简政放权，解决政府对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是当前改革的紧迫课题，这就是国务院领导提出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政府主导型经济中的“错装”现象，已经成为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行政审批中的过多过滥，转移支付中的跑部钱进，政府投资中的浪费低效，财政补贴中的无度倾斜，资源垄断中的公平遮蔽，权力干预中的寻租腐败，已经到了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整治的时候。

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同时，也应看到另一种现象：有不少企业已经形成对地方保护的成长依赖，形成与政府倾斜的畸形互动。

它们无视财富伦理，罔顾市场法则，拿准一些地方政府形象偏好和政绩导向的“软肋”，更多地在借助权力之手享受“低价圈地”的“政策优惠”，更多地以产业包装套取“产业扶持”的“投机效益”。

一边是官员曲意逢迎，亦步亦趋，一边是资本强势登陆，予取予求。

听一听无锡尚德的警钟为谁敲响，看一看新余赛维的危机怎样化解，我们就可略窥其中的奥秘。

从经济增长走向经济发展，从经济转型推进社会转型，从经济自由深化发展自由，我们在改革的前行中应有更开阔的思路和更执著的定力。

戒奢何难戒奢是一个老大难。

尤其在这些年来的官场，严控楼堂馆所，整肃“三公消费”，治理公务接待，一波接着一波，但是，成效如何？马路边的，车轮下的，舌尖上的，奢靡浪费现象仍在蔓延，享乐腐败花样不断翻新，中央有令难行，民众怨声连连。

官场戒奢难，难在哪里？何处求解？首先，这是在拷问每一个施政者的底线伦理。

权力是什么？对共产党人、各级干部来说，它传递着责任和使命，意味着奋斗和奉献。

“为人民服务”，这简洁鲜明的五个大字，就是他们应当始终不渝的施政伦理和道德底线。

可是，如今在不少官员眼里，权力是有其附加值和含金量的。

它已经成了一种特殊的待遇和地位，一种身份的证明和炫耀。

于是，他们恬然地享受着，贪婪地争取着，努力地攀比着。

于是，我们看到不少地方的行政大楼，竟相向星级宾馆看齐，一些宽敞的办公室还要带上休息室、卫生间；不少官员的工作用车一味追求规格，向下属企业私营老板借用豪车竟成一种时尚；不少官场的迎来送往热闹非凡，层层相陪前呼后拥，铺张浪费一掷千金。

试问，这些干部的施政伦理究竟落到了何处？道德底线究竟划到了哪里？我们经常讲“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老百姓最爱听的。

可是，他们看重的，不仅是你怎么宣示，而且是你怎么践行。

当媒体报道我国每年餐桌浪费多达2000多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我们能不为之霍然警醒？当舆论给出一边是公款吃喝之风日甚一日一边是贫困人群一年到头难识几回肉味的巨大反差，我们能不为之怦然心惊？当百姓满腔气愤发出诘问：“一些干部上班时候醉醺醺的，怎么让我们信任？”我们能不为之幡然自省？其次，还得延伸官场奢靡浪费之风的源头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