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梁启超的《新民说》在其一生的学术思想中占了很大的份量，研究梁启超的《新民说》必须从两个阶段来深入，第一阶段：1902～1903年，趨向于革命道路。第二阶段：1903年访美归来之后，他不再持激进、破坏的观点，而趋向于改良道路。分析了梁启超从激烈走向保守的调适思想，也从中看出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

标签：梁启超；新民说；调适思想；革命道路；改良道路

1关于《新民说》的思想来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民说》是梁启超反思戊戌变法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晶，是梁启超在对比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其理论基础是严复所介绍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但在《新民说》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和理论基础的具体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本文认为，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应该是以下两个因素的结合：

第一个因素：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新民”思想贯穿梁启超思想的始终，“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中国文化重视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直观理性主义倾向是孕育新民理论萌生和形成的主要文化传统”，梁启超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和中国固有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原则有选择地移植过来，充当了如何“新民”的思想素材。

第二个因素：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近代民族主义对国际竞争，以及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不仅是梁启超强调新民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化方案的选择”，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是抵御外辱的有效手段，而全体国民资格的具备是民族主义实现的前提。

梁启超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对近代民族主义和国民性的深入了解，这也为他日后思想的调适作下了铺垫。

2梁启超思想的调适

关于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本文试两个方面解释：

(1)从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来看，不难看出，梁启超从激进走向保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整体来说，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似乎处于思想的十字路口，在政治改革与文化修改的方法上，则主张渐进改良，并肯定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有许多的连续性，他主张“新学输入，古义调和”、“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又主张“淬厉与采补并重”在他自美返回之后，力主以“祖宗遗传固有这旧道德”维系社会。

(2)旅美期间，梁启超痛心地宣称“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梁启超向往独立自由，并以此启蒙民众，现实情况是自由独立可以摧毁旧制度、旧秩序和传统观念，继之而来的却是失去约束后的“人纵其私”和“荡然无纪”。他认为自由独立好虽好，但中西国情有巨大差异，对目前的中国如同一剂猛药，“欧美自由之风潮。卷地淘天，绝太平洋而震撼亚洲，忧时爱国之士，知此固医国之圣药，而防腐之神剂也，于是攘臂奋起，日揭橥独立自主之义奔走呼号于国中，务输入欧美立国之精神，以剪拔我国人之奴隶根性?然而烈药之可以起死者，有时亦足以杀人，必调剂使适其宜，然后能全其药之用。”

3从民主共和到开明专制

1903年到1910年，梁启超游美归日后到辛亥革命爆发前这一时期，又从民主共和的主张回归到君主立宪。并提出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开明专制是在反对野蛮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把封建皇帝改造为资产阶级皇帝，利用皇帝在群众中的巨大威望，维持社会平衡与安定，逐步以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代替封建专制政体。对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只适合实行开明专制，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作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认为开明专制最适合以下情形：

(1)当贵族豪强争霸，无视国法和中央权威，妨碍国家统一之时，需要实行开明专制进行统属。

(2)长期处于“不完全的专制”的国家最适合实行开明专制，因为不完全的专制，等于无意识的放任，国家没有强制力，人民就不会守秩序，而且长期处于无意识放任状态下，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必然疏远，不可能参与国家政务，一旦实行君主立宪，赋予他们以参政权，就会不知所措，只有实行开明专制。才能锻炼他们的政治能力。

(3)长期处于“野蛮专制”的国家最适合实行开明专制，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自由行动的范围非常狭小且不正确，所以，人民习惯于谋取个人私利，缺乏公利公益观念，总是用险诈卑劣的手段侵害他人，他们绝没有享受自由的资格，只有实行开明专制才能矫正这种现象。

(4)民智幼稚的国家宜实行开明专制。因为民智幼稚，国家就需要对国事多加干涉。

(5)幅员太大的国家宜实行开明专制，因为幅员广大区域界限分明，难以统一，所以。应用开明专制来进行统一。

(6)种族繁多的国家宜实行开明专制，因为各族人民往往各自为阵，而忽视国家的利益，冲突频仍，易致分裂，所以应用开明专制来融合种族。

清朝光绪年间，以上情形在中国都存在，所以应该实行开明专制。接下来梁

启超又排除了实行共和制和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可能。因为，在共和立宪体制之下，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皇权不复存在，人民必须自行调和相互间的关系，而几千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下的中国人，缺乏自治习惯、公益观念。各营其私，社会平衡一旦被破坏，就决不可能恢复了，最终险象环生国无宁日，只好将国权交给一个强权人物，人人做他的奴隶，于是专制政体再度产生。

再说，共和国民资格的养成也不是指日可待的，而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为经过革命战乱，人民入不敷出，对他们宣传民主思想，他们又如何听得进去呢?既使有超群绝伦的政治家能象非战时那样对民众宣传民主思想，也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的。梁启超对我国国民的民主程度很不乐观：“吾以为今后之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今让数步，五年耶，十年耶，二十年耶，极矣，以十年二十年之学力而谓可以与他人学数百年者有同一之成绩，吾不知其谁欺也。”

中国民智幼稚，有史以来没有产生过完全发达的政党，强行实行共和立宪制就会出现政党政治的畸形化。总之，当时没有实行民主共和的可能。接着梁启超又排除了在中国马上实行君主立宪的可能。他认为，如果实行君主立宪，国务大臣就要对议会负责，而议会就有协赞法律和预算的权力、议院院内的自治权，人民则有选举权；议会还可以质问、弹劾政府，如果议员没有鉴别政治得失的能力，所质问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东西，甚至对一些正当的行为也故意责备，而对于议员干法越权、玩忽职守，反而熟视无睹，不予纠正，政府就会轻视议会，议会就没有神圣性了。另外，选举一定要凭个人的自由意志选举自己想选的人，民主程度幼稚的国民，往往收受贿赂不得已地投自己不愿投的票；选举就是竞争，民主程度幼稚的国民，往往不能用正当的手段来竞争，有时甚至动用武力；议员是代表人民总体意见的，并非代表选举者个人的意见，而民主程度幼稚的国民，往往以私人和地方小局部的利害，责望所选举的议员，如果目的达不到就相怨相仇。中国民众程度幼稚，要想实行君主立宪，“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

从这里可以看到，受外国侵略引起的亡国灭种危机的影响，受清政府因不能成功领导政治改革和抵御外来侵略而权威合法性丧失的影响，梁启超渐进地以开明专制为过渡的宪政改革主张，又发生了波动，一方面，他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认为还是应该渐进以实行开明专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清政府权威合法性丧失，在渐进的改良过程中政绩不佳，阻碍了改良，不能起到救亡图存的作用。所以，梁启超想通过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扩大政治参与，使资产阶级和人民取得一定的权利，自救图存于万一。

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正好符合了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现在，重读《新民说》，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梁启超从革命到改良的调适之路，更好地为社会的发展起引导性作用。